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山东史料零拾三题

本文以较少为学界注意的史料为基础,分别讨论了老舍在齐鲁大学的一次演讲、在山东大学的交游以及抗战胜利后未能实现的一个定居青岛的计划。一方面考辨这些活动的相关史实,另一方面力图从中探索老舍思想世界的某些侧面,补充老舍之山东生涯的若干细节。

“未完成”中的丰富可能性——关于老舍《正红旗下》的讨论

《正红旗下》是老舍在1961至1962年创作的自传体小说,虽然并未写完,但其在语言风格、叙事节奏、情感表达以及对民族议题(特别是旗人身份)的探讨等方面都呈现出了丰富的可能性。小说的“未完成性”因此可被视为文本内部的问题,而非完全由外力所致。《正红旗下》不仅是老舍对自己和家族的纪念,其中也隐含着大历史的总体性框架,是反思旗人的历史能量与身份认同等议题的珍贵文本。

老舍中文小说语言中的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

以250万字的老舍中文小说语言语料库为依据,研究老舍中文小说中的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的类别特征。按照设定的北京方言词确定原则,从老舍中文小说语言语料库提取出599个行为类北京方言词。将收集到的599个行为类北京方言词语分为表示生命状态、心理情绪、五官肢体活动、人际社会性行为、存现状态和其他行为等六大类若干小类进行细致描写。

间性理论视域下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对话

作为与世界联系最为紧密的现代作家之一,老舍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关系中持以客观的态度,尊重、理解、包容差异,寻求文化间内在与外在的双重对话。首先,民族国家危急存亡之际,老舍在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对话中,反思、批判传统文化,并将其中的优秀文化进行现代转化;其次,老舍通过《牺牲》中的毛博士与《文博士》的文志强等人批判中西文化对话中的畸形现象,并在《二马》中的李子荣身上寄予了个体在东西文化对话中的理想状况;最后,在《小坡的生日》与《大地龙蛇》中,老舍建构出不同民族国家和谐共处的生活世界,表明文化对话的最终指向。

论老舍《猫城记》的表现主义倾向

《猫城记》在创作方法与艺术技巧方面显现出“表现”的特征,且达到了现实真实与心理真实的自然溶合,具有鲜明的表现主义倾向。这种倾向主要受社会文化背景和时代环境影响。《猫城记》包含着作家对社会、文化现象的独特思考,体现出先知式的眼光和对民族国家文化前景的无限忧虑,是20世纪30年代文学创作“现代”技法实践的重要成果。

狄更斯与老舍小说中利己主义者形象之比较——以《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老张的哲学》为例

查尔斯·狄更斯和老舍分别是英国和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虽然两位作家身处不同的国度和时代,但他们都致力于揭露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为了更好地凸显他们的思考,他们都在各自的作品中塑造了利己主义者的形象。《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的拉尔夫缺少人性,斯奎尔斯刻薄无能;《老张的哲学》中的老张自私自利、利益至上。狄更斯笔下的利己主义者缺少人道主义精神,他借此希望唤醒人性中的真善美。而老舍希望以老张这样一个反面形象来重塑国民精神。

抗战时期老舍的“慰劳之行”及其文学行为探析

1939年,作家老舍在北路慰劳之旅中,真切地体味、感知到了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以及民众的苦难,促使他尽力规避现实的纠葛与矛盾,将自己投身到民族抗战的大潮之中。老舍的创作、座谈、演讲等文学行为,不仅间接促进了抗战文艺在西北地区的传播,也影响了张亚雄、莫关等一批青年文艺爱好者。无论是“慰劳之行”中的民生疾苦书写还是通俗文艺观的宣扬,都是老舍“忧国悯生”情结的外在表达与显现。

常识、诗意与革命的复调——试析老舍的《离婚》

老舍小说《离婚》的第一重调性体现为张大哥所代表的常识与老李所代表的诗意,前者周旋于人情世故,后者则要求保有理想主义的追求。没有危机时,常识的生活庸俗但温情,诗意反而显得空幻;危机一旦发生,常识的生活便暴露出弊病,而诗意的生活则呈现出革命性。但诗意的革命性根源于虚无,切实改善现实则需要决断与行动,从而出现了第二重调性,即诗意的革命与行动的革命。《离婚》中的“革命青年”马克同与边缘人丁二爷,前者自诩革命者而不革命,后者不符合革命者形象却做出了真正的革命行动。但《离婚》并没有止步于此,老李与丁二爷隐遁乡村成了第三重调性,构成了对前两种调性的否定。在重重否定中,《离婚》以诙谐的语调勾勒了悲凉的精神群像。

景象与心象——论老舍对济南的城市书写与恋地情结

20世纪30年代,老舍先后两次来到济南,在济南工作生活了4年多的时间。老舍将个人在济南的生活体验和情感融入对济南的城市书写中,使作品中的济南城市景观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老舍对济南的书写,与其说是单纯地写景状物,不如说是作者心象的反映与投射。通过文本分析和史料挖掘,分析老舍对济南认同与欣赏、排斥与恐惧、热爱与眷恋等多种恋地情结,从而深刻理解老舍将济南看做自己的“第二故乡”的意义,同时展现济南的城市文化内涵与城市景观的历史变迁。

在而不属于:重庆与老舍文学创作关系探析

老舍对重庆的书写,主要集中于极端的气候,以及抗战时期人们的复杂心态。老舍将重庆作为创作背景,是一个抗战的符号,因此,也就难以体现出他对青岛、北京般的故乡情感。不过,正是得益于重庆时期的创作体验,老舍才将审美性与功利性结合的创作观念真正融入于写作之中。老舍重庆时期的创作有着很重要的价值意义,重庆时期的创作资源是老舍文学创作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老舍《猫城记》中的反进化论书写

《猫城记》作为老舍借猫国来讽喻现实的一部寓言体小说,文本内外充斥着丰富的反进化论思想。这种反进化论的书写模式表现为由人到兽的生物等级退化、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革命与代际的循环。通过书中反进化论的叙述,透视出老舍对进化论宣扬的“过激”和“断裂”倾向的理性辨析,以及对民族生存的道路探寻。

关于老舍京味话剧创作意图的分析

老舍是现当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家之一,给后人留下了可供挖掘和研究的无尽文学宝藏,他的作品是中国文学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老舍从1939年开始进行戏剧创作,截至1966年共创作了43部戏剧,其中包括27部话剧。在这些话剧中,有12部作品以北京作为故事发生地、以北京人作为主要描写对象、具有北京地方特色,这些经典的京味话剧充分展示了老舍的创作意图和创作观念。

老舍《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分析

老舍作为中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被我们熟知,其中《骆驼祥子》这本书更是经典篇目。主人公祥子本来是一个来自农村的争强好胜,对生活抱有希望的青年,却从心性淳朴、勤劳善良到三次堕落,他为了理想曾努力、挣扎但最终都以失败告终。这部作品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同时以满含悲剧色彩的角度充分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反映了阶级剥削的严重。那么我们的主人公祥子又是经历了什么才会得到最终的结局呢?本文主要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进行理性思考与深度解析。

老舍戏剧观的建构与价值探究

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戏剧家、小说家。他的戏剧作品以深刻的社会意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艺术风格而闻名。老舍戏剧观的建构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继承,也是对西方戏剧理论的吸收与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的戏剧观。探究老舍戏剧观的建构与价值,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老舍的戏剧艺术,也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视角,去审视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和变革。

异域体验和老舍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

老舍世界主义思想的形成和他1920—1940年代在英国、南洋和美国的三次异域经历和体验密切相关。五年的英伦经历赋予了老舍放眼看世界的眼光,以及对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现代价值观的接受,同时身处异邦的弱国子民境遇又催生了他的国家意识及对西方人的东方主义思维的高度警惕。南洋经历让老舍东西方文化双向批判的思路增加了“南洋”维度,他一方面以孩童视角中的新南洋颠覆了西方人的东方主义式书写,另一方面也有意识地去建构一个以东方弱小民族的联合为主体的理想的东方世界,这也成为老舍世界主义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40年代的抗战和战后的访美经历,让老舍既开始对理想的东方世界是否可能存续发生怀疑,又深刻体会到冷战背景下东西方阵营对垒背后的意识形态力量,进而意识到要超越冷战思维追求人类社会和谐平等相处的必要性,至此老舍已经建构起了以国家意识为底色,以文化审视和文化重造为途径,以承认人类间的差异,并以人类的和平共存为最终目标的世界主义思想。

论老舍中短篇小说中的民族意识

民族意识作为一个民族的重要精神与心理凝结,对于本民族个人的心理特征、价值取向以至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培育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老舍虽然是一位少数民族作家,但始终能够以发掘和弘扬民族意识作为自己的文学价值追求。他在自己的中短篇小说中,以高度的心理自觉对传统文化进行思考,对汉民族和满民族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意识进行审视与建构。老舍通过其中短篇小说中不同时期社会环境中人物形象的嬗变与塑造,全面深刻地反映出蕴藏于民间市井文化深处的民族意识。

老舍作品语言中的名物类北京方言词语

以250万字的老舍中文小说语料库为依据,根据对方言词语确定的原则,研究老舍中文小说语言中的名物类北京方言词语。将收集到的434个名物类北京方言词语分作表示人、人体及附属、动物和植物、食物、场所建筑、社会事务、其他实体性事物、抽象事物和时空现象等九大类,再分小类作细致描写,根据上下文语境并参考辞书进行逐词释义,同时通过对几部长篇小说表时间的方言词语与通用词的比较,说明老舍作品语言还是通用词占优势,而方言词语的使用都是处于社会下层、文化程度低的市民或劳动者,亦即方言词语的运用在老舍作品中只是社会方言现象,把老舍看作方言作家是一种误解。

新世纪以来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动向考察

老舍创作的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是新世纪以来老舍研究的重要内容。考察婚恋类型及内涵特点,有“民间性”“传统性”“清醒理性”诸说;分析各类女性形象,对悍妇尤其是虎妞形象做了有新意的阐释。从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出发,发掘所表现的文化社会学内涵,探究老舍婚恋观和女性观的传统倾向和男权意识,刷新乃至深化了此前的认识,拓展了研究空间。某些论述重复旧议,是“泛学术”时代很难避免的弊端。老舍婚恋叙事及女性形象研究昭示了新世纪老舍研究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诸多值得注意的信息。

老舍四十年创作道路发展及其变化——新世纪老舍研究动向的一种考察

老舍四十年创作道路及其发展变化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和心理内涵,新世纪众多研究者对此进行考察,收获了很多有价值的成果。研究或者选点提线,梳理老舍从“自由主义作家”到“人民艺术家”的转变过程和因果,或者探究“写作场”更迭对道路变化的影响,均不乏新意。老舍创作道路“全程”四十年,有长度且变化多端,全面考察有难度,多数研究者切段分期,“界点”略有分歧,多数分为前后两期。考察道路“前期”,以空间和时间为观测点,结合创作具体论述老舍四十年代的创作变化及其承启关系,“重庆写作”和1941年这两个节点屡被重视。道路“后期”研究聚焦创作转型,研究者打破禁忌直面复杂棘手的历史问题,剖析老舍文化心理的发展变化,“迷失自我”和“自我迷失”“赶任务”的影响、“小阳春”期间的“返回”都得到正面阐释;而耙梳老舍的“认同、反抗、疏离”触及老舍与时代“关系紧张”等有深度的问题。道路后期研究显示出学术界逼近深层、追寻真相的学术勇气。

老舍作品中的日本人形象书写

老舍作品中多次出现作为异国形象的日本人形象,大体可分三类。其一是邪恶的意识形态化日本军人形象。这类形象既为作家的个人创造,也是社会集体想象物,契合了当时的社会主潮,和一般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憎恨心理相一致。老舍用“野兽”“日本鬼子”“小日本”“小老鼠”“虎狼”等词语称呼日本人,别具意义。其二是遭受战争伤害、隐忍克制的日本平民形象。借助他们,老舍对战争进行了冷静思考,反观战争中人类正常情感的扭曲及中日不同的国民性格。其三是正义的理想化日本人形象。老舍突破了自己的民族身份,塑造出了颇具国际胸怀、超出一般日本人形象类型之外的超越性形象,体现了老舍对理想人性和人际关系的憧憬与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