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与雕塑——老子像环境雕塑总体设计随感

环境雕塑是城市中局部景观,它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公共艺术性,与周围环境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何将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与雕塑相结合是我几年来一直研究的课题。大学毕业后,自己一心钻研中国的城雕的设计和制作,力求在其中搞出一点成绩,可一次又一次的尝试总不尽如人意。在一次制作雕塑中我有幸与雕塑前辈王卓予教授合作,并跟他学习了泥塑放大的技法和城雕在环境中运用等许多知识,对我促进很大。这次承担老子像与环境的设计与制作,王教授为我的艺术总顾问,拉开了四年的老子塑像创作艰苦的历程,从中获得了一点体会和认识。

读老子像

传世老子画像,以元代的赵孟頫、明朝的张路所作最有名,赵作尤合《道德经》义。读《道德经》,室悬一帧赵孟頫所画老子像,会有许多十分亲切的感悟。

论老子哲学中的“德”

“德”是老子哲学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在传世《老子》文本中出现了40多次。老子对“德”之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将“道”与“德”联系起来,认为“德”是“道”在人身上的落实。万事万物均有道,人当然也有道。但人与物不同,人往往会背离自己的道。老子提出“德”,就是要人不要背离自己的道。如果已经背离,那就要重新回到人道上来,要守住人道,即守住人所得之道。人之所得之道,就是所谓的“德”。第二,儒家讲“德”,主要内容是仁,是爱人、爱民;道家讲“德”,主要内容是宽容、包容,是守柔、不争。老子关于“道”的理论,主要是让人明白事物之大道;关于“德”的理论,主要是让人守住做人之大本。老子的德论,不仅是道家思想学说之重要资源,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建构正义到自然正义:老子的致治之道

“正义”可以从“恰当的”社会秩序角度予以理解。老子批判了建构性的社会正义观念,对世俗建构的正义原则及其缘由充满忧患意识。老子看到文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和矛盾,认为人们在追求化多样性为一致性、化自然为人为的过程中,使得社会秩序从和谐陷入混乱。老子思想中体现了以自然正义替代建构正义的主张,他呼吁统治者尊重民众自发创造的生活秩序,相信民众的自化、自正,倡导在非建构的自然协调下实现“至治之极”。老子提出,只有统治者不干涉民众的自发生活秩序,以无为、不争、知足的态度治世,顺应非主观意志的自然协调来实现社会和谐,才能实现“由乱达治”。老子思想中所展现的自然正义观未能正视人类文明进步的积极价值,对建构型正义的秩序优化意义有所忽视,但从规约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一观念依然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老子》地上地下诸本考异(一)

古今的《老子》诠释似乎陷入了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的“诠释学的无政府主义”窘境。但通过对地上地下几个重要版本的对勘,可获取更为可信的文本,从而为校准或深入理解老子思想奠定坚实基础。此处择取一些重要字词考订异同,在此基础上确定“寻寻呵不可名也”“涣乎其如释”“纯乎其如朴”“浑乎其如浊”“若饗于太牢”“我怕焉未兆”等文本,消除或防止相关的一些误读,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梳理出文本流变历程。

老子德育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老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的德育思想深受当时所处经济、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是在道家学派核心概念“道”的理论基础上逐渐形成的。老子的德育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其中包括“尊道贵德”的德育目标、“贵柔”的德育内容、“不言之教”的德育方法。这些德育思想对于新时代的德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尊道贵德”启示德育工作要遵循德育规律、“贵柔”启示德育管理向柔性化发展、“不言之教”启示德育工作者要重视隐性德育工作。

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母性论思想论析

健全的人性系统应包括自然性(个体性)、社会性(父性)与母性三个维度。但历史上人们往往更多地关注了人的社会性与自然性,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人性的母性维度。老子针对父权制社会的种种弊端,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的母性论命题,意在重建人心的秩序。然而,老子母性论并非仅在话语的表层区分于父权,而在于彰显母性“大爱”的品格,其既不同于儒家的仁爱与墨家的兼爱,也不同于基督教背景下的博爱。老子母性论有三个思想特质:一是母性是人对自身的完全舍弃与对存在的绝对给予;二是母性在人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根本性的奠基作用;三是母性意味着个体对于家国共同体的认同和归属。研究老子母性论的意义在于探讨人心的现代性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现代化发展应体现在社会制度与人心两个层面上,后者则是现代性的真正实现。

深入探究《老子》蕴含的育人哲理

育人是关系到人类生存、发展的千秋大业。《老子》一书中蕴含着丰富深刻的育人哲理,值得人们深入探究。具体而言,其中的育人哲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敬业爱生是育人之本;遵循规律是育人之魂;有无相生是育人之道;慎终如始是育人之基。《老子》一书中的育人哲理对当代社会具有诸多启迪。当代人们仍需认真汲取《老子》一书中的智慧,不断深化对育人规律的认识,为社会培养出大批高素质的建设人才。

得体乎?未得乎?——宋明理学对邵雍“老子得易之体”一语的讨论与争辩

伴随着理学的兴起与发展,尊儒教、辟异端(主要指释老之学)成为理学家的重要任务.对于老子其人其学,北宋邵雍有一句评语曰“老子知易之体”,此语后被朱熹转述为“老子得易之体”.邵雍的体用论自成一系,与程朱所秉持的“体用一源”的体用论并不相同.“老子知易之体”表达的是老子得易之虚体而未得易之神用.在未深究邵雍体用论的前提下,后世儒者将该语带入“体用一源”的框架内进行理解,将邵雍之意理解为扬老抑儒.朱熹、胡居仁、湛若水、纪大奎等人对此语严加攻驳,而王畿、田艺蘅等人则各辟蹊径,对邵雍之说加以肯定.老子究竟得“易之体”与否?其人其学究竟是体用兼该还是有体无用?这些问题在理学家群体中所引发的持久争辩,反映的是学者对易学主旨、儒道优劣、皇王正道与权谋智术之关系等问题的不同理解.

老子“愚人”的艺术精神

老子哲学作为道家哲学思想的代表,同庄子哲学一道,为中国古代艺术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愚人”作为老子哲学中塑造的一个特殊意象,其表现出的“愚”的精神带有深刻的艺术思想内涵。论文试图通过对老子哲学范畴中“愚”的解析,在“俗我之辨”中揭示“愚人”无知、含藏与玄同的特性,并进一步在哲学义旨的基础上,从重质朴、重含蓄和重独立三个方面,对“愚人”中所蕴藏的艺术精神进行探究,论述“愚人”的艺术精神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体现及其影响。

《老子》“下知有之”的管理境界及其当代启示

《老子》第十七章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意思是领导者的治理水平有四个等次之分,最高境界是“下知有之”,即最高明的执政者治理天下,老百姓只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却感受不到他在管理。老子“下知有之”的“无为”思想以被管理者为中心,注重效法天道、地道、人道,实现和谐治理。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启示

企业面临生存和发展问题,需要处理好经济利益、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三个方面的平衡关系,而以生态伦理思想为核心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方向。本文基于企业可持续发展视域,从老子生态伦理思想出发,探讨企业可持续发展问题。

论老子的历史哲学

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其史官身份、历史意识和道论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作为周代的史官,老子对于三代以来的历史有贯通的认识。老子善于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针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动荡不安,强烈批判“无道”而推崇“有道”。以“道”作为形而上的本原和依据,成为历史真正的“开端”和“根据”,亦是老子历史哲学的突出特点。老子对历史进行哲学化的思考,以精炼而深邃的“诗化”语言表现出来,为中国古代历史思想的发展开拓了宽广而深远的领域。“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反映出老子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

《老子》“有无玄同”与“道物相即”的疏解

“有”“无”“道”“物”等是《老子》的最核心概念,通过《老子》第一章、第四十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五章、第五十二章、第四十二章对之加以疏通理解,给予关系性的“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指出《老子》不属西方形上学思维的二元论架构,因此不宜用上下纵贯两层的存有论模式(如形上/形下两层、本体/现象两层等模型)来理解《老子》的无-有、道-物、母-子的关系。“积极讲明”在于透过“有无玄同”之妙门、“虚用相即”之玄牝、“有无相即”之利用、“有无相即”之恍惚、“道物相即”之冲和等小节的疏理,来把握《老子》道行运动乃透过“即无即有,即隐即显,即虚即用,即道即物”的吊诡两行重玄性格。而这种吊诡两行重玄性格,有时透过“母子”来隐喻,有时透过“恍兮惚兮”来容状,有时透过“有无玄同”和“有无利用”来吊诡表达。总而言之,要融贯解读《老子》的“非二元性”思维(不二),并非要去外部寻求形而上的超越总根据(离二求一),而是有、无“异名”(二)又“同出”(不二),道、物“相异”(二)又“相即”(不二)。亦即透过“二而不二”的吊诡两行重玄性格,将更善解《老子》的玄妙之门。

《老子》之“域”的辩证意蕴及张力

《老子》第二十五章提出“域中有四大”,“四大”分别为“道、天、地、王”,其义表明“域”包容并蕴育“四大”。《老子》强调“域中有四大”,隐约道出“域”具有可名与不可名、时空性与超时空性、有限性与无限性、本源性与人文性密切交织的基本特质及内在张力。《老子》将“王”视为“域”中“四大”之一并阐明“王”何以为“大”,即以人为起点建构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价值理路,凸显出“王”之于“域”的能动性即人的精神位格与价值位格。进而,《老子》以“王亦大”与“人法地”阐明意义世界生成的基本路径,以及“人”在“域”中的地位。历史地看,春秋以降,后世学者常以八极、无称、宇宙、空间、时空或场域解释《老子》之“域”,逐渐形成以有释域与以无释域两个基本诠释路向。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探析

朱得之《老子通义》之诠释特色有三:一为注重字训考据,在注经风气较为随意的明代,《老子通义》是一部难得的字训与义理并重的老学著作;二为以自然为宗,朱氏以“自然”作为《老子》思想之核心,认为万事万物皆不能外于“自然”,展现出不同以往的诠释路径;三为会通儒道,朱得之为阳明之弟子,受王学“三教合一”思想之影响,其在《老子通义》中也力图突破儒道对立论,从而会通儒道之学。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对价值二元论的超越之疏解

《老子》“上德”“常德”“广德”“玄德”等思想对价值二元论有着治疗与转化作用。通过对《老子》的上德、常德、广德、玄德进行探讨,并对章句进行疏解与融贯,我们可以认识到《老子》由“玄同之道”所领会延伸而来的“玄同之德”的内涵,即“消极澄清”和“积极讲明”。“消极澄清”在于厘清《老子》对儒家仁义礼智的批判治疗之心,不在于简单的反道德或纯粹的反价值。“积极讲明”在于阐述《老子》“和光同尘”的慈柔玄德观。《老子》在“德”加了“上”“常”“广”“玄”等独特修辞,目标在于治疗价值的暴力,活化道德的宽容性。

隐喻认知视域下《老子》中的“象”

近年来隐喻认知被广泛应用在传统典籍的解读中,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与西方思维方式的差异,隐喻认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按照莱考夫等划分的本体隐喻、结构隐喻以及方位隐喻对《老子》中的“象”进行重新分类,可以发现本体隐喻有较好的适应性,而结构隐喻则需要分情况进行讨论。因传统思维立足于“时间”产生,故《老子》中的方位隐喻并未达到预期的重要性,反而关于时间的“象”更加重要。故“本体”展现《老子》对“道”的探讨,又通过“结构”与“方位”来形容“道”,使“道”在保留超验性的同时可以进行言表与分析。

老子《道德经》中的修身之道——以儒家修身思想为参照

修身之道实乃儒道两家的共同追求。从老子《道德经》许多篇章中可以看出老子对身的重视,特别是对“修之于身、修之于家、修之于乡、修之于国、修之于天下”的阐述,突显了老子以修身为本,以内圣外王为修身路径的思想进路,与儒家的修身思想本质相通。只是儒道二家在“轴心期”之后的思想流衍中日益分裂,道家逐渐走向重视身内时空的生命修炼,而倡言“修真”“修道”,弃言“修身”,使“修身”与“内圣外王之道”成为儒家的专属话语。

《老子》经典化过程中的哲学转向——以王弼《老子注》为例

在中国哲学史上,哲学经典的形成多非圣人立言、一蹴而就,而是有赖后代思想家对同一文本不断加以解释,拓展其意涵、深化其论述,令该文本在解释史中延续生命并不断崭露新的思考维度,最终成为经典。《老子》作为中国哲学里一部思想深邃、版本宏富、被大量思想家注解阐发的哲学经典,是思想史上经典化的代表。众多老子注本中,王弼注展现出超然的思想深度与理性精神,一扫前代老学的虚无主义与超验倾向,崭露出《老子》文本广阔的思想视野与强大的解释力,为其经典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与前代老学文本相对照,王弼的《老子注》更加清晰地呈现了《老子》文本在解释史中的义理化、哲学化转向,并折射出哲学文本经典化的群体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