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学派对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的影响

20世纪新历史考据学不只是受西方史学影响,而且与乾嘉考据学有直接的联系。乾嘉考据学派与西方近代史学多有相通之处,20世纪的历史考据学治史所采用的理念和方法既来源于西方,也来源于中国传统史学。乾嘉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学者传承了乾嘉考据学的精神和方法,在借鉴传统史学优长的基础上引进西方史学的理念与方法,从而构建了新的理论体系。在民族史学近代化过程中,史学的转型离不开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乾嘉考据学本身的生命力适应了近代史学转型的要求。

日本汉方医学考据学派渊源

日本汉方医学考据学派是受中国考据学影响而产生的,萌芽于江户中期,至江户后期达到高潮。汉方医学考据学家运用考据学方法对医籍进行训校,改变了以往单纯运用医理对医籍进行训校的局面,对汉方医学和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论胡适与乾嘉考据学派

胡适继承了乾嘉考据学派疑古的精神、历史的眼光、考据学的方法。但是他主张用实验主义的方法去寻找证据,主张创办图书馆事业,提倡写人物传记来保存史料,提出用二重证据法来验证史实,主张方法的自觉和学术的公允,都是对乾嘉考据学派的超越。然而,他主张二元史观和历史发展的偶然论,夸大个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使得他的存疑主义走向了极端,这些都是他对乾嘉考据学派合理因素的抛弃。尽管如此,胡适在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他在史学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和治学方法的独到见解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清末考据学派与中国数学

看到最近几期<科学>上关于"自然国学"的讨论,觉得其中有不少问题有深入讨论的必要.一般来说,一个学科的建立,总要有一些研究加以支撑.因而不揣冒昧,想在这里谈谈清末考据学派对近代中国科学的影响,特别是对数学和数学教育的影响.事实上,"人文国学"和"自然国学"是密切相关的.

抗战时期新考据学派的学术转向

20世纪以降,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学术开始向现代转化。新考据派学人主张"为学问而学问",也就是学术独立,远离政治。在求是与致用的问题上,力主求是,而不求致用,这一学术旨趣在抗战前的民国学界占据主流。抗日战争后,在民族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此派学人的治学发生转向,认为纯学术的研究是一种浪费,转而注重学术致用,以学术服务国家,为抗战出力。此种转向,一方面使史学紧扣时代,担负起史学的致用功能,一方面又偏离了学术的求真宗旨,影响了学术的发展。学术与政治的两难恰好证明二者密不可分的一面。

新考据学派与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

近代中国是一个转型时代,学术也进入转型期。民初,转型加速。新考据学派在这一转型期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他们呈现出不同于旧派的学术眼光和学术理念。在史料上,认为一切史料都是平等的,都有其价值,史料的范围大为扩充。由于史料的扩充,新领域大为开拓,敦煌学、甲骨学、考古学、民俗学等学问应运而生,新考据学派具开山之功。在学术观念上,他们主张"为学术而学术",治学贵在求是,不主致用。

清代《诗经》考据学派《诗》学宗旨论析

考据学派是清代《诗经》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奉行"由小学以得《诗》旨"和"求古与求是"的《诗》学宗旨,在《诗经》语言文字的考释、名物典制的考证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部分学者能以文本之意为最高阐释原则,从而为《诗经》由经学阐释走向文学阐释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章学诚与乾嘉考据学派

本文认为章学诚是被现代学界推崇备至的学者，对他肯定的多、批评的少，尤其是章学诚对同时代的汉学家的批判，后人也多加称道，这缺少具体分析．章学诚对汉学家们反对宋明理学礼教思想的批驳，反映了他维护封建礼教的落后思想意识．在学风上，对考据学多訾毁泄愤，而自己却孤高自誉，与汉学家相比较，其学风不足为训。在章氏著述中，空言多而实学少，“硬伤”百出，失之严谨，见讥后世，与乾嘉汉学家相比，其学问也远逊一筹，可非议之处颇多，因此对章学诚的学术地位应作实事求是的评价．

清代考据学派的学术特色及学术贡献

考据之学在清代发展壮大,到乾嘉时期已经逐渐成熟、完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清代考据学派。清代考据学派追求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坚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建立了严格的学术规范,探索出了科学的治学方法。在此基础上,清代考据学派做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不仅经学研究成果丰硕,而且在小学、史学、历算等学科亦有建树,还整理刊刻了大量古文献。此外,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谨踏实的学风,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皇权调控与士人转向:清代江南考据学派成因新论

清代江南考据学派产生的根本原因既不是文字狱高压、儒学内在发展转换,也不是西学影响、康乾盛世,更不是"堆马铃薯"式的多种因素,而是在以照顾边省区利益和"首崇满洲"为目的的清代皇权制度设计及有偏向调控塑造下江南学术生态发展的一种结果。虽然江南士人规模处于高位且越来越多,但清廷却牺牲他们的利益来"施恩"于其他地区、特别是边疆各省。越来越多的江南儒生要么是科举失意,要么是科举成功后却因"铨选拥挤"导致的进一步晋升无望而放弃仕途。在不断的生活压力下,不同科场与官场失意者在生存与发展、理想与现实、个人天资与社会遭遇的多重交汇中另谋出路。一些学者选取以考据为基础的儒学资源作为谋生应世之道,使得与西方古代考据学相类、同样作为经典处理技术的中国古典考据学迅速流行,江南考据学派由此产生。

乾嘉学派对《四库全书总目》考据观的影响和实证

乾嘉学派，亦称汉学、朴学或考据学派。其兴盛时期正值乾隆大修《四库全书》之时。乾嘉学派以朴实考经证史为特征，讲究“考证精核、敦兹实学”，对《四库全书总目》的编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对《总目》中考据观的形成和稳定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乾嘉学派的治学风格贯穿于《总目》的各个角落，进一步说《总目》的思想体系的基点是建立在乾嘉学派考据观基础之上的。

专精和考据:新考据学派的治学取向——兼与史观学派比较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进入转型和发展时期,其中新考据学派占据当时学界的主流地位,贡献尤大。此派治学重视材料、注重考据,无征不信,主张"小题大做"及在博通的基础上做专精研究,提倡建设实证史学,反对空论和疏通。而史观学派则强调史观和理论,以理论统领史实,注重探寻历史规律,倡导史学为现实政治服务,反对做琐碎的考据。因新考据学派的治学取向、宗旨与史观学派有较大差异,以致二者对立明显、交集不多,并互有批评,前者批评后者不重史实的史学是无根之飘萍,后者批评前者的工作只是整理考订史料,无法贯通和解释历史。这其中的是非得失值得今日治史者深思。

皇权调控与士人转向：清代江南考据学派成因新论

从总体上看，清代考据学就是一种经典处理技术的汇集。它以经典文本为依据，以研究古今经典文本的流变为根本，以考据辨伪等文献方法为处理手段。今人每每将其与近代兰克史学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兰克史学是近代的产物，更多是近代科学大发展后入侵历史学的一种表现，而清代考据学则是前现代的古典学问。所以，在方法和意义的认知上。两者并不能形成最有效的对比，从世界历史范围内，如果将其与古代西方考据学相比反而看得更加明白。

徐复观的考据观和考据方法述论

徐复观对乾嘉汉学和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考据派在治学上的态度立场、价值关怀等持批判态度。徐氏认为考据虽可解决细微局部的问题,但崇尚考据的学风,使许多学者丧失思考力,造成思想上的贫乏,导致学术经世功用缺失,无益于社会现实和文化思想问题的解决。他以思想史的路径切入到对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主张思想与考据相结合,在治学上反对悬空立论,强调以考据作为治思想史的起点。在考证方法上,他提出文献线索考证法和思想线索考证法,而此两种方法都是建立在穷其思想源流、发展演变的视角基础上的。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

姚鼐与理学和考据学刘守安清代统治者极重理学，视程、朱理学为治国之根本，康熙皇帝称程、朱理学“道统在是，治统亦在是”（《清实录》）。但明末以来，一个实学思潮在思想文化方面逐渐发展。入清之后黄宗羲、顾炎武、毛奇龄、阎若璩等注重对六经、孔孟之本意进行考索，...

顾炎武与清代考据学

老一代史学家范文澜在论述清代考据学的发展时曾指出:“自明清之际起,考据学就是一种很发达的学问,顾炎武启其先行,戴震为其中坚,王国维集其大成,其间卓然名家者无虑数十人,统称其为乾嘉考据学派”.事实也是如此.追溯乾嘉考据学派的渊源,首先提到的正是顾炎武.本文拟对顾炎武的学术倾向、他与乾嘉学派的联系、区别等问题,试作分析和探讨.

王夫之在考据中表现的科学精神

王夫之是明末清初唯物主义思想家、史学家,同时,也不失为一位考据学家。他所作的考证,以广博精审的史实为基础,作出合乎科学的论断,故精辟详明,不同臆断,堪称我国古代文化的的珍贵遗产。他对儒家经典,作过一番考据工作,著有诸经《稗疏》,校订和批评了汉、唐注疏家和宋代理学家解经释义的“正义”、“集注”、“章句”之类。他和当时著作《日知录》的顾炎武,开了乾嘉考据学派的先声。但他们讲“经世致用”之学,却无后世脱离现实搞烦琐考据的流弊。下面略举几个他在考释经史中表现科学精神的范例。一、《论语·宪问》:“羿姜射,奡荡舟。”《集注》云:“奡多力,能陆地行舟。”夫之《四书稗疏》指出,这是自古相传之讹。他说:“舟行于水者,非(人)力能运之。水本流动,舟寓于上,浮泛而无留势,故一夫之力,径尺之楫,可能万斛之舰,因其便也”。陆地涩滞,物在其上,因有堕性而静止不动。凡推移物体。

论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态度

民国时期,顾颉刚以"我们"与"他们"来划分新历史考据学派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学术边界,对唯物史观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主张"分工合作"论,坚持各自不同的学术道路,缺乏主动交流与实质合作。新中国时期,顾颉刚经历了"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的心路历程,既要进行自我否定与批判,努力接受唯物史观,又无法完全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呈现出"融而不入"的矛盾状态。新历史考据学派的史学价值观塑造了顾颉刚对唯物史观的基本态度,虽然他不断进行调整,但这种价值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价值观的异趣还是成为他思想痛苦的根源。顾颉刚对唯物史观态度的演变,反映了中国现代史学格局的变迁,也折射出中国史家寻求史学现代化、探索现代史学不同范式的努力。无论是科学史学范式,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都有其历史的和学术的价值,而史学现代化则需要多元化的存在与探索。

皖学亟待正名

皖学亟待正名蒋国保学术研究都是从对研究对象加以界定开始的。研究安徽古代学术文化，当然也不例外。但要准确地界定安徽古代学术文化，却非易事，且不论安徽古代学术文化的内容、特征、传统及价值很难把握，即便就最简单的命名一事而言，要给安徽古代学术文化取一个言简...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及吴皖学术的评析——纪念戴震诞辰280周年

本文介绍了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考据学派的吴、皖分际,评述了他们褒皖抑吴的学术取向,并 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章、刘、梁褒戴抑惠的原因。提出在清代考据学中,惠、戴并立,且惠启发了戴,戴又后来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