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子分析的老年人幸福感评估方法研究

随着我国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老年人的幸福水平直接反映了国家的经济水平与社会福祉。为定量评估老年人的幸福感,采用2018—2019年的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调查数据,利用统计学方法对老年人幸福感进行研究。通过因子分析进行幸福指标搭建,对各样本的公共因子加权,发现经济、健康、生活和社会这四个公共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0.8903,可以解释大部分变量,故选取其作为公共因子,构建老年人幸福指数测量模型,对最后的综合指数进行指数化处理,确定部分老年人的幸福指数。今后的研究中,还可在此基础上考虑使用主成分分析与LDA相关方法,以期进一步实现对“幸福”这一模糊名词的定量处理。

社区教育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探析——基于积极老龄观的视角

我国已步入全民终身学习型社会,社区教育在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中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近年来有关社区教育的研究非常多,但涉及老年人幸福感的研究极少,通过社区教育提升老年人幸福感具有积极的意义。社区教育可试通过弘扬“弱德之美”,倡导老年朋友做个“体面”的老年人;宣传“奉献者更幸福”,破解“钱多了,幸福却少了”的“幸福悖论”;传递科学的现代的“生死观”,开展生命教育,帮助老年朋友通过树立“人生白首正当时”的积极老龄观、做个健康幸福的老年人。

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幸福感--基于山东省JM区和LX市的实证分析

居住安排关系老年人获得家庭支持的方式,是保障我国老年人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依托山东省JM区和LX市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居住安排显著影响老年人幸福感,与子女均在外地相比,不与子女同住但有子女在本地和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幸福感较高;情感交流在居住安排与老年人幸福感间发挥中介作用,个体体验、社会体验在情感交流与老年人幸福感间起中介作用。由此,要从完善居住保障政策、调整工作家庭平衡政策和营造孝老敬老氛围等方面优化家庭养老政策,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提供有力支持。

收入、文化服务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01个村庄的观察数据,针对中国农村老年人群体,实证探究了收入、文化服务与其幸福感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在现阶段,收入状况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文化服务满意度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指数具有比收入更显著的影响;不同文化服务的满意度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不一,其中文化活动室与图书阅览室对老年人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

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问卷法,运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SSS)、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探讨了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高龄老年人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高龄老年人;(2)总体上,子女支持可以显著提高老年人幸福感,但是各来源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预测作用因年龄组不同而有所差异;子女支持和亲戚支持,可以显著提高高龄组老年人幸福感,而不同来源的社会支持均不能预测低龄组老年人幸福感。

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方法)考察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公共服务完善程度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明显的城乡、独居养老成因和年龄异质性。社区公共服务匹配度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老年幸福感效应具有明显调节作用:社区公共服务匹配度越高,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多层次养老体系不仅要着力完善社区公共服务,更要重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老年居民真实需求间的精准匹配,以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更好地发挥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居民福祉的促进作用。

“庐剧进社区”对安徽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庐剧是以安徽特色的山歌和花灯歌舞为基础,结合锣鼓书、嗨子戏、端公戏发展而成。其作为安徽四大剧种之一,在安徽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但没有像黄梅戏那样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安徽省推行的"庐剧进社区"活动,旨在让老年人近距离接触庐剧,感受传统戏曲文化,同时丰富老年人的娱乐生活。这一活动向居民传播了传统戏曲文化的魅力,同时也丰富了老年人的娱乐形式,进一步满足老年人文化需求。本文通过对庐剧特征以及老年人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研究庐剧对老年人幸福感产生的影响。

双向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健康状况的中介效应分析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是解决老龄问题的核心,老年人幸福感是评价老年人生活状况的重要指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基于内外因辩证原理和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研究双向代际支持、健康状况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关系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各因素对老年人幸福感均有显著的直接或间接影响,总效应从高到低依次为健康状况、子代代际支持和亲代代际支持,其中健康状况在双向代际支持与幸福感之间有不同程度的中介效应。研究认为,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要积极倡导健康养老的基本理念、充分发挥家庭养老的主体作用和加快促进医养康养的融合发展。

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HARLS数据实证分析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现阶段也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成为现阶段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提供养老资源、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国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尤其重要。在此基础上,研究居住方式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子女居住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心理也更健康,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能得到改善。为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提出相关建议。

乡村振兴视角下休闲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项重要任务,而农村老年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选取CGSS 2017年与2018年共4224份数据,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并以有序Probit稳健性检验的方式,探究乡村振兴背景下休闲方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纯耗时型、成就型休闲活动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呈现显著正向影响,社交型休闲活动作用较弱。因此,要推动乡风文明建设,发展新型农村社区养老,完善农村养老基础设施,努力提升农村老年人幸福感。

社会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老年人的幸福是解决养老问题的关键环节,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在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方面能否起到作用引起广泛关注。基于此,本文选用2018年CHARLS数据,运用logistics回归进行全样本和分样本回归,基于幸福感的两个维度(生活满意度和快乐感),考察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结果显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的快乐感和生活满意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显著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这种影响在女性和低收入老年人群中更为明显。

资本禀赋与代际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7)的实证分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老年人幸福感研究的关注与日俱增,提升老年人幸福感是实现老有所乐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使用CGSS2017的调查数据,从老年人自身的资本禀赋与子女对老年人的代际支持两方面探究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代际支持以及个体基本特征所涵盖的变量不同程度的对老年人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一方面要强化老年人的资本禀赋积累,另一方面要重视子女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以及倾听老年人的心事或想法,从而更好地推进新时代社会主义家风文明建设。

南陵县老年人幸福感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目的调查芜湖市南陵县老年人的幸福状况，剖析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因素，从而在各方面影响老年人的幸福状况因素的基础上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方法根据南陵县的实际情况自编一份调查问卷“老年人幸福感调查问卷”，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南陵县不大于60岁的老年人的幸福感状况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老年人的幸福感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经济收入是影响老年人幸福感的直接因素，并且家庭关系和其他人际关系对老年人幸福感也有一定影响。

互联网使用、社会支持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如今,互联网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学习及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发挥着巨大作用,老年人也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他们更怕与社会脱节。大量的关于事物知识的理解阐述和实证研究均显示出社会支持对幸福感(主观)的影响,社会支持深深影响着个体的幸福感是否强烈。其中社会支持与互联网使用对主观幸福的影响机制是怎样的?互联网使用在社会支持对幸福感的影响中是不是起着调剂作用?本研究拟从上述的疑问出发,分析社会支持、互联网使用与老年人幸福感(主观)的关系。

促进还是抑制: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依据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数据,可借以探讨互联网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机制,并挖掘社会融合在二者关系间发挥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互联网社会化使用和非社会化使用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正向影响,但影响不显著,对社会融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融合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互联网社会化使用、非社会化使用和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社会融合起完全中介作用。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社会融合是比互联网使用更加重要的因素。基于此,在理论层面,新时期社会治理理论应重视工具理性和情感价值的有机统一,社会支持理论应强调物质支持和情感支持的深度融合;在实践层面,一方面要着力解决老年人智能技术使用困难,另一方面要丰富老年人的社会融合渠道,以此来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3、2015和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三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分析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显示,长期护理保险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长护险每增加1%,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提高0.850%。异质性分析发现长期护理保险对女性、农业户口和高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促进效果更强。机制分析显示,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的宣传和推广及其对定期体检、健康咨询等健康管理服务的整合会促进养老保险的参与,进而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基于此,提出扩大长期护理保险的覆盖范围和参保范围,加强政策的宣传,采取差异化策略及推动政策协同等建议,以促进长期护理保险的可持续发展。

收入门槛、相对剥夺与老年人幸福感

本文利用我国东、中、西部12个省份的城镇和农村3970名55岁以上老年人微观调查数据,首次考察了在城乡分割和区域发展差异背景下老年人群体收入与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水平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不显著;绝对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不仅具有直接效应,而且还通过健康和娱乐等途径产生间接效应;除了城镇地区,相对收入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都显著;不同收入阶层老年人的幸福感存在显著的差异,且中西部和农村地区老年人从"不幸福"到"幸福"的收入转折点低于东部和城镇地区。因此,增加收入有利于提高我国老年人的幸福感水平,且应当切实提高农村和中西部地区老年人的收入保障水平。

多子还能多福吗?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CGSS 2021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清洗的基础上,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并将样本老年人子女情况分为有无子女、子女数量以及更为细致的儿子、女儿数量四个自变量,研究子女数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为生育政策的发展方向提供建议。本文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实证分析三类样本老年人子女情况自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老年人生理因素中,年龄、居住地、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四个自变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老年人子女情况中,多子并不能使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幸福”,而是子女提供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倾向于“幸福”。我国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评判依据已不再遵循“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看法,而是更关注于自身,表现为自我需求是否达到满足。由此,为实现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地与可持续发展,应逐步转变生育性别偏好;社会保障政策向为父母提供资金支持的子女做出倾斜;同时推进为老服务项目建设,提高社区为老服务专业水平。

亲子间代际关系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代际团结理论视角

我国农村的养老方式以家庭养老为基础,代际关系是家庭养老的基础,代际团结是代际关系的基础。传统家庭结构的转变、儒家孝道观念内涵的变化、年轻一代个体意识的增强,都在影响着亲子间的代际关系,使其朝着相互尊重和理解、建立新型代际亲密关系的方向发展,进而影响着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代际团结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影响亲子间代际关系的因素,亲子间的代际团结也能够提高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在家乡与在异乡养老的老年人幸福感比较分析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和人口迁移流动范围的扩大,老年迁移流动人口的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议题。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2014—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的综合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流动和迁移老年人口规模在扩大,独生子女政策与城市流动和迁移老年人口增加有密切关系;流动和迁移老年人口主要流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与未迁移流动或本县范围内迁移流动的老年人相比,在本省级行政区其他县、市、区迁移流动或向外省级行政区迁移流动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一些;不同居住方式的老年人幸福感存在明显差别,与非独居老年人相比,独居老年人的幸福感明显更低,与非空巢老年人相比,空巢老年人幸福感明显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