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城隍》《司文郎》本事考辨

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考城隍》是开宗明义的第一篇,《司文郎》则是思想艺术成就较高的一篇,学者对这两篇小说的情节来源多有考证。叶德均、朱一玄等认为《考城隍》的情节可能源自笔记小说中人死后为神的故事,杨敬民认为《司文郎》中以鼻观文的奇妙构思是受钱谦益“香观说”的启发。但从本事研究的角度看,《考城隍》的创作可能受到民间故事《城隍交代》的影响,而《司文郎》中以鼻观文的情节明显来自一则民间笑话《嘲学浅》。这两篇小说是蒲松龄受民间文学启发创作而成的,这一点对于审视民间文学与古典文学的互动,加强跨学科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环境史视角下黄河改道对黄泛旧县的影响——以河南旧县考城为研究对象

探讨被撤并的黄泛旧县的生命史轨迹是城市历史地理与环境史的议题范畴,也是准确把握和深刻理解黄河与城市发展关系的重要路径。河南旧县考城地处明清黄河故道与1855年铜瓦厢决口后黄河新道结合部,其城市发展受黄河决溢泛滥的影响远超他处,历史上曾出现六淹考城而被迫多次迁城。其中,1784—1949年考城县设治于堌阳期间,曾因乾隆兰阳改河和咸丰铜瓦厢改道的影响而出现黄河与县治位置的变动,导致其县辖境、城址迁徙、行政区划改隶、河防管理以及城市防洪等连锁反应,其中铜瓦厢改道后的黄河新河道起着重塑作用。对考城城市环境史案例的考察,可揭示黄河变迁与下游冲积平原城市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基于中国民俗文化视角的《聊斋志异·考城隍》要旨

《聊斋志异》作为中国文言短篇小说的集大成者,其近五百篇故事在不经意间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堪称是中国文化的万花筒。《考城隍》作为《聊斋志异》的开篇第一个故事,有作者的特殊考量。本文从中国民俗文化的角度解析《考城隍》的主旨要义,小说中的城隍神、关帝,以及小说人物所吟诗中的花和酒,或许表达了蒲松龄写作《聊斋志异》关于民心所向的总基调:希望官府像城隍神一样,判案时能明辨是非善恶,像关帝那样用忠勇仁义守护一方百姓,让百姓生活能幸福美满,花与酒常伴左右,即使有挫折也依然心中有光亮、未来有期许。

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说《聊斋志异·考城隍》

《考城隍》在《聊斋志异》的各种版本中都处于第一篇的位置,可以说《聊斋志异》的“立言之旨,首揭于此。”而且,它不仅提供了早期《聊斋志异》创作动机和创作风格的范型,也为我们研究《聊斋志异》的美学思想以及蒲松龄的生活趣味乃至人格精神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论《考城隍》本文层次的典型特征

从本文层次的角度阅读、分析和评判文学作品意义重大。《考城隍》本文层次的典型特征是文学话语内指性突出;文学形象的个别性未能成为“这个”,人物形象粗浅模糊;文学意蕴重在批判黑暗科举。《考城隍》本文层次由浅到深,由表及里,共同形成了它特有的召唤结构和艺术魅力,让人钻研不止,品味无尽。

雅俗文化在“道德宿命意识”上的冲突与整合——以《考城隍》为例

道德宿命意识的虚幻性为雅俗文化的整合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与可能,其道德本体、赏罚主义、需要外在主宰力量等特征使《考城隍》以科举考试选拔城隍、因仁孝的儒家道德意识和关于"有心为善"的较好道德理论水平而施以"给假九年"的奖赏,以及其他情节共同展现了雅俗文化在道德宿命意识上的冲突与整合。

开宗明义外,寄托蕴涵多——《考城隍》释解

《考城隍》一文是《聊斋志异》的首篇,蒲松龄将它置于篇首有多种用意:第一,开宗明义,宣扬仁孝;第二,有所寄托,纪念叔父;第三,假借冥司,批判科举。蒲松龄在思想内容和表达手段方面对前人多有继承创新,通过对《考城隍》的释解可以看出蒲松龄放言常有用意,为文多有寄托。

《聊斋志异》科举故事中的男性形象解读——以《考城隍》《司文郎》为例

通过对《考城隍》《司文郎》的另类解读我们发现,蒲松龄在这两篇文本中展示的不仅仅是科举制的黑暗和悲哀,我们还看到更多可贵的信息:科举对大多数读书的男人来说是虚幻的,女人免谈的;母亲是人类的精神家园;做男人不能太嚣张;婢女命如草芥。这是基于女性学视角,我们看到的文本世界。

从《考城隍》说起

《考城隍》借“过阴”(又叫“走无常”)的故事,写作者的胸怀。显然是初创的缘故,笔力还没放开,写得有些拘谨,然文采、气韵、章法、姿质,均已初步形成《聊斋志异》独有的艺术风格。

《考城隍》考释——兼谈《聊斋志异》之创作始期

《考城隍》是《聊斋志异》第一篇,《孙九鼎》是《夷坚志》第一篇。这两篇作品有很大的相似性。另外《考城隍》还和《夷坚志》的其他篇什《城隍门客》、《天台取经》等,有些渊源关系。在《考城隍》的"有心无心"等问题上,《夷坚志》诸篇和《阅微草堂笔记》中的《阴司业镜》、《业镜与心镜》等篇,也可参相解释。通过对《夷坚志》诸篇的分析解读,亦能间接考订《聊斋志异》的创作始期。

《考城隍》“冥吏”故事新变研究

从题材演变的角度,《考城隍》继承和发展先前小说的故事框架,并对此进行了提炼与升华。其主要宗旨体现在对世道人心的指导,以劝善为目的,并依托民间崇拜来深化。作为《聊斋志异》的开篇之作,"正心向善"的主旨是《考城隍》所标举的首要,故事为明线,暗含的大义却深刻醒人。

从《考城隍》看蒲松龄的救世情结

《考城隍》一直都处在《聊斋志异》第一篇的位置,因此倍受研究者的关注,强调“仁孝”几乎是研究者的共识。作为古代的士人,蒲松龄以文载道,以道济世、救世,《考城隍》真正体现的还是儒家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与担当,表达了作者选贤任能的治国构想,对正心诚意人格的期许,以及持之以恒的现实追求,这是古代士人救世情结的自然流露,充满了一个传统士人批判与建设的双重热情。

从《考城隍》看蒲松龄的仁孝思想

蒲松龄受儒家传统思想熏陶,虽困于场屋,屡试不第,但始终坚持仁孝治天下的理想,从《聊斋志异》开篇之作《考城隍》中我们可以看到蒲松龄的"仁孝"思想。

试解开宗明义的《考城隍》——读《聊斋》札记

《考城隍》列于蒲松龄自编的《聊斋志异》手稿本中的第一卷第一篇，但明伦在评论中说：“一部大文章，以此开宗明义。”由于《聊斋志异》并非严格按照编年结集，因此我们今天无法确定到底哪一篇作品才真正是全书的第一篇，但《考城隍》属于作者的早期创作，应该毫无疑义。虽然蒲松龄在创作初始时未必就预先计划好要写成一部卷帙浩繁的短篇小说集，更未必有一个通盘的谋划布局，

黄河城市生命史:以兰考为中心的研究

黄河变迁对城市的影响是黄河变迁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历史上黄河在兰考地区决溢泛滥,重塑了兰考自然与人文环境,是导致兰考城市变迁的最主要自然营力。自1166年兰考走河至1949年止,兰考经历了两城——三城——两城的复杂变化过程,城随河动过程中,其间出现12座城址,均是因黄河水患的被迫选择。马村兰阳城具有其他几座城市不可比拟的优势,最终成为1954年新兰考县城驻地,有着深厚的历史地理基础。

明清河南漕粮探析

明成化八年河南漕粮按照依赋定漕兼顾运输难易的原则分派于除南阳、汝宁二府外的各府州县。后由于运输艰难,清代把距离卫辉水次四百里以外州县的漕粮改派在了仪封、考城及河北三府。这一措施避难就易值得肯定。由于浮收严重和粮价上涨,北部州县漕粮负担大大增加,尽管如此,由于河南漕粮总数有限,所以漕粮负担仍在粮户承受力之内。

互联网时代的学术研究

因《聊斋志异·考城隍》中"有心为善,虽善不赏"一句,与马振方教授多次探讨、交流,均不能找到满意答案,转而求助于互联网,很快有了收获。互联网不仅是一个高效的搜索平台,而且是一个无形却极其丰富的智库,不仅可以搜索到各种不同的信息资料,还可以追根溯源,钩稽旧籍,使很多长时间不未能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

清初的文字狱和蒲松龄谈狐说鬼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曾被称为“鬼孤史”,后世的读者把它目为《搜神记》、《夷坚志》之属。这些说法虽未必十分恰切,但是,谈狐说鬼,描写这些精魅“出于幻域,顿入人间”的“鹘突”、“变幻之状”①,倒也确是《聊斋志异》的一个突出特色。因此,在研究这部文学名著时,必然要接触到这佯一些问题:蒲氏为何要请这些子虚、乌有。

《试论<聊斋志异>的成书及分卷和编次问题》

近十年来,《聊斋志异》的研究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对于其成书、分卷及编次诸问题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突破。但是,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有必要更进一步地进行探讨。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打算就以上几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一点粗浅看法。

《聊斋志异》是按写作先后编次的吗?——与章培恒同志商榷

《聊斋志异》原稿的编次,章培恒同志先后写了两篇文章,提出许多原则性意见①。他通过对现存半部的《聊斋志异》原稿与铸雪斋抄本的对勘,推断出全书八册,每册一卷,並指出了各册的起讫篇目②,还根据一些作品标明的故事发生时间,指出:“此书的写作,前后共四十余年。”这些无疑都是对的。唯坚持认定:“《志异》诸篇系按写作先后排列”;“从稿本每一册内部的各篇次序看,凡有写作年代可考的作品,皆先写的排列在前,晚写的排列在后,而绝没有相反的情况”;“而且在各册稿本之间亦各有其写作年代上的断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