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耆老会考——兼与周扬波商榷

耆老会源于唐白居易所结香山九老会,至宋代已不少,因这类会社多为文人参与,交游又以饮酒赋诗为主要内容,因此多被人目之为诗社。周扬波在欧阳光先生宋代怡老会社考证的基础上,得出宋代耆老会社34个,其中多有发掘开拓之功,然而似亦有混淆不完善之处。文章在其论述的基础上,就有疑义的地方试作一补充辨证。

南宋四明地区耆老会概述

四明地区产生了有宋一代数量最多、出现最频繁的士绅会社,有五老会、八老会、尊老会、诗社、棋社等多种名目。这些会社大多属于地方声望较著的老年士绅组成的耆老会,是四明士绅地方交游网络的核心群体,对乡里的乡饮酒礼、宗族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

先秦“耆老”、“国老”考论

先秦文献中常见"耆老"、"国老"二词,"耆老"出现较早,大约起源于商代,意为"城邦长老"。随着西周建国,"国老"一词产生并逐渐取代"耆老",代指"国中德高年耆的卿大夫致仕者",而"耆老"却转化为"普遍意义上的老者"之意。此外,"耆老"在周代又可特指"死政者之老",即"为国事而死之人的孤老"。

论诗坛耆老的旧体诗作精神特征——以《中华诗词》中《耆旧遗音》栏目为中心

《中华诗词》杂志自创刊伊始,即以传播旧体诗,扶持青年旧体诗人为己任。该杂志《耆旧遗音》栏目刊载的旧体诗词作品为青年旧体诗人提供了良好的学习范本。这些旧体诗作内容主要有两种倾向:一是写景抒怀与酬唱赠答;二是书写抗日救亡之决心,抒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之气概。此栏目诗作体现出的精神特征,折射出《中华诗词》杂志的编辑风格及审美倾向。

清代耆老会与诗人并称群体的结社传统

耆老会是传统诗社的一种特殊类型,在清代结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香山九老会”“洛阳耆英会”对后世影响深远,其集会形式、创作体裁、乐天精神等都是清代耆老会效仿的典范。有赖于结社传统、结社经验和结社环境等多方面的条件,耆老会在清代得到高度发展,同时促进了社诗总集的大量编纂。清代耆老会类型多样,其中以九老会最为普遍,社集方面的特征主要有:重点仍在于集会本身,而非诗歌创作;得益于朝廷积极倡导组织,藉由自上而下的文学传播机制;源于尊年尚齿的基本要求,常与重阳节和生日宴结合。清代诗人并称群体结社有其渊源和发展历程,基于“并称”与“结社”的合力而呈现紧密的内在联系,耆老会促进诗人并称群体的定型和地域文学传统的延续。

咨政耆老与先秦治国理政——以清华简“书”类文献为中心的考察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中《殷高宗问于三寿》《厚父》《祭公》《郑文公问太伯》《成人》等篇记载了君王向耆老请教为政,还有部分篇章强调重用耆老,反映了先秦时期咨政耆老的传统。虽然时势不同,但耆老的回答都指向了以史为鉴、效法先王、任用贤才、修养自身等问题,这些思想正是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之要,也是千百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君王咨政耆老,既是遵循古老的政治制度,也是政治现实的需要。从清华简及相关记载可以知道,耆老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从新资料追溯先代耆老的“重言”──儒道学派试论

湖北郭店楚墓出土的竹木简是考古上的重大发现，它包含大量古代思想家著作的新材料。当查阅《语丛》的某些部分时可以发现这些未加系统整理的文选可能是庄子著作中提到的“重言”。先秦的一些思想家，如孔子、老子，曾讨论过其中的一些例子。

从耆老雅集到图像旌表——《睢阳五老图》与北宋士人肖像观念研究

作为一件流传有绪且具有明确像主身份的北宋前期肖像画作品——《睢阳五老图》是了解该时期肖像画艺术及文人活动的重要史料。本文通过对士人肖像相关活动的考察,试图说明北宋士人对于肖像基本采取参与、接受的态度。肖像成为日常礼俗活动的一部分,体现了前理学时代士人对于自我肖像和理想人生状态的关注。与此同时,在辨析唐宋之间肖像画与寺院、生祠的内在关联的基础上,结合图像材料和传世文献对此类画卷的文化脉络和社会习俗类型作进一步考察,从而达致探究肖像画如何从佛教寺院环境走出,进入士人的礼仪空间和社会活动的历史动向的研究目的。

日常经验与内在超越:南宋诗人的老年书写

诗歌的老年书写包括老年生理体征的描摹、生命感觉的展示和耆老集会的酬唱,它在南宋呈现出有别于中唐和北宋的新特征。首先,南宋诗人对老态病体曲写入微,在身体经验的表达上为宋诗的日常化开辟了新境界。长期的闲居状态提高了诗人自我体察的精细程度,也使他们用疏狂心态消解了身体发肤的庄严感。其次,诗人面对衰老时体现出加紧问学的精进勤勉,在自我更新中重构人生秩序。理学开启的内在超越为他们带来新的生命感觉。第三,在耆老会酬唱中,诗人将序齿称德的交往话语变为人生阅历的真诚诉说,使年龄从文化符号变为情感纽带。乡居环境改变了耆老会的成员结构,也影响了酬唱主题与表达策略。

青松不老 澹泊人生——记清史专家单士元先生

在单老的朋辈中间,流传着“溥仪出宫,单老进宫”这句话。可是细究起来,有人对这句话的涵意又“不知其所以然”了。当然,这也包括我这个晚辈在内。为了弄清来龙去脉,最近,乘单老在家休息,便采访了这位年已93岁高龄的博学老人。

说《逑盘》铭文的“■黄耇”

《逑盘》铭文“■(■)黄耇”之“■(■)”,旧说多读为有老、寿义的“耆”,并谓“耆黄耇”系同义复指的形容词,本文以为不妥。“■(■)”字从“者”,当读为“诸”,“诸黄耇”是对诸位老臣的泛称。而且,“诸黄耇”在铭文中断句时应从下,即“诸黄耇,保奠周邦”,是对诸位老臣勉力保奠周邦的期许,这也与《尚书》等早期文献中所反映的耆老治国理政的重要性相一致。

唐代乡族势力的地方政治参与——以德政碑为中心

文章利用德政碑,探讨了唐代以耆老为代表的乡族势力其地方政治的参与情况,大体有三:为藩镇和州县官员申奏刻立德政碑,上书反映当地官员的治绩或败绩,干涉地方官员的去留。透过德政碑,可以看到唐朝的国家监察非常重视利用基层力量来制约地方官员,一则给予他们较大的权力,可以直接上书朝廷,到朝廷请愿,或者向巡察使等反映当地情况,甚至可以直接干涉当地官员的去留,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升迁;二则地方官员的序迁除授,晚唐中央也重视向以耆老为代表的地方民众核实该官员的治绩是否属实,自下而上与国家自上而下的监察体制相辅相成。德政碑从更深的层次揭露了唐代国家与地方社会的互动渠道和方式。

简论司马相如散文的特色

司马相如(前179——前118),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他是我国西汉著名的辞赋家。其代表作《子虚赋》和《上林赋》等将汉赋推向了高峰,使这种文体成为一种固定形体。扬雄推崇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赏,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鲁迅说:“赋莫若司马相如”(《汉文学史纲要》),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世传盐津“乌蒙王家谱”——“罗氏家谱”初探

1989年,为筹办《云南少数民族古籍荟萃展览》,笔者受派前往滇东北盐津等地调查并征集古籍、文物。在盐津县民委和有关同志协助下,到相传为“乌蒙王疑冢遗址”的夷都山考察。在当地民间获见传为宋代“乌蒙王世系”的谱牒即“罗氏家谱”一册。得到珍藏该谱的农户热心支持,我把该谱借到昆明展出,成为这次“荟萃展览”上引人注目的展品之一,引起众多学者和文化界人士的注意和兴趣。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与先秦“访问”制度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源自可靠的战国问对文献,简文所言商王咨政之事为研究先秦'访问'制度提供了新的证据。先秦'访问'仪式有其一套完整的程式,咨谋者是问对的主体,问询内容是咨访行为的关键。耆老由于德高望劭与巫职背景,故有'献言'之责,君王也有'养老乞言'之需,这都源自周代咨政礼仪。访问仪式及活动直接催生了问对文献的生成,曾流布于社会上关乎邦国成败的'德言'也被大量辑录而成'语'类文献。

关于贵州辛亥革命的两份史料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以张百麟为首的贵州革命党人(主要系自治学社成员),响应武昌起义,策动新军,推翻了清政府在贵州的反动统治,成立大汉军政府。未及一月,全省光复,并由都督杨荩诚率一旅之师出兵湘、鄂北伐。一九一二年三月,在宪政派、耆老会的策动下,刘显世等引唐继尧滇军入黔,夺取了贵州军政府的政权。贵州省起义之先,即有“自治、宪政两派,素不相能”的情况。

咏老家门前古槐

龙麟手抚不知年,叶茂枝繁犹蔽天。耆老不知时已晚,留连树下听风蝉。

传统接续与理学嬗变:明代洛阳“文人结社”浅探

悠久的历史给洛阳留下了丰厚灿烂的文化遗产,诸如河图洛书、会社传统、理学渊薮等。尽管明清时期的洛阳早已辉煌不再,但其悠久的传统仍不断为地方士绅所称颂和追慕,并被作为重新建构地方文化的丰富资源。从这一视角来看,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与会讲活动既与整体范畴的理学嬗变合拍,同时也具有接续传统的地方话语意义。对传统象征和资源的发掘与对地方文人传统的接续和弘扬,贯穿于明代洛阳士绅的结社和会讲活动之中,他们徘徊于传统与现实之间,探寻着应对社会变迁的良方。

大宋社仓

乾道四年(1168)春夏之交,建宁府闹饥荒,崇安也不例外,五夫同样灾情严重。崇安知县诸葛廷瑞面对四乡八野此起彼伏的窘境,一时分身乏术。他派人送信到五夫,让奉祠在家的朱熹和五夫的耆老左朝奉郎刘如愚一起赈灾救民。义不容辞,朱熹挺身而出,他和刘如愚挨家串户,劝勉富户拿出存粮,救助乡邻。几天后,乱哄哄的五夫略微安定下来。朱熹看着民户的炊烟陆续升起,稍稍喘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