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玄学、小乘实有还是大乘真空——僧肇《物不迁论》辨析

关于僧肇《物不迁论》自唐宋以来即存在诸多误解。事实上,该论既非老庄玄学“主静论”的孑遗,亦非小乘“性住说”的翻版,它通篇贯彻了中观般若本旨,论证诸法自性本空、不去亦不来的“物不迁”真义,无愧于其“解空第一”、“玄宗之始”的历史评价。

老庄玄学与邓以蜇的艺术至高境界

邓以蜇的艺术思想明显受到老庄哲学的影响。体现在他对艺术至高境界的阐述中,他认为艺术的至高境界是自然之境,就是道的境界,而道是不可言喻的,只可意会,同时艺术技巧的至高境界也是道,邓以蜇全面继承了老庄哲学关于由技而道,技道两进的观点,探讨了在艺术发展的过程中技巧与艺术本体——道的关系。

老庄玄学、小乘实有还是大乘真空——僧肇《物不迁论》辨析

僧肇《物不迁论》既非老庄玄学“主静论”的孑遗,亦非小乘“性住说”的翻版,相反,该论通篇贯彻了中观般若本旨,论证诸法自性本空、不去亦不来的“物不迁”真义,无愧于其“解空第一”、“玄宗之始”的历史评价。

牛头禅“自然”观念与老庄玄学的关联考察

"自然"既是老庄玄学的基本范畴,同时也是牛头禅的重要思想要素之一。本文通过考察牛头禅的"自然"观念与老庄玄学的关联以及《绝观论》6种敦煌写本中对"自然"的叙述,指出牛头禅法既主动吸收老庄玄学思想,具有明显的老庄玄学色彩,又以佛教基本理论为基础、原则,在融合老庄玄学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的佛教精神品格。牛头禅在早期对老庄玄学的态度更倾向于对话、融合,随后则更多地表现出试图脱离老庄玄学的、更为独立自主的精神气度。

现实忧患与生命超脱的矛盾纠葛——嵇康游仙诗简论

本文从嵇康的生命观入手 ,认为嵇康生活于魏晋易代之际 ,由于现实斗争的残酷 ,使他无法摆脱内心的痛苦 ,超脱生命的忧患。于是嵇康借游仙诗来抒发他的生命情感 ,把隐逸体玄融入游仙之中 ,使他的游仙诗与曹氏父子不同 ,不在于长生之想 ,而在于免祸全身 ,不在于享乐自由的追求 ,而在于获得一种泯灭是非善恶与造化同体。

虚静与神思———《文心雕龙·神思》篇研究

一《神思》是《文心雕龙》论创作的第一篇，该篇明显地受到当时流行的虚静说的影响。篇中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①虚静对“文思”非常重要，要培养和酝酿文思，关键之一在于“虚静”。“文思”就是“神思”。因此，神思与虚静的关系非常密...

论僧肇佛学的有无论与动静观

要真正理解僧肇佛学的有无论、动静观,必须将僧肇佛学纳入到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文化环境中考察,研究其面对和回答的时代主题,及其吸收融合的不同思想文化资源。僧肇佛学的有无论、动静观主要包含两方面内涵:其一,从大乘佛教般若中观学说立场出发,提出"非有非无"、"非动非静"观念,否定魏晋玄学有无论、动静观关于现象世界和本体存在的实体性理解,从现象世界存在本性的角度论述了性空观("不真")和性住观("不迁");其二,承续魏晋玄学的体用论主题,在"即体即用"的体用论基础上,阐发了有无一观("即万物之自虚")、"即动而求静"的观念。僧肇在正确理解和坚持般若中观学说的前提下,承续了魏晋玄学的理论主题和体用一如的理论意向,从思想理论的许多方面对般若中观学说与老庄玄学思想进行了融通,在推进魏晋玄学向前发展的同时,对佛教中国化的方式及趋势起到了导向作用。

《肇论》与中印文化交流

《肇论》这部文辞优美、思想深邃的佛教哲学著作是印度佛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产物。《肇论》所使用的语言概念、表达形式以及思想内容都深受老庄和魏晋玄学的影响,具有浓厚的中国文化色彩;《肇论》准确地领会了印度大乘佛教的中观理论,并以“刹那存在论”为基础,论证了“动静未始异”和“物不迁”的佛教动静观;《肇论》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了印度大乘中观的“假有性空”、“非有非无”的缘起思想,重新审视了中国传统的有无之辩,在中国哲学史和佛学史上形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佛教本体论体系,从而开创了中国哲学和佛学发展的新阶段。

佛教中国化过程试析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就是各种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在史前,每一个地区,乃至每一个部落,都具有各自相当独特的文化特征,而形成不同风格的文化区域。人类在追求生存、发展中,文化区与文化区之间,终究是要接触、交往的。随着交往的加多加深,许多地区性的文化,便逐渐融合成若干个大文化圈。大文化圈内部,虽仍有小异之处,但在大文化的笼罩下,在主要思想方式和生产、生活的若干规范上,都总有其一致性。这种一致性,随着岁月的积淀,更突出了它的特殊性,从而增强了它的相对稳定性。故在与圈外文化的交往、交流、交换中,“接受”是有选择的,“修正”则在所难免。中古以后的中国文化,实际上已经是几种主要文化的融合体。在外来文化中,佛教文化最具特色。现仅就佛教文化的中国化过程作一些探索。

佛教中国化——文化变革中的妥协

佛教从传入中国后为了立足便进行了一系列的本土化调整,在理论上主要表现在方术神灵化、儒学化、老庄玄学化三个方面,在世俗方面则表现为僧侣的盲目扩充与世俗经济的尖锐矛盾;禅宗的兴盛可谓佛教中国化的顶峰,然而在文化繁荣的背后,被"同质化"的佛教却没能从根本上剔除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有缺陷。

陶渊明劳动观探源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他以冲淡自然的诗风,一扫东晋玄言诗的滋蔓,并开田园山水诗派的先河。虽然在一段时期内不被人重视(刘勰《文心雕龙》中对他只字未提;钟嵘也仅将他的诗列为中品),但从唐代以后,陶诗便成了人们喜爱和研究的对象。近数十年来,学术界研陶之风更盛。褒者谓其高风亮节,迥出时辈;贬者谓其自抬身价、消极颓废。但无论褒贬,对他“自食其力,共耕大同”的劳动思想是一致认同的。遗憾的是,这种思想的根源却无人溯流问源,以致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页空白。本文拟就以下几个方面略做以下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魏晋玄学对山水诗兴起的影响

关于魏晋玄学对山水诗兴起的影响，一般人多沿袭梁代刘勰的看法：“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把山水诗的兴起看成是老庄玄学衰微的直接结果。韦凤娟在《试论魏晋玄学与山水诗的兴起》（见《中国文学史研究集》，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一文中指出，这种看法是有片面性的，对二者的辩证关系缺乏分析研究。

魏晋书学中的自然观

魏晋书法文化繁盛灿烂,受时代土壤的孕育和老庄玄学思想的启迪与滋养,魏晋书学形成了独特的自然观,其书法中洋溢着的自然神韵对后世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