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际转换背景下老一代农民工回退效应研究

在年轻时进城务工、年老返回家乡的“生命周期规律”作用下,老一代农民工正动态、渐次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乡村成为他们新的流入目的地。这一重要变化对农业农村来说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回退的老一代农民工生计模式发生改变,他们在生命历程特定阶段同时面临着养家与养老双重压力;另一方面,作为农村重要人力资本组成,其潜在价值不可小觑,若能积极作为,将产生多重补位效应。基于老一代农民工特殊群体特征,结合乡村发展机遇,建构了“多元去向—发展能力”分析框架,探寻乡村振兴中匹配自身能力的差异化发展空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增强老一代农民工回退效应的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现状研究——基于与老一代农民工、城市青年的比较

文章利用2011年泉州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抽样数据,描述了新生代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现状,并比较分析新老农民工、城市青年三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异同点。统计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旺盛但经济条件和时间条件不足,社会剥夺感不强烈,呈现身份认同感模糊、自卑和低人一等的心态;他们的精神状况比老一代农民工好但差于城市青年;三个群体的精神文化生活满意度表现一致。

在最底层经历历史的人们——路遥笔下的老一代农民形象

路遥对其笔下的任何一个农民形象都不绝对地否定,也不绝对地肯定。他把他们放置在各自的平凡生活中,通过一系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琐事来展现他们的灵魂,特别是展现了老一代农民的坚韧、痛苦、不幸及对土地的眷恋。

老一代农民工的主体策略与身份再生产——基于E地铁工地农民工的考察

通过研究E地铁工地的老一代农民工,发现受制于城乡制度区隔、社会区隔、劳动力市场中的位置、工作场所的劳动关系以及家庭生计维系等多重结构因素,老一代农民工在工作场所采取了生存伦理的日常实践策略,并在行动层面表现出总体服从的特征;而在劳动权益受损时,则发展出以农民工身份作为武器的维权策略,并伴随维权目的的达成而强化对农民工身份的认同。概言之,在多重结构因素约束下,老一代农民工基于当前利益计算的主体策略,在满足其经济诉求的同时,也大大延缓了其身份转变的可能性。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背景下农村老一代农民养老问题探析

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改善民生良性互动、相辅相成的。养老问题一直是我国民生建设的重要内容。当前中国老龄化形势严峻,而农村老一代农民更是面临"劳无所能,老无所养"的双重困境,养老问题愈加严重。为实现我国老一代农民老有所养、颐养天年,在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农村老一代农民的养老问题进行分析,探究该问题解决路径,发挥多元主体的解决参与和合作解决该问题。

老一代农民工养老安全感评价影响因素研究

农民工养老安全感是指其对自身老年生活在经济、生活、情感等方面获得持续支持和稳定保障的确定感与可控制感,主要表现为现状明确、预期风险可控、心理安全三个维度。老一代农民工养老安全感主观评价更容易受到养老保险、工作满意度、受歧视感和公共服务政策帮助感知等心理感受和政策体验的影响。

新老世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差异化比较研究——基于CSS2021数据的分析

以新、老世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制度、社会和心理四个维度构建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指标,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影响两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差异的因素。结果表明,农民工城市融入水平存在代际差异。其中,经济资本是新、老世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差异的最重要影响因素,人力资本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大于老一代农民工,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则对老一代农民工的影响更大。由此,应该从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提升农民工工作技能、培育社会资本和增强农民工对城市的归属感等方面推动农民工加快城市融入,促进城镇化发展。

老一代农民工:返乡之后的生存与发展——基于四川省309位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问卷分析

本文根据四川省309位返乡老一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通过相关统计分析发现:返乡老一代农民工正面临着抗风险能力较弱、生活水平不高等生存困境。这种生存困境并不仅仅是由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后短期收入水平下降引起的经济上的贫困,更重要的是由长期制度缺陷对老一代农民工生存与发展基本能力的剥夺造成的制度贫困。因此,政府需要重新系统审视已有的农民工政策体系,尽快弥补现行体制的制度缺陷,通过完善政策设计给予他们返乡之后新的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不仅是对现行制度的一种帕累托改进,更是对老一代农民工合理权益的历史补偿。

代际转换视角下老一代农民工弱势化趋向及发生机制

当下农民工群体代际转换持续加快、代际边界愈加清晰、代际差异表现显著,新(生代)老(一代)农民工身份标签越来越明显。对于身处农村人、城市外来人和高龄劳动力三重弱势境地的老一代农民工而言,他们或成为目前中国最为弱势的社会群体之一。其弱势化趋向深嵌于个体生命轨迹,并随着生命历程渐次展开而持续累积。生命历程范式框架下,将老一代农民工弱势化特征置于变化着的时空背景过程表达,探源弱势根源趋向,探析积弱机制过程,探讨改善思路方案。研究有利于准确把握新时代农民工主体特征、动态趋向、特殊问题,增进农民工政策调整的前瞻性、主动性、针对性,助力正在老去或“离场”老一代农民工时空重塑。

成都市老一代农民工生命质量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成都市老一代农民工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状况及分布特征,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制定改善老一代农民工健康状况的相关政策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采用应答推动抽样(RDS)方法于2017年6月至2018年6月抽取成都市1980年前出生的非成都市户籍务工人员(老一代农民工)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调查内容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工作情况、经济状况、患病情况、居住环境以及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状况,健康相关生命质量状况采用SF-12量表进行评估。结果共调查老一代农民工1492人。成都市老一代农民工躯体健康总评(physical component summary,PCS)、心理健康总评(mental component summary,MCS)以及健康相关生命质量总分分别为(50.78±7.54)分、(50.67±10.24)分和(101.45±12.34)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大〔标准化回归系数(Sβ)=−0.061,P=0.026〕、文化程度低(Sβ=−0.053,P=0.038)、未婚/离婚/丧偶(Sβ=−0.064,P=0.009)、患有慢性病(Sβ=−0.156,P<0.001)及两周内患病(Sβ=−0.190,P<0.001)是老一代农民工生命质量的不利因素,收入水平高(Sβ=0.069,P=0.013)、目前有固定工作(Sβ=0.126,P<0.001)、已购买养老保险(Sβ=0.055,P=0.027)和居住环境较好(Sβ=0.060,P=0.016)是老一代农民工生命质量的保护因素。结论成都市老一代农民工生命质量状况总体较好。但应重点关注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年收入水平较低、患有慢性病、未婚/离婚/丧偶、目前无工作和未购买养老保险的老一代农民工,并采取措施改善该部分人群的健康状况。

浅析赵树理笔下的老一代农民形象——以“二诸葛”和“三仙姑”为例

赵树理一生致力于关注农民和揭示农民的问题,他所追求的文学道路是采用农村读者所乐于接受的形式,真正反映农民的生活变化,农民的希冀、思想情感与心理。赵树理出身贫苦,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人,他身上没有一点艺术家的架子,常常以质朴农民的形象出现在人们眼中。他全心全意为农民写作,许多作品都向人们展现了华北农村的真实生活,揭露出社会发展与传统思想间的必然矛盾。在赵树理的笔下成功塑造了许多典型的农民形象,本文以赵树理的代表小说《小二黑结婚》为例,对他笔下的几个老一代农民形象进行简单分析。

是回还是留?——“老一代农民工”城乡迁移选择研究

'农民工'是中国改革的践行者,上世纪八十年代,他们背井离乡跟随改革大潮来到百废待兴的城市,用汗水铺下了中国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一砖一瓦地垒起了第一栋摩天大楼……转眼改革开放三十年多过去了,人们看到了一座座拔地而起的现代化都市,却遗忘了这些年逾花甲的老一代农民工。他们的晚年将何处安置,是返乡亦或留在城市?本文即聚焦于这些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老一代农民工,通过对已有文献研究及相关政策规定的梳理,把握农民工群体的现实处境,试图回答这些疑问并为妥善解决农民工出路问题提出可行性意见。

老一代返乡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移接续补偿探究

老一代农民工返乡前在城市打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返乡后由于转移接续的困难和养老保险制度的困境而享受不到城市养老保险待遇,损失了个人利益,应对老一代返乡农民工进行适当的利益补偿,实现社会的公平公正。

新老两代农民工心理契约认知的代际比较研究——以陕西省西安市农民工为例

本研究对西安市新老两代农民工心理契约认知状况进行了调查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新老两代农民工对心理契约的认知存在显著的差异:老一代农民工比较注重组织义务责任和员工义务责任,而新生代农民工除注重组织和员工义务责任外,还强调组织和员工人际责任与组织和员工发展责任的实现;新生代农民的需求层次已经从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向高层次的人际需求和发展需求转变。最后本文提出改善我国当前面临的新生代农民工管理问题的对策。

新老农民工休闲生活的比较研究

本次研究运用问卷调查的科学生活,以芜湖市的农民工为对象,把关注点放在出生于1980年前后的新老农民工休闲生活的比较上,具体涉及到两类人群在休闲时间;休闲观念;休闲类型;休闲满意度等方面的不同之处,进一步探讨芜湖市农民工在休闲方面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对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进行分析,试图从中总结出农民工休闲生活的发展趋势,以获得一些有益的启示。

农民工的社会形象提高了吗?——以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的评价为例

农民工的社会形象关涉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认知与评价,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认同情况。按照社会融入的要求,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形象要优于老一代农民工。用北京市民对两代农民工的评价数据对此予以检验。在北京市民的眼中,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城市文明特质上的得分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有所提高,但其在传统农业文明积极特质上的得分显著下降,并且后者的下降程度远远大于前者的提高程度,这导致北京市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明显低于其对老一代农民工的综合评价。由此可见,相较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总体性社会形象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显著下降。研究结果提示,城市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认同有待提高,农民工的市民化道路仍任重道远。

新生代农民工身心健康状况调研

通过运用自测健康量表对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生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健康状况等方面进行的比较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在生理健康状况、心理健康状况和社会健康状况等各个方面的自测水平都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因此,政府和社会应更加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健康发展,并应成为主要的担当力量。

全球金融风暴下两代农民工的就业出路探析

全球金融风暴后,我国就业市场遭受重大冲击。金融风暴下,农民工呈现不同的就业取向,很多老一代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或务农,而新生代农民工更多地打算留在城市工作。文章在分析两代农民工代际差异与代际转移的基础上,为拓宽农民工就业出路提出了相关建议。

两代农民工就业状况差异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中国人民大学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2018年9月～10月对北京、深圳、武汉农民工就业状况的调研数据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新老农民工的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二,在工作的前5年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更容易发生职业流动;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的平均小时工资为20.6元,老一代农民工的平均小时工资为19.9元,二者虽然相差不大,但是具有行业间差异。针对以上结论,本文为提高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从“求富”到“仇富”:基于对两代农民工心理变迁的调查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回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开始并将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担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两代农民工在生活方式、工作环境、收入水平等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不同。同时,由于文化程度、权利意识、自我身份认知的变化,他们的心理也出现了巨大的差别。准确把握两代农民工的心理运行轨迹,解决好老一代农民工的"退路"和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已经成为当下一个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