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文本性质探论

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皆以组诗的形式呈现,组诗前有一段关于作者或作诗背景的文字,其中有一些音乐术语,三篇竹书具有诗、书、乐三方面的特色,可能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乐家文献中的《雅歌诗》为一类,同为先秦乐家记录乐辞的文献。春秋时期诗、乐分途,诗家主要用“三百篇”文本,而乐家所用的诗文本不仅包括《诗三百》中的诗篇,可能有一些编《诗》未选的早期诗歌,还有一些春秋晚期和战国的新作。

清華簡《耆夜》的保存流傳與戰國楚地的詩樂教育

清華簡《耆夜》中所記載的四首佚詩與傳世毛詩中的雅詩密切相關,與飲至典禮的情境相合,第四首詩《明明上帝》和前三首詩的微妙區别與篇中獻酬者身份地位轉换也相互對應,體現了《耆夜》文本順暢的内在邏輯。《耆夜》中的《蟋蟀》詩與傳世本毛詩《唐風·蟋蟀》篇名一致,内容重合度較高,詩旨相合,都在儆戒“好樂毋荒”,二者間的區别可能來自不同的保存與流傳路徑。將清華簡本、安大簡本與傳世本相比照,可知戰國時期結集本《詩》的基本形態已具,但仍存在包括篇次、章序以及異文在内的諸多不同;而清華簡《耆夜》可能與儒家傳本無關,屬於淵源有自的貴族教本,其文本内容與形態展示了戰國楚地貴族詩樂教育的一些特色。

“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的史事。《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又作"耆"等,地望当在上党,即今山西长治西南,子姓,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王朝后来又分封了一个黎国,地望在山西黎城东北,姬姓,系毕公之后。"西伯戡黎"自宋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主要有"文王戡黎说"、"武王戡黎说"、"各戡耆、黎说"、"两个黎(耆)国说"、"阙疑说"诸说。本文认为,《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所载武王征伐的"耆","武王戡黎说"得之。鉴于上博简《容成氏》相关字的误读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性,"各戡耆、黎说"或者"两个黎(耆)国说"目前而言难以成立。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清华简《耆夜》中的礼乐实践

新近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中《耆夜》一篇,讲述了武王八年出师戡耆(黎)大胜之后归周,在"文大室"即文王宗庙进行"饮至"典礼,武王君臣饮酒作歌的情景。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叙述了简文给我们展示的西周初年庆功典礼"饮至"的内容,正是西周礼乐文明的具体体现。

清华简《耆夜》礼制解疑

《耆夜》武王八年戡黎,毕公军功最大,所以他担任主宾。饮至礼主人需酬酒赋诗,一般水平的宰父难以胜任。周公多才多艺,能事鬼神,根据宾主对等的原则,他担任饮至礼主人有其合理性。"客"字在春秋中期以前已经出现,并不限于指国外来宾。"东尚之客"的"尚"字,应训为"上",指作册逸席位处于毕公之东的尊位。《耆夜》与《仪礼·燕礼》不合,可能存在某些程度的内容失真,但思想内容的伪与晚并不等同于竹简材质的伪与晚。与其质疑清华简《耆夜》为假简,不如更深入探讨造成《耆夜》与《燕礼》等文献礼制差异的原因。

从清华简《耆夜》看古书的形成

清华简《耆夜》公布后,学者大多不怀疑它记事的真实性,实则它只是战国时期楚地士人虚拟的一篇诗教之文。《耆夜》作者利用并误解了当时有关传说和文献资料,杜撰了武王伐黎、周公作《蟋蟀》等历史情节,借以增加诗教的力量。故其不可视作史官实录,否则徒增先周史研究之混乱。

清华简《耆夜》续探

清华简《耆夜》中有五首诗,特别是周公所赋《蟋蟀》一诗,与《诗经·唐风·蟋蟀》接近,很多学者对两者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主要有三种意见:或认为前者早,或认为后者早,或认为两者不相干,但是多数人都是围绕前两个意见进行讨论,互相辩难。笔者以为这两首诗,有可能最初是一种"族本"的关系,而且在流传中均发生了改变。因此,既然两种《蟋蟀》是不同系统的"族本",经过了流变,则静止性地去考求我们所见两者孰早孰晚、孰优孰劣,意义已经不大。

清华简《耆夜》与《诗经》相关词语的考释——兼论《诗经》科学阐释体系的建立

清华简《耆夜》对篇题所作的解释,应以《诗经》中"耆"字的含义及《武宿夜》为参照,释为平定之夜。《耆夜》正文及注释涉及的"聿"、"矞"、"员"、"云",在《诗经》中都不是语助词,而是作为有意义的实词出现。"聿"、"矞"表示迅速,"员"、"云"表示下行态势的动作和变化。除此之外,"云"字还表示话语的表达。对于相关字词的训释考辨,并且找出它们在文本语境中的确切含义,是建立科学的《诗经》阐释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也是简帛文献研究应当有所突破的课题。

清华简《耆夜》古小说与古小说家“拟古诗”

清华简《耆夜》既不是所谓西周史官严肃的"记言记事",也不是战国儒士对于古文献的"编纂整理",而是一篇具备古小说文体特征及其要素的战国时期古小说。在清华简《耆夜》文体属性得到确定的前提下,从文学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就可以解决史学界、古典文献学界对其产生的诸如真伪、写作年代等一些争议。同时,清华简《耆夜》中古小说家"拟古诗"的发现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与意义,既揭示了古小说家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用诗"辅助叙事的文学现象,也填补了战国散文时代诸子在"诗"创作方面存在的空白,还表明了在官学时代"诗"的生产方式结束之后私学时代"诗"的个人自由创作方式的开启。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姜太公称谓及清华简《耆夜》“吕尚父”问题

先秦文献中,姜太公有师尚父、太公、太公望、吕望、吕尚、吕牙等称谓,迄今为止,先秦文献中尚未出现过“吕尚父”的称谓。“吕尚父”之称,在传世文献中出现时间颇晚,而且出现次数极少。就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吕尚父”之称仅出现于唐代及以后文人诗歌、杂记,无一出自史学著作,因而其在古代文献中流传并不广泛。先秦文献和周代金文中作某父的人名颇多,清华简《耆夜》简2—3简文作“郘上甫”,从文字使用上,显得颇为费解,而且和绎(毕)公高、邵(召)公保睪(奭)、周公叔旦、辛公■甲等称谓比较,用字颇不工对。清华简《耆夜》篇存在诸多诸如此类的疑问,《耆夜》的时代和清华简的真伪,自然是清华简整理和研究过程中,无法绕开且亟须澄清的一个重要学术难题。

清华简《耆夜》“作歌一终”考

清华简《耆夜》"周公作歌一终曰《蟋蟀》"一句,引发学界关于《蟋蟀》诗作者、创作年代乃至《耆夜》简真伪问题的广泛讨论。通过对"作"字在先秦文献中的形体、字义、用例进行梳理,并将"作歌一终"的理解置于周代礼乐政治实践活动中重新思考,可以发现竹简所载并非周公"创作"《蟋蟀》诗,而是站起来唱诵古《蟋蟀》诗。同时也为我们理解先秦时期礼乐场合的用诗方式提供了更直观的例证。

清华简《耆夜》成篇问题再论

《耆夜》非史家实录而源于后代追述,仪式传承。《耆夜》"夜爵"读作"夜爵譸(詶)",譸(詶),不同于后世献礼之"酬","夜爵譸(詶)"节序为:斟满酒杯置于客人之前,遂祝颂咏歌以劝酒助兴。"监饮酒"之本义非以礼防饮酒过度,而是罚酒劝饮,礼书"司正"职能乃由早期"监饮酒"职能反向超越转化而来。其所记"饮至礼"间接曲折地反映了周初因袭殷商饮酒礼(言礼或燕礼)的实况;其叙事出于毕公高后裔楷氏一族,始出时间以昭、穆时期可能性最大,是新礼乐文化勃兴之产物。《耆夜》所载周公歌诗皆具有道德训诫意味,正体现了《周礼》大司乐"中"、"和"、"祗"、"庸"乐德四教的内容;武王诗"恁仁兄弟,庶民和同"一句可与乐德"友"德相应;其叙述形式则蕴涵了乐德"孝"德之义。《耆夜》始出便以乐政、乐教之乐语形态存在并传播,直至春秋战国之际在晋楚演为书篇。《耆夜》述作之义在于:突出周公、毕公在早期饮至礼上的形象,以阐扬周公当初制礼作乐之精神,强化乐政德教。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耆夜》中的音乐信息

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耆夜》中涉及的音乐信息需要考辨和分析,其中记录的歌辞不一定是周公、成王等人亲自制作,而是将他人所作的治政之辞经过乐师的剪裁、配乐后传为乐歌。由于此二篇是后人追述而成,因而反映的不是西周初年真实的音乐表演情况,而是春秋乃至于战国时期的音乐观念与音乐特点。

再析两《蟋蟀》之比较研究——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与《毛诗正义》本《唐风·蟋蟀》

清华简《耆夜》所引《蟋蟀》和《唐风·蟋蟀》关系密切:从诗歌文本内容来看,诗歌用字相似度高,难以排除两者的"血缘关系";诗歌创作时间、地点方面,清华简《蟋蟀》产生于武王克商前期的先周国,《唐风·蟋蟀》作于西周后期的诸侯国;诗旨方面,清华简本《蟋蟀》有戒惧、互相劝勉之意,《唐风·蟋蟀》则注重诗歌的乐音节奏,思想主题模糊化。

由清华简《赤鹄》《耆夜》看战国叙事散文中的拟托创作

拟托创作乃是一种托名历史人物而进行虚构演绎的创作现象。近年发现《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赤鹄之集汤之屋》和《耆夜》两篇都显示出拟托创作的特征。种种迹象表明,拟托创作是广泛存在于战国作品中的。《战国策》《庄子》及《晏子春秋》等书中都有不少拟托作品,或拟托以为模拟演练、或拟托以为说理明事。清华简对论证战国时期盛行的拟托之风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清华简《耆夜》看毛诗《蟋蟀》之成因与《诗经》早期的流传

出土文献清华简《耆夜》所保留的周诗《蟋蟀》与《诗经》中的《唐风·蟋蟀》到底属于同源不同支,还是完全彼此独立的两个版本,在学术界有广泛的争论,甚至对于《蟋蟀》诗的作者也有争议。我们深入研究分析此问题后,提出简本《蟋蟀》确为周公所作,而《唐风·蟋蟀》则与简本同源,系晋釐侯时经改编而归入《唐风》。进而推断,《蟋蟀》诗自周公始作起一直保留在宗周,至西周后期由周卿、大夫、列士和乐官传播至晋国,成为晋国乐诗。而西周时已有的其他诸诗亦如此类,在大约春秋初期由周王室传播至各诸侯国。

清華簡《耆夜》的飲酒方式

《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壹)》有《耆夜》一篇,文章稱武王時戡耆凱旋,飲至於文太室。内容叙述武王、畢公、召公、周公、辛公、作策逸、吕尚七人參加,其中武王、畢公、周公三人飲酒作歌。文章既有明文稱“飲至”,於是有學者據此篇暢論“飲至之禮”如何如何。又學者多將“壽”字讀爲“酬”,將“夜爵”讀爲“舍爵”、“奠爵”或“舉爵”,而攀附《儀禮》中的酬酒方式,但没有依據禮書的描述去檢驗其説究竟妥當與否。彭林教授以爲若據《儀禮》其説均扞格難通。本文認爲作“壽”字聲旁之形者,應當直接讀爲“上壽”的“壽”,乃是祝福之意,不能“借爲酬”。“夜爵”也不能讀爲“舍爵”,“舍爵”乃是告廟的儀式之一,“舍爵”之後即不飲酒而進行“策勳”,因此讀“夜爵”爲“舍爵”,文意不可通。“奠爵”與“舉爵”,都是《儀禮》中具有特定意義的術語,“奠爵”乃暫時將酒擱置、以待後“舉”之意,“舉爵”乃再度發起飲酒之意,都不能符合《耆夜》中的文意。“夜爵”當讀爲“掖爵”,乃“上壽”的動作之一,與作歌祝福對方相配合。又,“夜爵”既不能讀爲“舉爵”,則“耆夜”二字自不能理解爲一種特殊的“舉”酒方式。總之,《耆夜》的内容不是該次“飲至之禮”的完整記録,而僅記載該次飲至禮的尾聲,即旅酬之後無筭爵階段君臣“上壽”祝福時敬酒與作歌祝福的一段。當時應已入夜,因此“耆夜”乃“伐耆慶功之夜”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