国家翻译治理初探

国家翻译实践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机制,具有悠久的历史实践基础。“以译资治”和“对译施治”构成国家翻译治理的一体两面。本文基于史实和事实,分析翻译的国家治理功能和国家的翻译治理路径,以揭示翻译的治理本质,为完善国家翻译机制、构建国家翻译治理体系、提升国家翻译能力提供历史经验借鉴,为翻译学中国学派的理论构建提供参考。

翻译与治理:中共八大翻译机制探析

国家层面的翻译作为国家对内治理和对外交往的必要机制之一,是塑造党和国家形象的重要话语形式和实践手段。因中国共产党参与世界社会主义治理的意图和新中国建设的政治任务要求而召开的中共八大设立了国内/际语际型翻译机制,成功履行其历史使命。本文透过八大筹备过程,探讨八大翻译机制。研究发现,八大翻译建构了“[中共中央→办公厅]→翻译处→译者”三级组织架构和“高位规划和指导、中位实施和管理、低位执行和操作”的运行机制,并形成主体协作机制和“高度忠诚于党和国家”的伦理规范机制作为翻译的运行保障。从政治议题、会议规格和翻译机制来看,八大翻译是国家翻译在党代会的实践创新,开创了党代会设立国家翻译实践机制的新模式。

国家翻译实践的十种意识——评黄友义著《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

我国翻译已从“翻译世界”转向“翻译中国”。对外译介中国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重要部分,在新时代日益受到重视。资深翻译家黄友义所著的《从“翻译世界”到“翻译中国”》顺应新时代国家翻译实践的需求。该书蕴含十种国家翻译实践意识,是一部融思想性、学理性、实践性于一体的著作,有助于推动中国本土译学理论体系建设,推进国家翻译事业发展,提升国家翻译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