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义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

1934年春季,中国考古学家郭宝钧先生等人在巩义塌坡遗址等地点的考古发掘,掀开了郑州地区史前考古的第一篇章,这也是巩义考古工作的起点。90年来,一代代考古人不懈耕耘、孜孜探索,取得了璀璨夺目的丰硕成果。本文对巩义史前考古发现与研究历程进行梳理归纳,同时对史前考古90年历程进行简要回顾和总结,以期对今后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工作提供借鉴和启示。

越南俄厄(ÓcEo)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俄厄遗址位于越南南部建江省(Kien Giang),地处越南南圻(Nam Ky,Cochinchine)中南半岛地岬地带的湄公河三角洲上,在泰国湾东岸约25公里处,为古代南海交通的要冲。遗址平面近长方形,东北-西南走向,长约3000米,宽约1500米。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城内有一条运河穿过,运河两侧分布有大量文化遗址和遗迹,主要有居址、手工业作坊和宗教遗迹。从20世纪40年代起,考古学家们在遗址内发现大量遗迹和遗物,为研究东南亚早期文明和城市发展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本文尝试概述俄厄遗址考古发掘的历史,梳理和回顾学界对该遗址及其考古发现展开的相关研究,以期推动国内学界对俄厄遗址研究的深入。ÓcEo一词中文译法较多,曾被译为“奥埃奥”“奥高”“沃奥”“沃澳”“俄厄”。该词源自法语,根据法语发音,将其译为“俄厄”更合适,故本文采用“俄厄”这一译法。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中原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由国家支持的多学科综合研究中国历史与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等相关项目中的考古研究课题相继在中原地区开展。中原地区相关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已指明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基础、目标、收获和研究的走向。在深入探讨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基础上,进而将研究范围扩大到黄河上游和下游、长江、辽河流域等参与中国文明化进程的其他地区,探讨其社会结构演变所表现出的文明化过程及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与变化,梳理出各地区文明进程中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北京市房山区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

北京市房山区的夏商周时期遗存集中发现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80年代的三次文物调查工作中。琉璃河遗址发现了西周燕国的都城遗址、居住址,以及贵族及贫民墓群,墓葬中出土器物的铭文证实了该地是西周燕国的封地所在。镇江营与塔照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使北京地区先秦考古文化的类型与谱系渐趋清晰。窦店城址的调查和试掘,了解了城址的平面形状、城墙残存情况、筑城方式和城的维修及使用情况等。丁家洼遗址是北京首次发现的春秋时期居址。南正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陶器的谱系编年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房山区现已发现的夏商周遗存在北京域内的夏商周遗存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且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近年来吉林省辽金时期考古发现与研究述略

吉林省是辽金时期考古遗存发现的重要地区之一,从近年来吉林省境内发现和报道的辽金时期考古遗存来看,种类不断增多,而相应的研究却略显滞后。本文概述了近年来吉林省境内辽金时期的主要考古发现和研究动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目前对于吉林省境内辽金时期考古遗存研究的一些看法。

贵州西部青铜文化遗存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夜郎文化研究之一

目前发现的贵州西部青铜文化遗存以中小型墓葬和居住遗址为主,时代可早至商周时期,但集中于战国晚期至西汉晚期,主要分布在毕节、六盘水、兴义三个大的区域内,且各区域之间文化差异明显,缺乏统一的文化特征。已往的研究主要讨论了这些文化遗存的时代、内涵特征及其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同时提出这些研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将来需要改进的几点意见。

保山坝蜀汉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保山坝的开发和蜀汉墓的发现 据《后汉书》、《续汉书》、《华阳国志》等古籍记载,远在保山坝东西两面的大理。腾冲等坝区尚无较大开发的汉晋时代,保山即已成为我国内地通向中南半岛,南亚、西亚乃至欧洲大陆的交通枢纽、商业巨埠和一大政治文化中心,有谓“五谷桑麻金银宝货之地”,“重镇地也”。其地汉前属古哀牢国;西汉武帝元狩二年(公元前109年)在坝子东北金鸡村一带设不韦县治,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哀牢77邑王内属,汉王朝以其地(“东西三千里,南北四千六百里”)设置永昌郡,并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宫廷庆典,郡治设在保山坝,著名的南方丝路后半段“永昌道”即因穿越其境得名;南中叛乱年代,蜀汉名臣吕凯为维护国家统一,以保山坝为指挥中心,串励全郡军民与三面强敌长期抗衡,使永昌郡成为蜀汉稳定的大后方和军事补给地。

前仰韶时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958年冬和1959年4月,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对元君庙仰韶时期墓地的发掘和老官台遗址的试掘,揭开了研究前仰韶时期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序幕。 1976年,河北省文管处等单位在武安县发掘了磁山遗址。 1977年,开封地区文管会等单位发掘了新郑县的裴李岗遗址。 这些考古工作所揭示出来的考古文化遗存,均自具特征,年代上早于仰韶时期。按考古文化命名的惯例,考古学者分别称之为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

《五至十世纪统万城夏州城考古发现与研究》出版

2022年1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邢福来、陕西师范大学侯甬坚主编的《五至十世纪统万城夏州城考古发现与研究》一书,由三秦出版社出版问世。该书4册一函,包括考古编、研究编各1册,图版编2册,均为精装本。2021年,该书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该书第1册为考古编,是由长期担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统万城考古队队长的邢福来研究员执笔、统稿和完成,编辑意图是将2002年建队以来,历年调查发掘统万城遗址及周边墓葬的主要资料整理编辑成书。其中,第一章为大夏国都统万城遗址的发现与确认,第二章为统万城及夏州城的考古工作,第三章为统万城及夏州城墓葬群考古发掘工作,第四章为统万城遗址出土文物。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

本文简要回顾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河南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主要调查、发掘工作,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李家沟文化、中期的裴李岗文化和晚期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等的主要考古发现和基本研究历程、重要研究成果进行了概述,有些方面还略作评议。在总结以往发现与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指出今后既要继续重视基础性的文化研究,又要更加广泛深入地运用聚落考古等方法,加强对古代社会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以期河南新石器时代考古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汉长安城城门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汉长安城共有城门12座,其中4座做过全面发掘。另有数座城门经过勘探或局部试掘。从发掘的情况看,城门均为一门三道的形制;东城墙上的3座城门属于特殊类型,不同于其他城门;霸城门和西安门的规模大于其他城门。城门建筑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出都城所具有的礼仪性、威严性、安全性和时代性。

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本文为作者代表中国考古学会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一、为什么要保护好文物;二、考古学在文物保护中的位置;三、考古学如何在文物保护中发挥作用;四、此次会议取得的成果。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纪要

2009年11月,由国家文物局、中国考古学会主办,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承办的"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郑州举行。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南水北调中线工程考古新发现及其所涉及的重要学术课题、考古立项与多学科综合研究等问题进行了充分交流。本文为会议的主要内容和学术收获纪要。

奥库涅夫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公元前3千纪中期至公元前2千纪初期,是南西伯利亚早期金属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早期青铜时代(或青铜时代早期)^([1])。与之前的早期金属时代初期阶段相比,该时期考古遗存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主要表现在诸考古学文化在畜牧业、冶金业和艺术等领域的突飞猛进和取得的非凡成就。南西伯利亚的早期青铜时代与中国的龙山时代大体同时,二者均属于"大变革"的时代,且已有证据表明,此时的南西伯利亚与中国北方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交流。若想了解这些文化交流曾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区域历史的发展,有必要对两地的考古遗存进行比较研究。

辽金历史与考古研究新理论成果探析——评《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六辑)》

辽金时期上承隋唐,下启元明清,是中国形成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时期。契丹、党项、女真、蒙古族先后在北方兴起,以这些民族为主体,建立过辽、夏、金、元等强大政权,实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和社会制度新发展。近年来,随着考古成果和研究方法的不断进步,以及跨学科研究的兴起,许多新理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辽金历史与考古(第六辑)》一书涵盖了广泛的主题,从考古发现与研究、历史研究、文物研究、碑志研究到综述等方面,深入探讨了辽金时期的历史与文化。

新中国龙泉窑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引言龙泉窑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陈万里先生是筚路蓝缕的开拓者①。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国家文物考古事业的进步,龙泉窑考古在广度和深度上有了全面深入的拓展,可以说,异彩纷呈,成果累累。通过多种形式的田野考古调查,科学规范的考古发掘,多视角、多层次的学术研究,人们对于龙泉窑遗址的分布地域,龙泉窑瓷业生产的持续时间与发展阶段,各时期产品的基本特征和生产工艺等,都有了日渐清晰的认识。

二十年来河南考古发现与研究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main achievements of the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As one of the leading institutions of the provincial level. the He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has made a great progress in archaeological surveys 、excavations，researches and publications.

明墓所见冥途路引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冥途路引较多的发现于江西、江苏等南方地区明代墓葬中,流行时间约在明中期弘治年间至明末,宗教属性可分为佛教类和道教类,同一宗教内依据不同的派别信仰又有不同的样式。总体上道教冥途路引应为模仿佛教西方公据路引而来,但现实依据都源自明代的官府路引。其版式多样,出土位置不尽相同,最为规范的用法应为一份纸质留存,另一份诵读后焚烧,文书与纸灰一式两份装袋随葬。至今民间丧葬活动中仍能看到,具有极强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