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译著与“翻译的政治”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三大翻译准则,分别代表了翻译活动中的不同权力关系,其中“信”体现了传统翻译活动中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之间的权力支配关系;“达”意味着译者对原文的选择和改写,从而将翻译改造为挪用,体现出一种“思想挪用的政治”;“雅”代表了译者在主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特定权力关系背景下,通过归化策略护存主体语言之纯粹性、主体文化之凝聚力的努力,构成了一种“语言归化的政治”。在近代中国错综复杂的思想、文化、社会背景中,严复译著充分展现出翻译活动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从而成为“翻译的政治”命题的一个颇有价值的研究样本。

翻译的政治与译者伦理思想的彰显——以严复、鲁迅、瞿秋白为例

严复"求同"的伦理思想指导其采用"归化"形式去完成翻译,鲁迅"再现"的伦理思想指导其采取"硬译"、"宁信而不顺"的翻译策略,瞿秋白"忠诚"的翻译伦理思想提倡翻译要用"绝对的白话"。通过对三位译者的翻译风格和翻译策略的分析,证实了翻译的政治对译者的翻译伦理思想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导致译者翻译风格和策略的迥异。

晚清翻译与“翻译的政治”

所谓“翻译的政治”,是指翻译过程中的各种权力关系以及相关的操纵策略。文章选取对晚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严复、梁启超、林纾等三人的翻译,探讨在其翻译活动中体现出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操纵策略,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晚清翻译思想和实践的理解与阐释,同时也为“翻译的政治”理论提供近代中国语境下的例证。

外宣翻译的政治性和灵活性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与全球各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往来日益频繁。外宣工作的地位也随之提升，逐渐成为全球各界人士了解我国的重要窗口。翻译大师沈苏儒指出，外宣工作的最大难点是如何与具有不同体制、文化、风俗以及语言等背景的民众进行有效的沟通与信息传播，从而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进行外宣翻译工作时，应十分重视外宣翻译中的政治因素。在追求“信、达、雅”的同时，在坚持部分直译的基础上，还要把握外宣翻译中的各项因素，并对其进行灵活处理，争取在最大程度上塑造并维护国家的正面形象。

清末民初文学翻译的政治研究

随着翻译文化转向的到来,"翻译的政治"研究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研究扩大了翻译领域的视野。清末政局动荡,社会背景复杂,翻译在"暴力"作用下发生了变形,"翻译的政治"问题凸显。结合斯皮瓦克对"翻译的政治"的定义,从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译者身份与能力、翻译策略五个方面,对清末民初翻译的政治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人们对"翻译的政治"有更深入的了解,进而廓清人们对"翻译的政治"的认识。

翻译的政治与翻译观念的再思考

解构主义的兴起和翻译学的文化转向把翻译研究聚焦在意识形态、权力关系、赞助人等政治范畴。翻译的政治表现在宗教、文学、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领域,政治因素影响到翻译的动机、题材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等方面。从政治和意识形态角度来考察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标准和译者的地位等问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全新的观念。

从翻译的政治权力关系角度看女性主义翻译研究

简要阐释了女性主义翻译研究及翻译的政治两个命题,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女性主义翻译所彰显的企图瓦解二元对立权力关系这-翻译的政治的维度。

从后殖民主义角度看翻译——读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性话语,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纠正了本世纪上半叶的纯文本形式研究的偏颇。斯皮瓦克是后殖民主义理论阵营的一个先锋。本文阐述了她对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的进步性与局限性。

文学翻译的政治——以两位俄罗斯诗人为例

"世界文学出版社"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戏剧处"的命运其实影射着这些在意识形态胁迫下从事翻译的小说家和诗人的命运。所谓翻译的"特权",实质上受到意识形态的严密规控和严格限制,并且随时有吊销收回的可能。

翻译的政治视角下的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的翻译论争一直以来都被简单地归类为"为人生"和"为艺术"的分歧。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了当时文坛及社会的复杂关系,考察论争根由。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

"翻译的政治"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语境下出现的一种问题意识,但"翻译的政治"这一命题是后殖民理论家斯皮瓦克在1993年的《在教学机器外》一书中首次正式提出的。斯皮瓦克提出的"翻译就是阅读,阅读就是翻译","翻译是创造性的叛逆",语言的"三面结构"等重要的翻译理论引人瞩目。

翻译的政治:80年代的那场“西学东渐”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理想性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不仅迎来了经济改革的热潮,而且也经历了思想和价值领域的全面转型。这场转型与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相伴相生,即以对西方理论著作的大规模引进和研究为特征的"翻译热"。

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的伦理指向

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后现代理论的出现标志着翻译的文化转向,其先驱之一斯皮瓦克所提出的"翻译的政治"更是使翻译研究从传统的语言桎梏中走出,步入不同文化碰撞、对话、交融的思考中,一度被消声的"他者"声音和地位也得到了重视。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并揭示其中的蕴含的翻译的伦理指向,即"他者"的伦理,对译者的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翻译的政治视角下的鲁迅及其翻译活动

传统研究一直将鲁迅先生的译作简单地定义为开启民智、惊醒国人。本文从翻译的政治这一全新视角入手,分析鲁迅一生的翻译活动,考察其不同阶段选择外国文学作品的异同及其根由。

从目的论的视角看翻译的政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揭示了翻译不是单纯的技术性行为,而是处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影响下的"传介过程",为了达到特殊目的,因此必不可少地受到政治的影响。文章首先梳理翻译的政治的发展历史,接着结合实例,主要从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赞助人因素、地缘政治与外交手段、女性主义和后殖民语境下的暴力政治等客观因素具体阐述政治对翻译的影响。把目的论和翻译的政治问题结合将会给翻译研究带来一些新观念和新视角。

翻译政治的“三维空间”——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的“翻译的政治”及其他

从翻译的政治研究概况入手,通过对斯皮瓦克“翻译的政治”一文的分析,评价了斯皮瓦克理论上的贡献和不足,从而得出“翻译中的政治因素是影响翻译的主要因素”的结论,以期能对翻译过程起到指导作用,为翻译研究开拓一个新的领域。

晚清翻译与“翻译的政治”

通过选取对晚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严复、梁启超、林纾等三人的翻译,探讨其翻译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各种权力关系和操纵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深化对晚清翻译思想和实践的理解与阐释,也为"翻译的政治"理论提供近代中国语境下的例证。

试论中西语境下的“翻译的政治”研究

中西语境下"翻译的政治"研究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在西方后殖民语境下,"翻译的政治"或者对历史上翻译活动如何塑造他者的文化身份,同时也重构自身的文化身份现象进行描写分析;或者对译者的暴力侵犯和漫不经心的改窜给原作的艺术性和意识形态造成的损害和扭曲进行严厉的批判;或者作为一种文化批评实践。国内的研究则多结合本国的翻译历史展开论述,主要把它作为一个描述性命题,着重分析历史上的翻译事实,而对它作为一种批判工具和批评实践则少有注意。

论翻译与政治

中国传统的译论主要以作者—文本为中心来讨论诸如“信达雅”、“神似说”和“化境论”等问题,“忠实”是翻译的最高标准,是译者的终极追求。这一点与西方传统译论相比并无二致,已成为西方当代文化翻译研究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学者所抨击的主要标靶。事实上,翻译并非是中立的,远离政治、意识形态斗争和利益冲突的纯粹文字转换活动,而是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对另一种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改造、变形与再创作。本文从历时和共时的角度去考察“翻译的政治”问题,披露翻译在两种不同文化碰撞和交融过程中显现或隐含的政治权力关系,认为翻译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社会环境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扩大了翻译研究的学术视野,丰富了翻译理论的内涵。

翻译的政治:80年代的那场“西学东渐”

20世纪80年代无疑是一个极富戏剧性、理想性的历史时期，在这个阶段，中国不仅迎来了经济改革的热潮，而且也经历了思想和价值领域的全面转型。这场转型与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相伴相生，即以对西方理论著作的大规模引进和研究为特征的“翻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