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赡养对农村家庭创业的抑制效应——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分析

为了探究农村老龄化带来的家庭老年人赡养比的提升对家庭创业决策产生的影响效应,使用Probit模型,采用2014—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对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家庭老年赡养比的提高显著抑制了农村家庭创业,且这种负向影响在男性户主与中西部的群体中更加显著;家庭老年赡养比的提高加重了子女经济赡养与生活照料负担,进而抑制了农村家庭创业;将老年父母隔代帮扶作为调节效应进行检验,发现老年父母隔代支持能够促进农村家庭创业,能够调节家庭老年赡养比对农村家庭创业的负向影响。研究表明,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逐步提高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养老金水平,推广社会化服务等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支持和引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现代家庭建设,提供有关家庭管理、子女教育、老年人照护和心理健康的培训课程,为那些维持传统家庭结构的农村家庭提供经济补贴,支持和促进以家庭为单位的文化活动和社区互动;重视老年人在农村家庭以及社会中所做出的贡献,加强农村地区的医疗卫生服务,强化老年人健康管理及技能培训等,能够有效应对老龄化挑战并减轻农村家庭养老压力,从而减少家庭老年人赡养对家庭创业决策的抑制效应,助力乡村实现全面振兴。

权利的法与社会维度:基于老年人精神赡养权的分析

老年人精神赡养权属于特定群体权利。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精神赡养权的产生与实现与特定时空下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包括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子女与父母在家庭中的关系变得个体化,以及传统孝道的伦理约束力减弱。因应精神赡养权产生的背景,其实现不能仅凭立法和司法保障,还应该从孝道和社会整体的制度安排着手。然而,目前无论是立法、司法救济,还是社会制度、资源的整体安排,对这项权利都缺乏足够充分的回应能力。未来应着眼于从国家与社会、立法与司法、社会伦理与整体环境的角度进行设计、调整。一是进一步完善精神赡养立法中的义务规定;二是针对性设计适应老年人的司法救济;三是通过国家制度对赡养福利做出安排;四是厚植权利的社会伦理和社会氛围。

基于能动性模式的老年人精神赡养问题探讨——基于新老年法的修订

随着老龄化浪潮的到来,老年人如何养老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我们。老年人的经济、生活照顾以及精神慰藉需求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近两年,精神赡养问题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焦点。新《老年法》单独列出了社会照料一项,"精神赡养"这一新法规的建立引起了社会对于"常回家看看"问题的一番争论。新法案的出台并不能合理解决老年人精神赡养的问题,从能动性模式出发,探讨提高老年人自身能动性和反思性的可能性,倡导老年人变福利接受客体为主体,从而实现"积极精神赡养",满足老年人的精神赡养的需求。

论老年人精神赡养的社会支持系统

相对于物质上的供养,"精神赡养"问题是独特而且重要的。在对人的一切不利影响中莫过于不良的情绪和恶劣的心境。在满足老年人物质生活的同时,不可忽视他们对精神关怀的内在需求。老年群体基本的物质和精神需求以及各种发展性的需求的满足和政府、社区、家庭以及老年个体所组成的这一支持体系有着不可或缺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