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形势、困难与对策

人口老龄化是后发省域当前和未来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积极应对才能统筹发展与安全工作。本文通过分析后发省域老龄化的基本特征,进行趋势预测,识别了应对老龄化的特殊困难,进而提出了对策建议。甘肃人口老龄化程度已与全国平均水平不相上下,且未富先老问题更为突出。未来的社会抚养负担将不断加重,老龄化问题亟需重视应对。然而,甘肃应对人口老龄化也存在特殊困难。

以积极的综合设计话语体系构建老龄文明——《为新老龄而设计:设计赋能积极老龄化的理论与方法》书评

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的凸显,在文明社会如何解决老龄化问题的各种困扰已经迫在眉睫。老龄化社会综合设计研究聚焦于社会民生的多维度影响,强调设计伦理、社会责任和产品形式审美与设计产品对老年人的关怀。而“设计赋能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则将为新老龄而设计的理论应用于解决社会问题和提高老年人的福祉,与中国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政策和策略密切相关。

老龄化背景下的青海省“银色产业”

随着医疗科技更新与发展,人口寿命在全球呈现出延长趋势,人口老龄化问题也逐步显现。中国从20世纪初进入老龄化社会后一直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加快的难题。老龄化问题日益加剧是青海省“银色产业”发展的背景之一。根据青海省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60岁及以上人口为71.94万,人占青海省总人口的12.15%,与2010年相比上升2.70个百分点。

积极老龄化:理念、局限与拓展

积极老龄化理念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主要战略思路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天然正确的政治话语,“健康”“参与”和“保障”是三项主要内容。积极老龄化思想虽然具有诸多贡献,但同样也存在理论构建的局限与不足,表现为缺少供给视角、局限在应然维度、造成消极与积极的二元对立、忽略残病扩张对老年健康的冲击、忽视退休年龄太早下的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基于此,积极老龄化理论可以从“健康”“参与”“保障”“责任”和“可持续”五位一体角度进行拓展,进而为中国探寻积极应对老龄化之路提供启发与裨益。

生活参与度、健康老龄化与老年人幸福感

推进老年人健康化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手段。在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的“生活参与”视角下,通过对老年人家务型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对其健康状况的影响数据的分析表明,生活参与能够显著促进老龄群体的健康,但边际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递减,且存在明显的性别和城乡异质性;生活参与通过健康提升促进了老年人的幸福感,但家务型参与也具有降低幸福感的直接效应。因此,应引导老年人参与社会型参与和休闲型参与,而对于家务型参与则应当予以适度的克制,以避免老年人幸福感的削弱。

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劳动法实现机制

我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也上升至国家战略。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充分实现,离不开法律的保障作用,尤其离不开劳动法相应机制予以促进和助力。但现行劳动法制度存在不足和短板,无法有效保障积极老龄化战略的实现,应予以完善和优化。人口老龄化导致劳动力短缺进而直接掣肘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并保障老年人就业权利,可着眼于劳动者是否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按照达龄前、达龄后与全过程的时间节点,体系化完善促进老龄化战略实现的劳动法机制。针对达龄前劳动者,应完善延迟退休制度,明确延迟退休年龄条件,确立自愿退休机制以及完善相关养老保险激励机制以提升民众接受度和认同感,有效挖掘我国质量型人口红利;针对达龄后劳动者,应强化其劳动权益保障力度,通过总结法官集体智慧,统一退休再就业用工关系属性的司法认定标准;针对就业全过程的年龄歧视现象,通过完善立法、健全执法和能动司法等措施回应法律规制需求,并运用积极调控手段解决劳动力市场失灵问题,提升用人单位雇佣老年人的积极性。

我国老年人口红利释放现状、路径和对策研究——基于积极老龄化视角

立足于积极老龄化视角,通过与老龄化程度最深的日本进行比较,分析我国老年人口红利的释放现状,对老年人口红利释放的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老年人口红利释放与积极老龄化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从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即健康、参与、保障角度提出促进老年人口红利释放的相关对策建议。

人口老龄化下我国商业长护险的营销策略

健康、参与、保障是积极的三大支柱要素。因此,专业、个性化的商业长期护理保险,拥有巨大的市场发展潜力。2020年我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为2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9064万人,占13.50%)。与2010年相比,我国60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5.44和4.63个百分点。由此,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我国首次将积极应对老龄化提升为国家战略。

人口结构变化、老龄化趋势及延迟退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检验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预测人口总量及其结构的走势和老龄化的未来趋势,分析人口总量及其结构,尤其是老龄化趋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数量和劳动力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下降会促进经济增长,在对经济增长的回归中人口结构的解释力不及劳动力数量,但在预测未来时人口结构变化的影响力更大。第二,总人口会在低方案情况下已步入下降通道,如果总和生育率不快速提升的话,中国的老龄化程度在近50年将持续加深。第三,延迟退休可以减少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提高生育率可以减缓老龄化程度,但在短期会抑制经济增长。延迟退休方案增加劳动人口越多,越能促进经济增长,延迟退休实施的力度越大,法定退休年龄越大,对老龄化的缓冲程度越大。如果男女每年延迟退休递增1年,分别最终延迟到70岁和65岁,在一些年份甚至可以完全抵消老龄化的抑制作用。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智慧医疗助老服务体系现状及策略研究

智慧医疗发展迅猛,“互联网+医疗”逐渐成为医疗体系发展的主要业态。关注老年群体在信息化时代下就医的触点、痛点与难点,构建适应于老年人就医服务体系,并通过实践来验证成效,全面提升老年人在智慧化高速发展下的就医体验,提升就医意愿。运用服务设计理念制定针对老年人就医的服务流程,弱化因智能化设备及信息化流程繁复在就医中造成的阻碍,创新多种助老的特色服务模式,提供多元化、多模式、更精准的医疗服务,加强老年人医疗保障,优化就医环境,为老年人提供便利的医疗服务体系是提升就医体验举措中的必然选择。在给老年人提供优质医疗保障的同时,带来深层次人文关怀,对于社会和谐稳定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国的积极老龄化策略:认知转向、现实挑战与实践进路

人口问题始终是国家发展面临的基础性、长期性与战略性问题。以规模巨大与进程快速为特点的人口老龄化是我国近百年内将要持续面对的人口新常态。积极老龄化策略是应对这一人口新国情的优选方案,需要从认识面、事实面与实践面出发,厘清我国积极老龄化在理念、内容、价值、主体与模式上的认知转向,研判当前及未来老龄化社会面对的人口形势、保障压力、文化冲突、个人发展等现实挑战,有针对性地从优化多面向人口结构、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完善保障养老体系、重塑社会爱老文化以及全面提升人口素质素养五个面向提出策略措施。我国实施积极的老龄化发展策略能够更好地推动我国老龄化社会健康平稳有序发展。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基于全国消费大数据的实证证据

基于健康资本需求理论将体育消费视作一种健康投资,提出个体体育消费的增长可降低其医疗消费支出的假设;采用2018—2021年全国消费大数据,实证检验个体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结果显示,体育消费占个体年度总消费的比例每提高1个单位,医疗消费占个体年度总消费的比例降低0.203个单位。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有所抑制但依然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对35岁及以上人群的影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明显增强,对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的影响效果最为突出。认为:在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医疗负担增加等重大挑战时,需要加快普及对体育消费的健康效应认知,大力促进全人群体育消费。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的计划生育,使得中国妇女生育率快速下降,也预示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将在一定阶段明显加快。本文回顾了中国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过程,描述了以往不同时间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利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了老年人口的状况和特点,并对未来50年中国人口和老龄化进程进行了预测。研究发现:2022—2036年是老年人口增长最快的时期,2037—2051年进入中速增长阶段,2052—2063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迅速递减,从2056年开始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老年人口数量有所减少。从2068年开始到未来的一段时间老年人口增长速度会在0附近波动,而且会长期保持下去。尽管老年人口出现负增长,但是老年人口所占比例仍然会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将大幅度减缓,这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老龄化和老龄问题带来的压力。总之,未来30年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解决老龄问题的关键时期。然而,与“30后”“40后”父母相比,“50后”“60后”“70后”父母现有子女数大幅度减少,家庭养老将难以为继,未来社会养老将面临巨大压力。

老龄化视域下西北农村互助养老需求及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目的:了解西北农村地区老年人互助养老需求及其影响因素,为农村互助养老长效发展提供策略和方案。方法:采用自制问卷对西北五省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进行抽样调查。共发放问卷2800份,回收有效问卷2454份,有效回收率87.6%。提出研究假设,建立模型,采用分步Logistic回归分析数据。结果:年龄、身体机能、婚姻状况、居住方式、收入、社会网络关系、互助设施适老程度均对老年人互助养老产生显著影响。结论:老年人对养老服务需求是一种刚性需求,且多样化、个性化、复杂化。由此建议发展农村互助养老应精准、动态评估老人内生需求,建立需求评估机制;以村庄为本位,补齐农村养老短板,建立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农村互助养老网络,完善农村互助养体系,提倡一村一策略,一人一方案养老模式,为西北农村互助养老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行路径。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的挑战

纵观全球,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具有普遍性和阶段性特征。对中国而言,随着由乡入城人口的地域流动,老龄化城乡倒置格局不断演变,呈现出“农村先老、农村快老、农村更老、农村高老、农村弱老”的特征,给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带来诸多挑战。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核心积极应对老龄化城乡倒置问题,需从建设人才队伍、提升人口素质、优化人口布局、提高老年人生产生活质量等方面着手,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城乡全面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如何应对劳动力老龄化——加拿大老年职业技能培训的经验与启示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最重要的社会趋势之一,随之而来的劳动力老龄化问题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加拿大作为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将发展老年职业技能培训视为应对劳动力老龄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制定积极的老年职业技能培训政策,设立专门机构并鼓励民间组织参与管理,建立政府、社会力量援助与个人学习账户结合的经费投入机制,开发在线工具提供网络支持,与教育机构合作实现校企无缝对接等方法,构建了一个多方参与、动态合作、自上而下的老年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该培训体系“顶层设计+分散经营”的管理体制、纵向一体化的实施体系以及基于网络的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等特点,为我国应对劳动力老龄化提供了新的思路。为推动我国老年职业技能培训更好地发展,应聚焦思维转变,树立老年职业技能培训理念;加强政策及法律法规制定,营造良好职业技能培训氛围;以老年人为本位,开发线上老年职业技能培训平台;鼓励多元主体参与,打造社会化培训格局。

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就业质量

推进就业优先战略、保障高质量充分就业是实现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的关键举措.与此同时,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对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要素投入调整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为此,基于我国2006—2021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对各省劳动力就业质量进行测算,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人口老龄化对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抑制我国劳动力就业质量提升,人工智能的发展带来的外部环境和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可以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就业质量的消极影响.

再分配视域下河北省人口老龄化与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关系分析

再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河北省作为人口大省,日益加重的人口老龄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城乡收入等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一方面,河北省人口老龄化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尤其是在二线城市和大规模城市中,人口老龄化引致的城乡收入不平等效应更加明显;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作为“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原动力,能够有效“对冲”人口老龄化对城乡收入分配不公的负面影响,而人口老龄化倒逼技术进步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城乡收入不平等。因此,河北省不仅要做大“财富蛋糕”,更要使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经济蛋糕”,以此加速推进共同富裕进程。

农业机械化、农机服务与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基于人口老龄化视角

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多值处理效应模型,使用黑龙江省47个村粮食种植农户样本数据,研究农机服务对老龄农户和非老龄农户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前黑龙江省农户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57.2%,总体水平偏低,技术损失较大,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非老龄农户更能从现有的农机服务中获益,农机服务未带来老龄农户技术效率的显著提高,但使得老龄农户留在农业生产之中,形成互补关系;在播种和收获环节,农机服务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受到人口老龄化的抑制,原因在于老龄农户倾向于投入劳动替代农机服务,在不同地块之间转移劳作的成本更高。在发展农机服务、扩大服务经营规模的同时,应考虑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特征,完善土地流转机制,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农机服务协调发展。

跨越鸿沟重返舞台:积极老龄化视角下“银发网红”平台参与模式研究

平台技术在重构公众日常生活的同时,也给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挑战。一方面,老年人积极使用数字媒体,借助平台实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参与;另一方面,当数字技术拓宽老年群体的社会活动范围,他们也面临除接入、技能和素养之外的参与性鸿沟。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聚焦深度参与平台内容生产活动的“银发网红”接入平台社会的模式,考察其在此过程中如何实现积极老龄化。研究发现,以老年人为中心的多层次、嵌入性、创造性平台参与结构正在形成,“银发网红”在多维平台参与的过程中获得了积极体验和暮年生活新意义。在“自我接入”模式中,他们将平台视为自我展示的空间、日常生活的延伸、拓展社会关系和满足自我需求的工具,在内容创作中获得技术自我效能感和重塑第二人生的机会。“家庭作坊”模式中,他们与家人合作参与平台社会,在获得代际反哺的同时形成代际互惠,也获得了更多情感联结与自我身份认同。“机构辅助”模式中,他们适应自我商品化,跻身银发经济,获得了个人价值的放大,实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