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周瘦鹃赴京事考辩及其一封佚信

现存《周瘦鹃年谱》关于1958年周瘦鹃赴京的叙述,有缺漏和可疑处,尤其是周瘦鹃托人向毛主席敬呈盆景、出版作品和献诗一事,在目前资料中并未记载,不过类似的盆景和诗在周瘦鹃的散文中确曾提及,与年谱所记有差异。此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藏包天笑《1958年3月至7月日记》手稿,抄录了一封周瘦鹃写给包天笑的书信,此信为佚信,其中也谈到1958年周瘦鹃赴京事。从“日记手稿”和“书信”可知,这些通俗文学作家们晚年常通尺素,诉之衷肠、寄托情怀,阅读他们的日记和书信,可窥见其精神世界。

马克思实践概念中“应当”与“是”涵义探考——基于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内涵转向

当代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学界,对诸如马克思道德概念、共产主义理论等一些核心思想中始终存有“应当”与“是”的涵义之争。解决这一争议需要我们追问马克思的实践概念,并进一步考察实践概念在德国古典哲学观念论转向中的内涵转换、演进的过程。康德划分了现象必然世界(“是”的世界)与道德自由世界(“应当”世界)之间的界限,将人类的道德实践诠释为“应当”按照自我颁布的道德法则去行动。谢林“绝对同一”打破了主客体之间的界限,实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由先验向绝对观念论的转向。黑格尔哲学中继续秉承了实践概念“是”的内涵规定,并将其进一步演绎为主观道德外化为客观伦理的人类精神历史运动。马克思以实践辩证地统一了主客体,赋予实践概念以“改造世界”的全新内涵,但其“本质对象化”的生产实践中仍然保留了“是”的内涵范式,并将其融贯于道德意识形态、共产主义联合体等其他核心理论之中。

“止戈为武”考辩及中华武德核心结构探讨

通过对“止戈为武”公案展开字源学的考辩,认为:“武”字属会意字,“止”字作为“脚印”的象形字符,其原始赋义逻辑为“双止为行,单止为停”。故而“武”字的原义不排斥“止息干戈”的传统理解,并以“持戈”与“止戈”保持文化张力。武字的“止戈”命题暗含中国文化对于暴力的合理运用、规训和控制,也由此而“自性具足”地生发中华武德“勇-智-仁”核心结构。具体而言,其一,“以暴制暴”的“止戈”,生成武德首要前提之“勇”;其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止戈”,生成武德艺术品质之“智”;其三“有戈不杀”的“止戈”,生成武德德性伦理之“仁”。

“地方”与“传统”:寻根文学筛选机制考辩

寻根文学诞生于1985年前后,已成为新时期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学现象。表面上看,寻根文学已经完成了历史化和经典化,成为当前任何一本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但是如果深入观察会发现,这场文学运动的轮廓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样清晰。对于一部作品是否属于寻根文学,不同研究者拥有属于自己的判断标准,例如陈思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认为寻根文学作家因受到现代主义压抑才借用民族性元素作为遮掩。

黄河文化的形象注解——李准《黄河东流去》的精神考辩

《黄河东流去》是著名作家李准以黄河为叙事线索的长篇小说。作品再现了黄河儿女面对灾难的生死抉择的故事,塑造了一群“侉子”形象,彰显了“侉子”们团结互助、同舟共济的可贵品质,还原了他们回归祖根故园的身心历程,表现了中原儿女在苦难中寻找动力和希望,与灾难抗争、与邪恶势力抗争、与命运抗争,释放着黄河文化的内在张力,汇聚成中华民族涅槃重生的伟大力量。《黄河东流去》就是民族文化和黄河文化的形象注解。

筚篥与巴拉曼: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中的乐器名称考辩

筚篥和巴拉曼是分别广泛流传于中原地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柱形双簧乐器,而且后者明显延续着古龟兹筚篥的形制、音域等要素。结合历史图文与田野考察,本文认为筚篥与巴拉曼为“同源”之器,筚篥的原语可能是龟兹语中的外来语“Vallaki”(巴勒喀),与巴拉曼存在密切的关联,其名称语义是对于声音的描述,巴拉曼的别称“pi-pi”也与吐蕃文化的影响相关。筚篥在中原地区不同历史时期“必栗、筚篥、觱篥、头管、管”的名称演变均受到“胡俗”交融、社会功能变迁等影响。本文从筚篥和巴拉曼的名称切入,分析了两者名称所蕴藏的民族和历史渊源,对阐释历史上中原地区与西域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融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启示。

“灸疮”考辩

古人有"灸必发疮"方能奏效之说,本文通过考辩灸疮出处、医理及其坏证以明辩真伪。灸疮最早出自汉代《武威汉代医简》《金匮要略》,本义为灸后灼伤疮疡,至晋代《针灸甲乙经》始有用草鞋热烫促使灸疮感染化脓的记载,"发灸疮"法成为化脓灸的标志。考化脓灸须在辨证选穴正确前提下,兼气血充盛、取穴准、灸量足三因素方可得效;若艾灸过度、选穴不准、触犯外邪、护养不当则易产生坏证。历代医家对灸疮安全性和疗效提出质疑,提出禁用八木之火、设禁灸穴以防其害。临床证实灸感"气至"为灸法得效标志,"灸必发疮"之说多系古人为加强灸量刺激达到"气至"得效标准,而过度艾灸所致,非特指灸法得效标志。

蒲松龄科举屡试不第原因考辩

关于蒲松龄乡试屡次不中的原因,他自己归咎于＂盲眼＂考官与科场腐败。他满怀激愤地控诉＂：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璧,不能自达于圣明。＂①康熙十一年（1672年）,蒲松龄乡试落第后作词：＂糊眼冬烘鬼梦时,憎命文章难恃＂②,矛头直指考官。

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相关人事考辨

上世纪20年代初,日本佛教美术学者、净土宗学僧小野玄妙、常盘大定、关野贞先后对山西省五台县唐代佛光寺东大殿内塑像及寺内两座唐代经幢探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于上世纪30年代末对佛光寺经幢题刻、唐人题记甄别爬梳。诸先师于建筑、壁画、雕塑领域发前人未发之覆,功不可没。佛光寺唐人刻记题记"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身份及相关人事无人问津,笔者不揣浅陋,率尔操觚,求教于方家。

“梅根冶”考辩

“梅根冶”是南朝至隋唐时期江南地区盛极一时的铜矿冶炼和钱币铸造基地,这一时期的史籍和一些文人的诗词中,“梅根冶”一词屡见不鲜.但梅根冶究竟在何地?至今仍可以说是个谜.

陈子昂行年中几个问题考辩

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县（今四川射洪县）人，生于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卒于武则天圣历三年（700）。陈子昂是初唐文坛的重要人物，不仅对唐诗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是唐代古文运动的直接先导。有关陈子昂的行年考辩也有许多相关的论述，但陈子昂十八岁以前“不知书”、晚爱黄老之言、辞官后返乡的时间等几个问题仍有不确之处，现考辩如下：

《风月锦囊》刊印考

《风月锦囊》刊印考黄仕忠《风月锦囊》是一部戏曲和散曲选集，国内向无传本，今仅存于西班牙爱斯高亚圣劳伦佐（ＲｅａｄＢｉｂｌｉｏｔｅｃａｄｅＳａｎＬｏｒｅｎｚｏｄｅｌＥｓｃｏｒｉａｌ）图书馆。本世纪２０年代，戴望舒旅欧时曾见，并作《西班牙爱斯高里亚尔...

贵州毛南族(佯僙人)族源考

贵州毛南族,其前身是贵州佯僙人。1990年7月27日,贵州省人民政府以(90)黔府通106号文件批复,同意将贵州佯僙人认定为毛南族。关于贵州毛南族(佯僙人)的族源问题,有多种观点,现依据史籍查阅、田野调查,作一考辩,提出我们的看法。

早期党项拓跋氏世系考辨

建立西夏政权的早期党项拓跋氏的世系,过去中外学者多有记述,然因史料的阙如,有的多为推测。本文依据陕北榆林及内蒙古乌审旗出土的唐至北宋初的拓跋氏墓志及史籍,分为隋至盛唐及唐末至北宋初两个阶段,分别考辩拓跋氏世系,最后列出隋代至元昊建立西夏之前党项拓跋氏之世系表。

“东北鲁艺”史料考辨二则

"东北鲁艺"的艺术实践活动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对佳木斯地区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在《文艺史志资料》和《鲁艺在东北》等重要史料中,对"东北鲁艺"的院校隶属关系和抵达佳木斯的日期等问题上的记载却存在与史实不相符的情况。本文通过对几个不同来源的史料进行对比和印证,对这两个问题做出考辨。

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和版本考辩——兼及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相关撰述和注释的补正

鲁迅受严复所译《天演论》的影响很大，学界大多从思想上讨论这一问题，但对鲁迅购读《天演论》的时间和版本的史实不太关注。严复译述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经历了一个过程，从1896年译完初稿到1898年慎始基斋本发行，先后修改过三次，此后所出的版本还有变化。鲁迅南京求学时，《天演论》出了几个有影响的版本，轰动了知识界。鲁迅具体在什么时间购读了什么版本的《天演论》？

李善、李邕籍贯及世系考辨

唐人李善、李邕父子籍贯一直存在异说。两《唐书》说李善父子是江都人,后人多从此说。而与李邕同时的李白、杜甫、颜真卿等人则称"江夏李邕"。据李邕及其家族墓志铭,李善父子实为唐代江夏(今属湖北咸宁)人。其世系亦历历可考。

郑玄《仪礼注》版本考辨

《仪礼注》是第一部笺释《仪礼》的专著。郑玄会通今古文，旁综博采，训经文，阐礼义，纠谬误，释名物，开《仪礼》研究之滥觞。本文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对郑玄注《仪礼》的时间、《仪礼注》的最早刊刻及历代所刻《仪礼注》之版本源流、存佚状况，均做了考辩。

古咸阳城考

秦咸阳城遗址在汉长安城西北五里渭河北岸,不在今咸阳市渭城区窑店镇牛羊村一带;唐宋咸阳城遗址在今咸阳市东郊任家嘴东南二三里的渭河滩中,不在市东北咸阳原下的摆旗寨一带。古代咸阳城两次西迁,都与渭水北移、驿道改变有关。

我国古代文献中冬虫夏草的考辩

不管是清代人《听雨楼随笔》对冬虫夏草这种生物感到好奇的诗句,还是聊斋中'一物竟能兼动植'的描述,从文献中都能听出对于夏天和冬天有两种形态存在于世的冬虫夏草是充满疑问和好奇的。也能通过这几首诗句看出从我国古代人们就对这种具有特殊形体生物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