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前置改革实践中的具体分析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经济加速带动了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城市发展建设对土地的需求日益增大。如何在土地利用和城市建设中做好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一直是考古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放管服”改革深入推动下,北京、郑州、南京、成都、广州、杭州等多个城市,相继落实考古前置工作政策措施。2018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考古前置”要求,即“地方政府字土地储备时,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入库”。之后,“先考古,后出让”的工作模式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考古前置实现了经济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共赢发展。虽然取得了一些工作成效,但同时也发现部分地方政府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诸多矛盾和摩擦,致使考古前置工作阻滞不前。

关于加强考古前置监管的思考与建议

当前,我国的土地储备考古前置工作改革已经成为社会共识,但因处于全面起步阶段,考古前置的监管难度加大,面临诸多的困难和问题。对此,文章提出建立审管联动机制、实行开工报告制度、审查相关资质手续、加强工地现场把控、严格落实属地监管、规范档案资料移交、建立督察追责体系等工作建议。

城市建设过程中考古勘探前置的意义与问题

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完善基本建设考古制度,地方政府在土地储备时,对于可能存在文物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入库”,考古勘探前置成了地方文物保护工作的新模式。而在此之前,西安等地已开始考古勘探前置模式的探索。文章旨在探讨该模式在城市发展建设中的成效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浅谈基建考古“广州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基建考古是我国考古工作的主要内容,如何实现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的双赢一直是广州考古人必须面对且必须解答的难题。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广州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前置、地下文物埋藏区、区域评估、分级确定考古面积、免于收费、建立协作机制等方面不断探索与创新,形成了基建考古工作中的"广州模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