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社湘集的创建与沿革及其与南社关系考论

南社湘集是南社相关社团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历时最长的一个。学界长期以来将南社湘集纳入南社整体研究,忽视了其作为现代旧体文学社团的独立性。实际上南社湘集是一个为了“对抗”“新南社”而成立的现代旧体文学社团,1924年4月6日正式在长沙成立,最终在1950年后停止社团活动。南社湘集在文学和文化立场上与同时期的学衡派比较接近,主张“恢彉”民族传统精华,“慎择”西方现代文明资源,在整理、扬弃中国文化(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建设“新文化(文学)”。南社湘集的发展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924-1930年、1931-1945年、1945-1950年,分别由傅熊湘、刘鹏年、柳昶鋆任社长。在社会发展较平稳时期,南社湘集呈蓬勃之势;而在民族战乱时期,南社湘集往往被迫暂停或离散,一旦战争结束又重新结集。南社湘集以南社的正统继承者自居,二者在宗旨、社制、诗学观念上既有传承又有新变,无论从法理还是学理上看,南社湘集都应属于独立于南社之新社。研究从南社到南社湘集的近现代旧体文学社团演变史,可为重构中国近现代旧体文学发展史提供一条重要的文学史线索。

高启与张士诚政权关系考论

高启与张士诚政权的关系非常复杂。根据高启与徐贲、张羽等人的赠答唱和作品及其为饶介写的赠序,可以确定高启曾做过张士诚丞相府的记室,但不久辞去。后来高启之所以未被朱元璋迁谪流放,主要原因或在于他做记室时张士诚为元朝“太尉”身份。张士诚自称吴王后,高启与张吴政权的关系由近转疏,其主要原因则在于高启以蒙元王朝为正统、以张吴政权为“僭伪”的政治立场。

徐芳为周亮工所作书序三篇考论

徐芳是明清之际一位重要的遗民文学家。其存世文献之外有不少散轶作品。其中,徐芳为周亮工所写书序三篇,颇值得关注。《因树屋书影序》对古代小说类著作进行评价,认为其旨归应符合儒家之道,表现了徐芳的小说观。《字触序》认为字学的妙处在于触类旁通,善于联想与想象,以揭示汉字的文化内涵,表现了徐芳的文字观。《赖古堂文选序》梳理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认为散文总集的编纂对文体的兴盛有重要的影响,表现了徐芳的古文观。这三篇序言肯定了周亮工著作的独特价值,展现了周、徐二人的深厚友谊。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精锐细密坚实:个案研究的新突破——以《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为例

对颜延之的研究很长时期都比较冷落,杨晓斌《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是该领域的最新成果。本书基于求真求实的学术态度,以及揭示历史真貌的学术理念,在研究上突出体现了三个特征,即精锐的问题意识、细密的考辨论证、坚实的文献基础。书中对颜氏生平疑点的考证、著述的辑佚以及传世《颜延之集》版本的考论,条分缕析,切中肯綮,非常具有说服力。《颜延之生平与著述考论》为颜延之研究解决了诸多基本问题,是作家个案研究的新突破。本书不仅在具体问题上提出了精审的见解,而且对于同类学术领域和学术问题的研究,在研究体系和研究理路方面也树立了可资师法的范式。

鸠摩罗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之关系考论

在汉译佛典中,有多部名为譬喻经的典籍,其中道略集、鸠摩罗什于长安译的《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关系最为密切,历来被认为是同部譬喻经。本文通过比较研究得出:一、《杂譬喻经》与《众经撰杂譬喻》是两部内容不同的譬喻经,《杂譬喻经》有故事39则,《众经撰杂譬喻》有故事44则,两经只有9则故事相同;二、《杂譬喻经》成书于公元405年,而《众经撰杂譬喻》约成书于公元800-1102年之间;三、《杂譬喻经》为道略集、鸠摩罗什译,而《众经撰杂譬喻》的撰者与道略、鸠摩罗什无关,具体撰者不详。

《学圃杂疏》版本考论

《学圃杂疏》是明万历年间的一部重要农书,各丛书多有收录。三卷明刻本为该书的初始刻本与全本,《亦政堂镌陈眉公家藏广秘笈》在辑录过程中对文本内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删订,甚至导致文意的改变。《说郛续》、《广百川学海》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文本内容进行拆解,较原文体量大为缩减。《丛书集成初编》本则在《亦政堂镌陈眉公家藏广秘笈》本基础上排印而得。作为通行版本的《亦政堂镌陈眉公家藏广秘笈》本与《丛书集成初编》本均非《学圃杂疏》的善本。而除了得自于实践的植物品种与种植知识外,《学圃杂疏》亦呈现了王世懋通过花卉栽植、园林构建所维系的社会网络。

明与北元岭北之战军事地理考论

洪武五年(1372),明朝以两路大军进攻岭北之北元,以期一统。此战野马川当位于漠南而非漠北,金山当指今阿尔泰山,李文忠所部是自阿尔泰山以北的称海返回途中才占领的和林,断头山一战当发生于今内蒙古卓资县。之外,明军岭北之战的兵力总损失约为四五万。

周代“干戚武舞”考论

商末先周时"干戚武舞"含有明显的军事巫舞特性.<尚书·牧誓>:"逖矣,西土之人,……庸、蜀、羌、霉、微、卢、彭、濮,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牧誓>中载随武王伐纣的八个西南部族,其中彭、濮两族实为巴人①.他们在誓师大会上"执仗而舞",把戈高高举起,把盾排得整整齐齐,把矛竖起来,参加宣誓②.

20世纪前杜甫诗歌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考论

随着18世纪中西文化间的大规模接触与交流,杜甫诗歌在1735年便与马若瑟所选译的《诗经》以及元杂剧《赵氏孤儿》一起,通过法国耶稣会士杜哈德的《中华帝国全志》进入了西方世界。1741年,杜甫的《少年行二首》(其一)从法语被转译为英语,开启了迄今已知可考英译杜诗和唐诗的源头;杜诗的英译历史距今已达270年。在20世纪之前的西方世界,尽管西译杜诗数量有限,西方世界对杜甫和杜诗的认识也比较笼统和模糊,且不乏一些误读误译。但"筚路蓝缕,赓续不辍"。正是20世纪前杜诗西译先行者们零星译介所拉开的"序幕",才逐渐引发了后来英美百家译杜的高潮迭起。

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考论

咏史诗是我国古代诗歌中重要的一类。清代女作家咏史诗创作已然普遍化、群体化,达到了全面成熟繁荣、作者众多、体裁多样、见解精到的境况,这是女性文学创作走向自觉,甚至独立的重要一步。清代女作家在咏史诗创作中表达了她们的时代才名焦虑,渴望扬名显姓,流芳青史,彰显了女性自觉意识的觉醒。

元代诗僧释英考论

释英，字实存，号白云，钱塘人，俗姓厉。少喜为诗，历游闽海、江淮、燕汴间，一日登径山，闻钟声有所悟，遂去为浮屠。著有《白云集》。释英生平未见碑传。关于他的事迹，后世所知主要源自四库本《白云集》卷首所录牟蛾、赵孟颓、胡长儒等人之序。但这些序大多语焉不详，其影像仍显模糊。杨镰、杨铸等先生曾对他的生平作了初步研讨，但我们觉得有些问题仍需仔细考究。此外，释英的大量诗作被窜人明初张羽的《静居集》中，

《才鬼记》版本考论

《才鬼记》不是依傍前人的增辑产物,而是梅鼎祚别具手眼编纂的专题小说集。本文首先考证了两种题署的《才鬼记》一卷本为伪托之作,然后梳理、比照、探讨梅鼎祚《才鬼记》流传中各版本的关系及其影响。

《诗经·国风》同名歌诗用相同曲调演唱考论

《诗经·国风》篇名相同的歌诗,可以用同一种曲调进行演唱,因为它们各段歌词的句数相同或相近,每句诗的字数也差别不大。《国风》篇名相同的歌诗演唱的曲调基本相同,在题材、主题、风格方面也多有相通。《国风》和《小雅》之间的同名歌诗,不能用同一种曲调演唱,因为二者每段歌诗的句数差别较大。这种现象说明《国风》和《小雅》的划分,确实是以曲调方面的差别为重要标准。《国风》和《小雅》之间的同名歌诗虽然演唱曲调不同,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具有一致性,二者并没有完全隔绝。

先秦“舆人”考论——中国“舆论”概念的历史语源学考察

20世纪历史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历史学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借鉴并与之融合方面。法国年鉴学派标新立异的新史学正体现了历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特别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构成了年鉴学派显著的学术特色。当下历史人类学及与其密切相关的微观史学正流行于世界各国学术界,体现着学术研究的新潮流。人类学强调田野,而历史学强调文献。但在关涉历时态的古史研究中,单凭历史学或人类学显然都是不够的。历史文献所呈现的大多是当时的一个状态或片段,而其演进则需要走进历史田野的考察。本期刊发的这组文章,即为走进历史田野、采用人类学的方法和田野资料研究古史的专题讨论,期望这组专题讨论不论对古史研究的深入,还是对史学研究方法论的建设,特别是多重证据法的丰富,都能有所助益。

“重拾”民众: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研究考论

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著述早已汗牛充栋,但对其子学科马克思主义民众化的研究却踟蹰不前。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实践层面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由"简"至"专"是顺应潮流之举,马克思主义民众化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对其一些基本范畴的探索有助于在更大的语境上展开言说。

宋杂剧“引戏色”考论

宋杂剧中的"引戏色"是一个一直没有明确的脚色,许多学者的戏曲著作中提到这个脚色,但是始终没有一个公认的说法。本文通过现有的文字材料,归纳、分析、推断,对宋杂剧中"引戏色"的起源、发展及后来在戏曲中的作用,进行较全面的探讨。"引戏色"在早期是"引舞"、"舞头"一类的脚色,宋杂剧中成为一个专职的引杂剧的"引戏色",后来发展成类似传奇中的"副末"脚色,最终成为戏曲中一个引出故事或推动情节发展的"功能性"的人物角色。

刘秀“度田”史实考论

刘秀“度田”虽历经曲折，但并不像以往论者所主观臆断的那样：“完全失败了”或“不了了之”，而是最终以“更正”与“坐租”的形式，取得了理想的结局，并对“郡国大姓及兵长”给予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从而“牛马放牧，邑门不闭”，为“明章之际，号次升平”奠定了必备的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