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主义与新考证派史学方法研究

西方实证主义吏学方法与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是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相结合,形成了“五四”以后资产阶级史学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新考证派史学。

乾嘉考据史学发展的学术动因

乾嘉时期，受考据学繁盛的影响，清代的史学也兴起了一股考证之风，考据史学在内容和方法上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学术界长期存在着一种文字狱成因说，实际上，乾嘉考据史学的兴起，原因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有社会历史条件等外因的影响，更多的是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必然结果，是清代学术史内部的嬗变导致的，史学的发展固然不能摆脱政治的影响，但更应该重视其自身独立的发展动力。

“模糊史学”视域下的哈尔滨地名考

日前,读到一篇关于哈尔滨地名方面的考据文章觉得颇有新意。孟烈、李述笑先生在《名城与城名——哈尔滨释名纵谈》,一文中,利用翔实的史料对哈尔滨地名作出了全新的考证,读后令人耳目一新。坦诚讲,我对哈尔滨地名问题的论争一直关注。读到孟、李二人的新论后,隐约地感到还有一种得到许多学者认可的、与之相悖的强势理论,使之难以成为定论。数十年哈尔滨地名论争,令关心于此的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因为数十年论争至今仍无头绪,为之焦虑、感伤者大有人在。作为一从事地方史学研究的"文化人",现将己之孔见商诸关心此问题的同好。

论钱大昕的考史之“学”

钱大昕考史之“学”浩博,纵的方面学逾三代,通贯古今;横的方面还把精通官制、舆地、氏族谱牒、方志、宝石、避讳之学等作为基本的知识储备,使它们都成了善事(指考史)之利器。故而其对全部中国古代史的考据氏能做到覆盖宽广, 放眼高远,贯串通透,结论精详,贡献也最大。

续论钱大昕的考史之“学”

钱大昕考史之“学”浩博,纵的方面:已超越同时代的其他考据大师,学逾三代,通贯古今;横的方面:尤重官制、舆地、氏族谱牒之学,还把精通方志、金石、避讳之学等,作为基本的知识储备,使它们都成了善事(指考史)之利器。此前笔者曾作文详论,限于篇幅,未能对方志、金石、避讳学在钱大昕考史中的作用予以评述。若以此定格,非但失于完整,而且不够充分。故特为前篇作续,缀文以求补遗。

狂欢理论与史学考证

在国内巴赫金研究界,持史学这一"外位"立场的批评,阎真质疑狂欢理论的文章可谓首开先河。这是对外国文艺研究需要自我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呼唤。然而,阎文对狂欢理论的釜底抽薪式的批判,根基只是对个别外国史学权威的全盘接受,缺乏对西方狂欢节文化的独到考证。某种理论成为了权威,自有它的道理,以一元的绝对论的立场否定它,对建设我们自己的学术往往弊大于利。发现别人的缺失,又能见其长处,或能为我所用,这才是对话的态度。树立本土意识,目标是立足本土与国际对话,并最终自成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