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收入对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探究——基于2018年CLASS数据的检验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和老龄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新的养老模式。基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数据,研究分析了老年人个人总收入、养老金收入水平和不同的收入来源对我国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的影响,发现老年人收入中各要素对其养老模式选择均产生显著影响。基于健康老龄化视角,从医养结合、银发经济、多元化和多渠道的投入机制三方面对完善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并优化养老模式提出可干预的举措。

老年人多层次转移性收入差距研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发现

中国已步入老龄化社会,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是缩小不平等、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一环。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CHARLS)2018年数据,采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和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分析来自政府-社会-家庭的多层次转移性资金在降低老年人收入差距中的效果。研究发现:(1)多层次转移性资金是老年人收入的主要来源,政府、家庭与社会的占比分别为71.59%、28.26%和0.15%;(2)老年人转移性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约为0.64,政府、家庭与社会转移性收入对不平等的贡献率分别为80.09%、19.80%、0.11%;(3)养老保险制度差异造成了养老金收入鸿沟,政府直接补助和社会捐助对缓解老年人转移性收入差距作用有限,而家庭养孩防老模式效果显著。据此,需逐步缩小不同类型养老保险待遇差距,建立健全社会捐助渠道,鼓励家庭养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中国城乡老年人收入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正在快速老龄化,近10年来老年人口数量和占总人口的比例快速上升。老年人的收入分配公平性与基本收入保障水平对国家收入分配的大局和巩固全面脱贫成果举足轻重。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在2011-2018年间的四次追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这一时期老年人的总收入增长较快且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总收入及社会保障收入的城乡差距仍较悬殊。城镇老年人收入主要受养老保险参保类型影响,农村老年人收入主要受来自家庭的代际支持影响。在中国人口少子老龄化和家庭规模日趋小型化的背景下,应从提升公共财政与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的公平性与效率、继续发挥家庭保障作用以及提高老年人劳动参与率等方面保障老年人收入并进一步缩小城乡差距。

关于老年人收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厘清老年人收入来源和获取形式是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基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进行梳理与挖掘可知:老年人收入来源于自身的剩余劳动,不是他人的无偿给予,本质上也不是家庭、社会以及政府的负担。老年人收入的获取是迂回的,表现为"家庭"和"非家庭"两种形式。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老年人收入保障以维护资产阶级统治为核心;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老年人收入保障以满足需求和不断提升老年人福祉为宗旨,二者存在本质区别。我国在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应加大宣传引导,破除老年人是社会负担的认识藩篱,形成更为顺畅的尊老敬老的社会文化环境,着力完善"非家庭"形式的老年人收入获取渠道,逐步减少对"家庭"形式的依赖,遵循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保障老年人收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老年人收入、家庭居住安排与健康状况

本文基于CHARLS 2013—2018年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方法解决老年人收入和家庭居住安排的内生性问题,研究了老年人收入对家庭居住安排的影响,以及老年人收入和家庭居住安排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老年人收入的增加、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或邻近居住都显著改善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但具体作用机制存在差别。二者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也存在差别,老年人收入主要改善老年人精神健康状况,而家庭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健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同时,老年人收入增加对老年人与子女同住或邻近居住的概率有一定负面影响,尤其降低了贫困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概率。异质性分析表明,老年人收入以及家庭居住安排对不同性别、是否照顾孙子孙女的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存在差异,表明同住后老年人得到子女照料是与子女同住能够改善老年人健康的机制之一。

城市低收入老年人社区小组工作实务技巧研究——以某老工业社区“长者故事会”小组为例

东北老工业区的低收入老年人群体有着物质、生理、心理等方面的基本需求,迫切需要社会支持。小组工作是社会工作三大方法之一,也是满足以上需求惯用的一种方法。文章以某老工业社区"长者故事会"小组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小组筹备期、初期、中期、以及后期几个发展阶段所运用的工作技巧,并提出一些实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以供同仁参考和讨论。

老年妇女收入双重劣势研究——以1926-1950年出生队列为例

运用1990-2010年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和分层APC模型,在对1926-1950年出生队列的收入作研究后发现,20年来我国老年人收入大幅提高,收入的年龄效应、时期效应、队列效应以及性别与年龄-时期-队列交互影响显著,总体呈现“男高女低”以及性别差距、年龄差距不断扩大趋势;年龄越大,收入性别差距也越大。基于老年妇女收入在性别和年龄方面同时具有弱势特征,提出老年妇女收入双重弱势理论。老年妇女零收入以及收入年龄差距、性别差距扩大问题,冲击着老有所养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需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分类施策,精准解决贫困问题,适当缩小收入差距。

多子未必多福——基于子女数量与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定量分析

从老年人个体生活质素角度来分析子女数量对于城乡老年人养老的影响,以验证"多子即多福"的观念。分析结果表明,子女数量的多少对于老年人的养老影响都不显著,基本否定了子女数量多的老年人经济收入更高、生活自理能力更强、精神状况更好以及生活满意度更高这四个假设。子女的经济状况以及婚姻状况分别对农村和城市老年人的经济收入有显著影响;城乡仍有子女处于不在婚状态的老年人,其生活自理能力较低;有子女同住的农村老人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更强;同住、有子女不在婚的城市老年人,其精神状况较差。子女对老年人养老状况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有无子女以及子女提供养老资源的方式以及质量上。

中国老年贫困人口特征分析

利用中国老龄科研中心于2000年12月组织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一次性抽样调查”的原始数据,在得到中国老年贫困人口规模估计的基础上,将总体规模按照老年人的人口、社会、经济、健康等多种特征,对老年贫困问题进行描述分析。通过分析发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口中,女性贫困人口大大多于男性;高龄老年人的贫困比例高于低龄老人贫困的比例。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人;农村老年人贫困的比例高于城市老年人贫困的比例。

我国老年人的收入状况——基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了2014年我国老年人的收入状况,主要涉及老年人的人均年收入水平,以及按性别、城乡、年龄、教育程度、收入来源等特征分类的收入结构及差距等方面情况。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老年人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城乡老年人收入水平差距较大;老年人收入水平呈现随年龄增长而先下降、后上升的"U"字形;老年人收入水平与其教育程度呈明显的正向关系;城镇老年人的首要收入来源是养老金,而农村老年人的首要收入来源是子女亲戚给予,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金收入仅占其收入的24.1%。因此,在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要求下,如何有效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水平,特别是着力提高农村贫困老年人的收入水平,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养老补偿论：建立对城乡低收入老年人群体的公共资源补偿机制

我国目前庞大的老年群体经历了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时代,他们中的多数人收入和财产没有较多的积累,经济上缺乏养老的准备。尤其是数量庞大的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面临诸多不利影响因素。因此通过政府财政公共资源提供养老补偿是一个必要而且可行的措施。同时,城镇企业养老保险经历了体制改革,从计划经济时代的现收现付制转向了"统帐结合"的半基金积累制,但是目前企业退休人员的收入水平较低,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金差距较大,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本文论证了通过公共资源对低收入老年人给以补偿的必要性,对当前我国老年低收入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政策性建议。

普惠和高品质缺一不可——对话济南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孔彬

会议室明亮的灯光和窗外黑透的夜空,这种"黑白配"对养老工作者来说并不陌生.谈话间,济南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孔彬翻开笔记本,本子的后半部分是养老相关统计数据,其中一页是老年人收入水平,2021年济南开展普惠养老床位试点,收费标准的制定正源自于此.近年来,济南市不断提升普惠养老服务供给能力、拓展普惠养老服务内容,同时将对高品质养老服务的追求嵌入其中,探索出一条高品质普惠养老服务发展的"济南路径".

湘西地区农村低收入老年人的抑郁情绪及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了解湘西地区收入水平低下的农村老年人抑郁现状,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于2020-07-20-2021-01-31对湘西地区吉首市矮寨镇和凤凰县两林乡所辖行政村选取低收入老人122名、非低收入老人145名,采用流调中心抑郁自评量表10项简版、中文版压力知觉量表(CPSS)、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进行调查,对数据进行统计描述、χ^(2)检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122名农村低收入老年组的CPSS总分为(48.8±4.0)分,压力知觉量表为(22.0±1.7)分,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为(26.8±3.7)分。145名农村非低收入老年组CPSS总分为(39.3±4.6)分,压力知觉量表为(18.3±2.9)分,社会支持定量总分为(20.9±2.6)分。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农村低收入老年人抑郁情绪组(n=65)SSRS总分为(28.9±5.2)分和无抑郁情绪组(n=57)SSRS总分(35.3±4.3)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89,P<0.001。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4.503,95%CI=2.097~9.666)、年龄70~79岁(OR=1.091,95%CI=0.528~2.253)、非在婚(OR=5.133,95%CI=1.393~18.919)、独居(OR=24.889,95%CI=3.216~192.628)和SSRS评分(OR=1.127,95%CI=1.122~1.440)是发生抑郁情绪的危险因素,受教育程度初中、高中及以上(OR=0.315,95%CI=0.132~0.753;OR=0.210,95%CI=0.021~2.101)、自评健康水平一般、健康(OR=0.084,95%CI=0.024~0.298;OR=0.013,95%CI=0.001~0.147)、自评经济水平基本够用、宽裕(OR=0.061,95%CI=0.026~0.145;OR=0.059,95%CI=0.007~0.498)是保护因素。结论湘西农村低收入老人的抑郁情绪问题检出率较农村非低收入老人更高,应进一步重点关注女性、非在婚、教育水平低、社会支持水平低的人群。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提高低收入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存质量。

首都核心区老旧平房院落室外适老化空间的营建思考——以“崇外6号地”为例

本文聚焦首都核心区老旧平房院落室外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提出室外适老化空间营造应与城市更新同向而行。以东城区“崇外6号地”为例,首先对老年居民的居住条件、生活品质和心理状态等要素进行较为全面的观察与调查,并归纳低收入老年群体的特质。通过对建筑整体状况的把握,发现室内居家和养老设施空间适老化情况均不能满足老年人日常生活需要,室外环境成为老年人活动的主要空间。通过对室外老年居民行为空间的深入调研,探讨以实施为导向的平房住区室外“适老支持空间”的内涵与范畴,找出该地块支持和不支持老年居民室外活动的空间,总结营建原则和方法,为老旧平房院落住区室外环境的改造治理提供参考。

韩国老龄亲和产业的经验与不足及对中国的启示

中韩老龄化日益严重,经济发展缺乏人力资源驱动,老龄产业发展势在必行。比较分析中韩及韩日老龄产业现状可知:中韩老年住—养—医设施与服务、老年用品、老年休闲文化、老龄金融产业等存在较大差别;中国老龄产业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韩国老龄亲和产业正成为经济增长新引擎,但仍落后于日本。中国应加强与韩国老龄亲和产业的合作,还应借鉴韩国的经验及落后于日本的教训:通过提高老年人收入水平与增强个人养老意识,政府、社会团体、企业及个人逐步提高老龄产业认知度、优化老龄产业生态系统。

老工业城市养老服务需求现状及趋势分析——以湖北省黄石市为例

近年来,湖北省黄石市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老龄化趋势已不可逆转。截至2022年底,黄石市常住人口244.4万,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51.1627万,占总人口的20.93%。其中,低收入老年人总数为43890人,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总数有28462人。作为老工业城市,黄石的养老问题更为突出,亟待解决。

河北省城市贫困老人社会救助问题研究

随着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重,老龄人口群体不断扩大,而我国"未富先老"、老年人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水平低、老年抚养比例低,加之高龄老人比重大,身体健康状况下降等自身原因等诸多因素。面对如此巨大的养老压力,政府有责任和义务来承担相应的社会养老责任,建立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有效分担社会养老成本,帮助老年人安度晚年。

民政部相关司局答读者问

哪些人可以领取高龄津贴?高龄津贴的标准是多少?答:《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国家建立和完善老年人福利制度,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老年人的实际需要,增加老年人的社会福利。国家鼓励地方建立八十周岁以上低收入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2014年,财政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办联合印发《关于建立健全经济困难的高龄、失能等老年人补贴制度的通知》(财社[2014]113号),指导各地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人口老龄化程度,因地制宜地制定经济困难的高龄和失能等老年人的补贴政策。

德国个人养老金发展的经验与启示

德国是国际上首个推出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相结合的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国家,其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20余年来,有经验也仍有不足。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为了保障老年人收入水平、夯实国民养老财富积累,2022年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落地实施。截至2023年3月底,个人养老金参加人数3324万人,制度建设已初显成效。从养老金体系的发展结构来看,我国以第一支柱为主导,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了超过90%的居民,是保障老年人收入的中流砥柱。

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积极应对老龄化的挑战和启示

在国际金融危机肆虐、中国经济发展减速的社会环境下,老年人由于自身特殊性,可能是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受害者之一,如以金融资产为收入主体的美国老年人成为金融危机中最大的受害者。与美国老年人相比,特殊的收入结构和养老模式转型的相对滞后使中国老年人受到的冲击较小。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老年人有"危"也有"机",一方面我们应积极吸取发达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经验教训,辩证认识市场在应对老龄化中的作用,积极发展老龄产业,满足老年人特殊需求;另一方面应积极倡导培养中国老年人合理的理财方式和消费模式,使老年人晚年生活实现既稳定又高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