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笔谈)

考古学传入中国后经历了百年发展历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如何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无论是中华文明探源、考古学理论、方法和学科体系的建构,还是田野考古与科技考古手段的发展、考古学与历史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等若干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顺应时代发展的历史潮流,进行深入的思考和具体的实践。本刊特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考古学学科评议组霍巍教授、赵宾福教授、陈洪海教授、韩建业教授、孙庆伟教授等五位成员围绕“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这个话题进行笔谈,以期引起更为广泛的对话与交流。

与时偕行——写在《考古与文物》变更月刊之际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1980年,正值我国文物考古工作全面开展的新时期,中国考古学收获空前,走向成熟之际,《考古与文物》应时而生。初为季刊,1982年起改为双月刊,至今已出版260期。40余年来,《考古与文物》已发表了2000余篇有关国内外考古发现的新资料、新成果,涉及考古学、文物保护、古文字研究等多个方面,见证了中国考古学发展壮大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考古工作,中国考古学迎来了百年发展历程中的高光时刻,考古事业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时代。层出不穷的考古新发现,多学科手段大幅介入带来信息的几何数增长,在时间和空间上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边界,促生了大批重要的科研成果。

考古学史的多个面相

国际考古学界一般把1859年作为人类现代考古学真正诞生的年份,其标志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即“进化论”正式发布。这表明现代考古学既与自然科学有着深刻的关联,又具有人类思想革命的伟大意义。在我国,多认为现代考古学出现于1921年,受雇于中国政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池县发现了仰韶文化。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走过不同的历史阶段,如今巍然屹立于世界考古学的群峰之中而毫不逊色。回顾和关注考古学史对我们正确把握考古学的学术创新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意义。

考古绘图的历史回顾、发展现状与数字化展望

考古绘图是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为考古研究提供科学的、直观的、详细的图形资料,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手段,在考古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具有不可替代性。一、我国考古绘图的初创、发展现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直至当代,国内考古研究领域一直沿用传统手工测量技术进行考古绘图工作。1982年出版的《考古工作手册》被考古界奉为典范。其中以独立篇章介绍了考古绘图的基本理论和操作规范,其考古绘图的操作方法和规范一直沿用至今。

山东省内古代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深入实施,山东省的古代海洋文明遗址的考古研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山东不仅拥有丰富的陆地文化遗址,其漫长的海岸线还隐藏着大量珍贵的水下文化遗产。从庙岛群岛海域的水下资源普查,到甲午海战沉舰定远、来远舰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一系列海洋考古不仅填补了历史空白,还为重新评估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范围与影响提供了实物证据。本研究旨在概述山东省近期在古代海洋文明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方面的最新进展,探讨这些考古新发现如何挑战传统的历史叙事,重塑我们对海岱文明乃至中华文明整体框架的理解。通过深度剖析这些考古成果,更深入地洞察古代社会的海洋活动、文化交流和技术进步,为构建全面的古代海洋文明研究体系奠定坚实基础。

社区考古学:概念与实践

作为学术概念的“社区考古学”,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已经出现,但对其准确定义的探讨至今尚无统一认识。但无论如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大家已经形成一些与此相关的基本认识,比如:社区考古是公众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区考古离不开“社区”和“考古”双方(或多方),“社区”是考古工作开展的情境,考古是“社区考古”这一概念成立的核心纽带。几十年来,如同公众考古学一样,社区考古也存在理念和实践2个向度的不同步发展。

从三星堆考古看中华文明起源的历史脉络

三星堆六个祭祀坑的考古新发现,带给世人有关三星堆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若干重大问题的新的思考。观察三星堆,需要从古蜀文明、三星堆与中原殷周文明的关系以及世界文明视野下的三星堆三个维度来开展。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三星堆文明诞生于中华大地,是古蜀文明对于中华文明的杰出贡献。三星堆青铜器所反映的神灵祭祀场景,是殷商时期重祀好巫文化的典型反映。对三星堆器物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开展更深入的探索和研究,从更为宏观的理论层面去分析比较三星堆所反映出来的文化观、宗教信仰、区域文明特色以及和世界上古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等问题,应当不仅仅是考古学所承担的任务,更需要多学科、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综合研究,如此才能真正认识三星堆文明的独特价值和对世界文明所做的巨大贡献。

民国时期易县燕下都的田野考古

民国时期的田野考古实践对于了解中国考古学初期的田野水平有重要意义,目前已经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陈星灿先生从史前考古学史的角度系统梳理了不同团体、不同学人在此时期的相关发掘活动,对其田野考古方法进行了详细分析。陈洪波先生则立足于安阳殷墟15次发掘活动,通过回顾殷墟发掘理念与方法的逐步改进,揭示了中国考古学逐渐科学化的历程。

论中国宗教考古学

本文阐述了宗教考古的历史及其对宗教学发展的意义,探究了宗教考古学的基本蕴涵、历史与现状以及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跨学科关联。重点对中国宗教考古学学科发展及其价值进行梳理和分析,论述其学科体系的基本构设、研究特色和主要侧重,说明其在文明探源、文明识别上的地位与意义,并指出佛教考古学研究上的成就及其对当代中国宗教考古学发展的引领。

《辽祖陵——2003—2010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评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编著的《辽祖陵——2003—2010年考古调查发掘报告》(以下简称《辽祖陵》),2022年3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尽管近年面世的大部头考古报告早已屡见不鲜,但看到这部精装5册的调查发掘报告时,还是有些惊诧于它的卷帙浩繁,当意识到这是耗费了编著者将近20年心血的精心之作时,也就不以为异了。《辽祖陵》内容共六章,分为前言、辽祖陵陵园内重要陵墓、辽祖陵陵园内重要建筑、辽祖陵陵园外重要遗址及陪葬墓群、辽祖陵奉陵邑——祖州城、结语,全面介绍了2003—2010年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对辽太祖祖陵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收获。

江苏大运河考古遗址公园与国家文化公园融合路径

从本质上而言,考古遗址公园是遗址保护与展陈的重要公共文化场所。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展示遗址本体和开展文化教育活动,阐释和传播了遗址价值,使大众更加了解、欣赏、热爱文化遗产。江苏大运河考古遗址公园承担着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考古发掘保护、文化研究、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化展示等多方位的保护与建设工作。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新时代具有创新性的重大文化工程,可以让大运河保护的成果更好地融入当代,服务今人,传承后人。

江汉平原史前景观考古研究进展

新石器时代至晚商是史前人类文明富有爆发力与创造力且遗址遗迹相对较多的时期,本次综述据此结合江汉平原史前景观考古热点进行整理。首先综述史前城址与聚落的考古总况、分布格局、选址、特征与变迁,并对其所反映的史前文化、择居观与社会组织等进行延伸探讨;其次从史前云梦泽的变迁、史前植物考古两方面综述江汉平原的史前环境。认为江汉平原的史前景观具有很大的挖掘潜力和研究价值,尤其史前植物考古与生态环境复原研究非常缺乏。新石器时代至晚商对人居环境史学是一片相对苍白的领域,故而对江汉平原史前景观考古的综述整理将对此具有重要补充价值。

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关注度体系建构与讨论

在中国宗教美术研究领域,佛教美术与考古学有着密切联系,许多重要成果依赖于考古材料,考古材料也提供了明确的支持。在中国,随着百年考古发展,特别是近七十多年来,考古成果有了巨量的积淀,如何梳理材料成为一个难度很大的工作。比如,材料的边界如何确定,材料的有效性如何判断,乃至材料的呈现方式选择,等等。同时,在梳理材料时产生许多数据,这些数据本身能不能转化为有效信息?这些问题指向具体操作的路径,也指向了理论体系的建构。为此,我们提出建构中国佛教美术考古的关注度体系设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讨论:其一,建构体系主干,提出内容关注度、数量等级关注度和学者群与地区关注度等三个分布体系;其二,制作对应的分布表格,以数据呈现和信息分析说明重要的遗存现象;其三,提出考古文献的全覆盖理论要求,并提出关注度体系的指标设计方向。

中国科技考古的发展历程、研究方法和展望——以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为例

如今,中国的科技考古正处于方兴未艾之势。然而,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对国内外科技考古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对现阶段科技考古的特点、科技考古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也缺乏深入探讨。为此,本文以全国科技考古学术讨论会为主线,在回顾国内外科技考古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讨论中国现阶段科技考古的特点以及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最后对今后如何开展科技考古研究进行了思考。

安徽省首批考古遗址公园:新石器时代薛家岗遗址

薛家岗遗址于1977年12月发现,1979-2000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师生先后对薛家岗遗址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出土文物1600余件,以石器、玉器、陶器为主,石器选材讲究,制作精良,以多孔石刀和彩绘石钺、铲最为精美,其中9孔石刀陈列于国家博物馆。陶器以夹砂黑陶、泥质红陶为主,手轮兼制,刻有纹饰,反映了当时已熟练掌握渗碳技术。玉器有环、璜、管、块、扣、琮等,造型丰富,雕刻精美,图案对称,工艺水平高超。薛家岗出土器物特点突出,型式多样,风格演变衔接紧密,分类次序较为清晰,既体现多元性文化特色,又独树一帜,代表着一种全新的考古学文化,被命名为“薛家岗文化”。

呵护文化瑰宝 探寻文明历史——写在秦始皇帝陵兵马考古发现50周年之际

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多彩世界,这是一处启迪后世的玄妙空间,这是一座世界文明的文化坐标。沉睡2000多年的秦始皇帝陵的“地下军团”——兵马俑,一经发现即震惊世界,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半个世纪间,在几代考古工作者持之以恒地探寻与追问下,兵马俑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取得了丰硕成果。秦风扬中外,文韵烁古今。栩栩如生的陶俑、气势磅礴的军阵,实证了中华文明发展的辉煌历程,彰显着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

考古,让文物说话

樊锦诗60年如一日坚守在莫高窟考古研究与文物保护一线的故事,令不少人对考古这一小众学科萌生了兴趣;2021年亮相央视的三星堆遗址8号坑考古直播,又让大众对考古有了直观的认知。近年来,考古学逐渐摆脱“冷门”的标签,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

2023世界十大考古新发现

日前,《考古(Archaeology)》杂志新出版的2024 年第一期评选出了“2023 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陕西西安汉文帝霸陵发现的动物殉葬坑名列其中,成为我国唯一入选本次评选的考古发现。该杂志是美国考古学会主办的面向公众的双月刊考古杂志,已连续出版70 余年。自2006 年开始,该杂志在每年都会评选出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在全球范围特别是学术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本期,我们就来一起来了解一下2023 年度的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尤其是汉文帝霸陵里究竟发现了什么。

巩义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

1934年春季,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等人在巩义塌坡遗址等地点的考古发掘,掀开了郑州地区史前考古的第一篇章,这也是巩义考古工作的起点。90年来,一代代考古人不懈耕耘、孜孜探索,取得了璀璨夺目的丰硕成果。本文对巩义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进行梳理归纳,同时对史前考古90年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以期对今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发掘”里的中国考古学

考古学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存通过地层学方法有序地揭露出来,专业表述中称其为“发掘”。可是,我们为何会将“发掘”一词与考古发掘紧密关联在一起?其中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自从近代考古学思想传入中国以来,不止公众对考古发掘的表述莫衷一是,学界也在考古简报、报告、研究论文中使用过不同的词语表述考古发掘活动,如“发掘”“挖掘”“采掘”“开掘”等。随着学科的发展与成熟,统一使用“发掘”的规范正式确立,公众也渐渐接受了“发掘”一词背后的科学内涵。考古发掘表述从混乱到统一的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科学化道路上的一道印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