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与乾嘉考据学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成一代风气。梁启超曾对此描绘说:“乾嘉间之考证学,几乎独占学界势力,虽以素崇宋学之清室帝王,尚且从风而靡,其他更不必说了。所以稍为时髦一点的阔官乃至富商大贾,都要‘附庸风雅’,跟着这些大学者学几句考证的内行话。”但当此风气最盛之时,也有少数文人如姚鼐、钱载等,逆此潮流斥考据学搜残举碎,不讲义理。但其时批评考据学最早的、文字最多的、内容最深刻的,要数诗人袁枚。尤其有趣的是,在这场辩论中,袁枚的文字最中考据学之弊端,也最偏激;颇说理,也颇意气;讨厌考据,却与考据家有着友好的交往;与考据家交往,却有每每加以挖苦嘲弄;嘲弄考据家,却又因自己文章中史实有误,反被嘲弄;虽一生反对考据,而考据家又常常劝其从事考据。因此。

乾嘉考据学流派辨析——“吴派”、“皖派”说质疑

清代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学界,汉学成为正宗,一时聪明才智之士,咸趋此途。惠栋标汉帜于吴,戴震集大成于皖。然其治学宗旨相同,故于清代,未以吴、皖分之,亦未以流派别之。至近代章太炎、梁启超二大师以“吴学”、“皖学”分称,遂影响至今。当代一些著名学者,论乾嘉学派,言必称“吴派”、“皖派”。名家之论,如草上之风,风行草偃,几乎所有论及清代学术的著述,乃至教科书,于乾嘉考据学,皆有“吴派”、“皖派”之分,似乎已成定论。但仔细察来,此等分法,于事实甚为不符,更无科学根据,乾嘉考据之学,何“吴派”、“皖派”之有?因此,有必要与之商榷,予以辨清。

范式的转换:从考据学到文学人类学

回首十九世纪末的西学东渐到二十世纪末的全球化思潮,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夹于中西交撞的境况中,彷徨无地,惨淡经营,以期重建中国学术能够自圆其说的某种内在理路。胡适、梁启超等试图在西学的观照下,重新去发现传统考据之学的现代意义。他们将考据之学视为一种客观的科学性事业,认为它可与十八世纪西方的启蒙运动相提并论,有力地推动了科学主义。

如何研究国学

如何研究国学张岱年近几年来，人们对于国学的兴趣勃然兴起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编印《国学丛书》，江西百花出版社编印《国学大师丛书》，北京大学设立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印《国学研究》专刊，《人民日报》还曾专版登载关于国学研究的消息。这些情况，表明在领导方...

近二十年中国大陆学界关于钱穆学术思想研究的新取向

一代史学大师钱穆的学术思想是一座巨型宝库,其于历史、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经济、教育诸方面皆有涉及,历来研究者多选择钱学中之一方面加以深入分析。将近年中国大陆学术界相关钱学的论著依义理、考据、辞章之范畴进行分析,可对近年钱学研究的新进展有个总体概览和基本把握,有利于推动其进一步发展。

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批评及其内在问题

20世纪学术史上,岑仲勉与陈寅恪同被称为中古史研究的两位大师,然岑仲勉对陈寅恪之学术却有一番激烈批评。辨析二者的研究思路和学术方法可以发现,此番批评标志现代文史考据之学内部文献考据与历史考据两条进路的分野。时人以岑仲勉缺乏陈寅恪式的"大判断"来评点其唐史研究,其实恰忽略了陈寅恪从史料考据逼出"大判断"的运思特征,从而实际落入以"理论阐释"来指责史料考据的窠臼,与此相应的也抹杀了岑仲勉文献考据这一研究路径的学术意义。

顾炎武与清初学风的转变

清初学界,名家并起,群星灿烂。综观当时学术趋向,大致有三端:旧有的理学以及新起与理学相对立的事功之学和考据之学。事功之学与考据学是有矛盾的,但在批判理学的活动中,两者却在一定程度上结合起来。思想家们为解决“当世之务”,常常要到古代经、子中寻找救弊之方,因而考据方法就成为征古通今的桥梁。顾炎武是当时这种学术路径的代表人物之一。

家族文学研究新路径的探索 读郑珊珊《明清福建家族文学研究——以侯官许氏为中心》

关于文学与家族以及地域文化的关系,早已为学界所关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说：＂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①实际上,不限于魏晋南北朝,也不限于学术与宗教,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始终与家族、地域两者关系密切。研究文学,不能忽略文学活动的空间——地域。

崔述学术中的几个问题

崔述(1740—1816),字武承,号东壁,直隶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作为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他对当时所存关於上古历史的文献进行了较系统的考辨。崔述的全部著作以及後人研究崔述的主要论述均已收入顾颉刚(1893—1980)编订的《崔东壁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重版。以下凡引自此书,简称《遗书》,并注页数;除崔述本人著作外,均注明作者、篇名)。

论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

【正】 我国近代目录学处于古典目录学总结与变革的重要时期。一方面,受西方目录学的影响,产生了新的目录学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在整理国粹的过程中,对传统的目录学进行了总结,孙德谦就是这一方面的突出代表。研究孙德谦的目录学思想,对于研究近代目录学是十分重要的。一、孙德谦的生平与著述孙德谦(1869——1935),字益莽,号隘庵,清末元和(今江苏吴县)人。历任江苏通志局纂修、浙江通志局纂修、江苏存古学堂教员、苏州东吴大学及上海国立政治大学。

“胸无成竹”论和郑板桥画学之怪

在绘画史上,郑板桥以一反常态的"胸无成竹"论和独特的书画风格被世人称之为"怪",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本文从比较徐渭和郑板桥的言论和书画风格入手,从考据学的角度考察、分析"胸无成竹"论的理论依据和郑氏的绘画特色。

明末清初儒学的转型

形而上学和经世致用之学并重,是先秦以来儒家的一贯传统,然而到了明末清初,道德形而上学的衰落、经史考据之学和礼学的兴起成为一个不可挽回的趋势。这一趋势并非社会环境(社会动荡、西学传入、商业发展)或儒学本身发展("内在理路")造成的,而是更深刻的历史命运的必然性。

经验·理性·科学——记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著名隋唐史专家金宝祥

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位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人,隔着镜片,他那双眼睛放射出睿智神采的光,身后的桌面上摊开着一本泛黄的书籍,不用问老人刚刚还在钻研。七十三岁了,不紧不慢的声调仍旧那样有力,没有一丝“老”的迹象。一身普普通通的中国老人的穿着,显得他是那样慈祥,不由得使人感到可亲。他就是西北师范学院历史系教授、著名隋唐史专家——金宝祥同志。

浅论经学和经学研究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以儒学为主体,儒学以经学为根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清理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不能不研究经学。

试论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本诸程朱理学,因此,以往论者认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完全是主观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这几乎已成定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确实本诸程朱,但却非此一源.如张载、王夫之的理论就对他的理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在同治四年(1865年)刊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前后,由于他接受了张载、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并加以消化、吸收和阐发,从而使他的理学思想具有了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王国维的史学方法论

一、王国维的汉学师承王国维在哲学上是一个侏儒,这在我的《王国维与叔本华哲学》一书中已加以分析、论述,但他在史学上却不失为一个巨子,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绩是不能磨灭的。王国维在他三十岁以前是从事于哲学的研究的,但当他发觉哲学上的学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使他产生极大的苦闷,研究兴趣就开始由哲学移到文学,从事宋、元、明三代的通俗文学的研究,并从事诗词的创作活动。他想从文学上求得直接的慰藉,解除他的苦闷。他还发觉他的性格:“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

阎若璩与清代学术

近人梁启超氏曾以欧洲文艺复兴盛况比之于清季二百年学术成就。他以为,清代学术主要由前期考证学和后期今文学两大流派占尽主动,而今文学实质上亦是由考证学衍生而出,故有清一代卓然而成学术主潮者,当为考据学的盛行。

乾嘉时期文艺学的格局──考据学的挑战和桐城派的回应

清代学术至乾嘉时期演变为新的格局，所谓考据学的异军突起则是新局的主要成因。至此，汉宋之争已成燎原之势，延及包括辞章之学在内的各门学问。而这一次的激荡冲突又为清后期乃至更后的学术奠定了更广泛而坚实的义理及知识基础。本文以文艺学为范围，试图以考据学亦即新经学的挑战和依托宋学及唐宋文的桐城派回应为线索，勾勒出乾嘉时期文艺学自我演变的某些轨迹与征兆，或许可以说明古代文艺学原有自我调整、自我转换的内在逻辑，而在时势的变化中能够表现出予以因应而开放进取的精神。这一段历史对今天再度思考中国文学理论的建设而言，是值得悉心研究并有所继承的。

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

论近代文人的金石之癖陆草（河南省社科院文学所）说近代文人对金石爱之成癖，并非夸大其辞。道光十四年（１８３４）仲夏，当时任福建临汀（今长订）知县的刘喜海（１７９３—１８５２）曾不无得意他说：余素有嗜古癖，鬼金石文字积四五千种，为《金石苑》，宋人题名亦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