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承继考据法 建构运用求是法——何其芳探索《红楼梦》研究方法论

何其芳对红学发展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他自1954年至1963年十年间辛勤探索而成的《红楼梦》研究方法论。1954年,何其芳受“批俞评红”大讨论的触动,开始探求《红楼梦》研究方法;1955年至1958年,他剖析批判胡适派“考据法”,辩证对待胡适的考证成果,是其所是,非其所非;1959年以后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他在“文学理论研究班”和文学所讲授文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系统阐述了“实事求是研究方法”的方方面面,在文学研究中形成了求实求是的优良学风。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研究基本方法和吸纳“新红学”考据法合理内核的基础上,何其芳破中有立,构建了《红楼梦》研究求是法方法论体系。这个方法论体系具有系统性、批判继承性、超越性、变革性、指导性等特点。

文本考据法视角下的“人不知”之“知”新释

历代注家对《论语》首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释义颇异,然其共同特点是将'人不知'之'知'都释作'理解、了解'。运用文本考据法,对单字的'知'、句子'人不知而不愠'中的'人'和'愠'解析,认为将'人不知'之'知'理解为'智'是符合原意的。

用于先秦文献考证的文本归纳核心义考据法

鉴于汉代及以后的经典、辞书、注释存在错误和争议而提出了文本归纳核心义考据法用于先秦文字的考证。这是文本考据和核心义研究的结合,文本考据可以通过语境分析和归纳类比推出文字的细微意义,而核心义研究则可以把文字的各义项归于根本,从而修正义项的错误,进一步修正对语义理解的错误。两者结合就可以完美解决疑难字的考证,这种方法比形训和音训更加精准。文本归纳核心义考据法的应用门槛很高,需要熟练掌握古经典文字,熟悉甚至服膺古经典思想,需要精细研究大量的古经典语料,还要有胆量去挑战汉代及以后的经典、辞书、注释,但这也并非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作者已经使用此方法解决了多个疑难字的考释。

《大学》、《中庸》研究:七家批判与方法反思

目前,两大方法论取向主导着《大学》、《中庸》研究:道统论解释学、片断性历史考据法。二者分别以义理的"最佳"性、考据的"片断"性,作为文本研究的"客观"性。但"最佳义理"情结缺乏历史感,再加之"正典一体—文本本义"预设,《大学》、《中庸》解读往往沦为特定成见的跑马场。而"片断性考据"则倾向于将哲学文本裂为碎片,这同样是在践踏文本的原始实在性。实际上,"文本研究的客观性"只能被界定为"在‘文本—研究者自己—所有其他读者’三方互动中接触‘文本的可理解性’"。《大学》、《中庸》研究者应大胆厘定"文献学约定"与"解释性研究",力求在互动中把握文本的"主导性问题意识"。

清代朴学与中国诗学方法的转变

中国传统的诗学批评多重直觉与感悟,多为随机随兴、点到即止的印象批评。至清代,因"厌倦主观之冥想、尚客观之实证"的朴学极为昌盛,诗学的批评方法也随之发生转变。批评家们吸收朴学的考据法、综合归纳法等较科学的方法,使中国诗学的实证性、系统性、学术性大大增强。中国诗学由此而逐渐融入现代理性主义精神和实证方法,逐步走向诗学的近代化。

对“春秋笔法”进行修辞研究的学术价值及研究方法

对"春秋笔法"进行修辞研究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它包含文本分析法、语言修辞分析法、历史考据法、综合分析法、属辞比事法五种基本的研究方法。

没有丁登寺的《丁登寺》——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范式

本文评介了华兹华斯以及英国浪漫主义研究中的新历史主义方法 ,指出了新历史主义方法的一个重大缺陷 :拘泥于边角废料的“小史”考据方法难以支撑其还原“大历史”

新批评与朱自清学术语言观的自觉

新批评派奠基人瑞恰慈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就在中国传播其文学观念,其关于语义分析、语言多义性、细读法等理论影响了朱自清等一大批中国学人。朱自清的诗歌理论运用新批评的基本观念,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考据方法,形成了适合中国特点的中西结合式的诗歌分析范式,实现了中国文学理论学术语言观的自觉。对于如何借鉴西方理论,建立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有极重要的意义。

读王国维《殷周制度论》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是近代中国早期甲骨学研究"在当时条件下的顶峰之作",王国维从大处着眼考察殷周的制度与文化,认为周之制度是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本文通过略读《殷周制度论》的文本,试图对王国维的"二重考据法"做个粗略的描述,进而回答两个问题,即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怎样运用二重考据法及他为何要作此篇论文。

沈璟治曲初议

沈璟被称为一代“词坛盟主”(毛以燧《曲律跋》),是与他在南曲研究上的建树分不开的。沈璟治曲的著作主要有《南曲全谱》、《遵制正吴编》(佚)、《古今南北词林辨体》(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