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流转模式绩效评价及差异分析

基于河南省滑县问卷调研数据,从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建立耕地流转绩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FCE)相结合的方法对农户自发、集体主导、市场参与三种耕地流转模式的绩效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从单一绩效来看,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评分排序同为“市场参与模式>集体主导模式>农户自发模式”,生态绩效评分排序为“农户自发模式>市场参与模式>集体主导模式”;综合绩效评价的评分排序与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的评分排序相同;市场参与模式除生态绩效外,绩效优势明显,集体主导模式次之,农户自发模式除生态绩效占优势外,整体绩效落后。

耕地细碎化对农户种植业收入的影响——“非粮化”和耕地流转率的调节效应

耕地细碎化会导致农户种植活动的分散化,减少了农户的有效劳动时间,并阻碍了机械化作业的开展,不利于种植业的增产增收。采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2009—2020年的面板数据,以种植主导型农户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农户的耕地细碎化程度提高对其种植业收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家庭种植结构“非粮化”和村庄耕地流转率提高可以显著弱化耕地细碎化对农户种植业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相对而言,耕地细碎化对化肥施用强度较高农户、老龄化程度较高农户、丘陵山区农户的种植业收入具有更强的负向影响。因此,应促进耕地流转市场发育,加强农村土地整治,提高粮食生产比较收益,推动化肥农药使用减量增效,拓展优化农业社会化服务,在降低农户耕地细碎化程度的同时,有效缓解耕地细碎化对农民收入增长的抑制作用。

破解难题 确保耕地流转规范运行

耕地保护事关国家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是国计民生的大事。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对耕地保护工作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确保18亿亩耕地。耕地流出整改是耕地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也是严守耕地红线的核心工作。

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逻辑及其治理——基于耕地种树绿化的案例研究

研究目的:以博弈论为基础建立双层博弈分析框架,选取耕地流转种树绿化典型案例,复盘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的博弈过程并揭示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动机和行为逻辑,为国家治理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提供科学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方法:质性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研究结果:耕地流转“非粮化”问题能否得到有效抑制具有明显的情境依赖特征,即各参与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是耕地流转“趋粮化”和“非粮化”选择的本质。因此,无论对各级政府还是对种粮主体而言,在国家层面对耕地保护实施“辅之以义、辅之以利”又“辅之以法”的“三辅”并治机制才是防治耕地流转“非粮化”的良策。研究结论:为有效防治地方政府参与耕地流转“非粮化”,提升国家粮食安全治理能力,应在“三辅”并治的基础上以层层设防的策略来遏制耕地流转“非粮化”的不良趋势,即以“中央政府的奖惩、地方政府的规制、社会媒体的监督和种粮主体的抵抗”这4道防线来筑牢粮食安全的“堤坝”。

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

为解决耕地流转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非粮化”问题,文章基于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静态面板数据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讨不同类型耕地流转去向对耕地“非粮化”的影响,并探寻实现粮食产业规模化经营的有效主体。结果表明:2011—2020年,中国耕地“非粮化”率在0.285~0.305之间波动且呈现上升态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平均耕地“非粮化”率大致呈现由北向南逐渐升高的格局;流转入专业合作社与企业的耕地面积比例分别对耕地“非粮化”率产生显著正向和负向影响,其中流转用于粮食种植的耕地面积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发挥重要作用;控制变量中单位耕地面积有效灌溉率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例显著负向影响耕地“非粮化”率。研究认为,推动粮食生产规模化经营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的必然趋势,专业合作社是粮食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现实选择,应兴办粮食类农民专业合作社、规范农村土地流转、完善粮食补贴制度以抑制耕地“非粮化”。

耕地流转中的“非粮化”问题及遏制对策

伴随着农村土地流转进程的加快,耕地流转的“非粮化”问题也逐渐凸显,其主要原因在于种粮经济收益低、相关政策宣传不到位、相关法律法规界定模糊、种粮补贴政策在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监管不到位、部分村镇干部不够重视等。遏制耕地流转过程中过度“非粮化”趋势,应明确规定耕地用途,稳定种粮面积比例;加大对粮食种植的支持力度,完善粮食生产补贴政策;为耕地粮食生产提供信贷、农业保险等业务支持;发展家庭农场种植模式,培训粮食生产规模适度的经营主体;加强对耕地流转的监管,严厉惩处违法违规行为等。

乡村振兴视域下耕地流转对甘肃河西地区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

耕地流转在解决土地资源撂荒和促进农户现代化发展的同时,对农户生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基于农户调查数据,从生计策略转型和经济收入及其结构变化视角,就耕地流转对耕地转出农户生计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受耕地流转影响农户对家庭成员的具体生计活动安排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生计多样化指数有所降低;大部分农户的生计策略类型发生了转型,且呈现出向更高生计非农化类型转型的趋势;耕地流转后除少部分以互换方式流转耕地、流转前耕地处于闲置状态或耕地流转后大规模搞养殖的农户农业收入增加外,大部分农户的农业收入减少了,而农户家庭总收入却普遍增加了,这主要是由非农收入的增加引起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改善耕地转出农户生计状况的政策建议。

乡村振兴战略下耕地流转资源配置问题研究

农业高质量发展是社会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科技创新是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不竭动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尚存在生产经营效率低下、资源利用率偏低、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够等问题,从科技创新助力解决以上问题的角度出发,分析科技创新辅助搭建产业链、加快生产经营效率,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实现更好配置,监测、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在此基础上,针对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结构不合理,社会福利体系不完善,科技社会化服务不够等阻力因素提出对策建议。

耕地流转与农业规模化经营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近年来,四川各地采取切实措施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积极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耕地流转等方式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营水平,增强盈利能力。四川耕地流转呈现出活跃程度高、流转规模大的特点,通过流转,农业经营主体数量增加,种粮面积持续扩大,种粮积极性有所提升,但制约耕地流转效能、效果、效益的限制因素依然存在,有待加强服务监管,以提升规模化经营质效。

湖南省耕地流转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在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以耕地为主的农村土地流转是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前提与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以湖南省三大经济板块中的6个典型县(市)为实地调研对象,在全面了解6县(市)耕地流转现状的基础上,以点带面,总结归纳出全省耕地流转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主要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新时期湖南省各级政府稳步推进耕地有序高效流转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为国内其他省份提供参考借鉴。

农民工准城市化背景下耕地流转困境研究

中国农业生产的成本收益率较高、农民收入低下的主要原因可归纳为规模制约。从长远看,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是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准城市化背景下农村人口的往返式流动必然导致土地流转的反复,本文分析评价了我国土地流转的主要模式,以及由于金融危机增加返乡农民工对转出土地的追索的现象,并讨论了在此情形下耕地流转可能存在的问题。

农户的耕地流转意愿价格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流转价格是实现承包地经营权流转的重要因素,农户作为耕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充分了解农户对耕地流转意愿价格,对促进经营权流转和保障农户流转收益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江西省587份调查数据,探讨农户的耕地转出意愿价格与转入意愿价格,并运用Oprobit模型分析农户转出意愿价格和转入意愿价格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流转双方的流转意愿价格都不高,但转出意愿价格要高于转入意愿价格,平均值分别为9 808.05、7 488.45元/hm^2;(2)非农化程度、家庭总人口、家庭总收入、农业收入比重、人均耕地面积、田块规模对流转双方的意愿价格具有相同的显著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与田块规模呈正相关,非农化程度、家庭总人口、家庭总收入、人均耕地面积之间呈负相关,另外,文化程度、离县城的距离对转入意愿价格具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表现为正影响,离县城的距离表现为负影响。

耕地流转农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1396户农户耕地流转行为现状的调研

论文利用江西省42个县(区)74个行政村1 396户农户的抽样调查数据,通过建立耕地流转行为与各自变量的Logistic回归计量模型,从家庭特征因素、家庭经济因素和资源禀赋因素三方面分析了农户耕地流出和流入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外出打工对耕地流出影响最大,是农户耕地流出的最大驱动力;而经济收入与耕地流转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耕地流入户的经济收入存在明显低于流出户的经济收入的趋势;地形特征对耕地流出行为有明显影响,地形越平坦,越容易流出,同样耕地越破碎,越不易被流入户接受。

农牧交错区农户耕地流转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耕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因涉及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粮食安全,已经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章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牧交错区农户间的差异对的耕地流转的影响。研究表明:太仆寺旗近一半的农户存在耕地转入或耕地转出行为;务农劳动力数、农业机械、种植业收入占比和畜牧业收入占比对农户转入耕地有显著正面影响,而对转出耕地的影响为负;由于机械替代劳动力,外出务工劳动力数较多的农户反而扩大经营规模的能力越强;户主年龄较大的农户不愿意再扩大耕地经营规模,但由于对土地的依赖性较强,也不愿意把自家土地转出;户主文化程度和劳均耕地面积对耕地流转没有显著影响。对农用机械实施补贴政策,会促进耕地向有扩大经营意愿和有明显优势的农户流转。

河南省耕地流转价格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分析

为探究耕地流转价格的空间结构及其形成机制,该文以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空间关联分析研究了耕地流转租金的空间集聚状况和空间布局,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相关分析和空间计量模型去揭示耕地流转租金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全局趋势上,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在东西方向呈现明显的倒"U"型,在南北方向上总体呈北高南低的态势;全局Moran’s I达到0.63,表明耕地流转租金在空间上呈现明显的集聚现象;热点分析发现耕地流转租金的热点区和次热点区集中分布在南太行山前平原和豫东平原地区,次冷点区域分布于次热点区外围,冷点区主要布局在豫西伏牛山区和豫东南大别山区;相关分析表明耕地流转租金与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等影响因子具有显著的统计相关性和空间耦合性;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的拟合效果优于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其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GDP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模型中分别通过了0.0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通过了0.0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GDP与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共线性,从而解释了GDP在空间计量模型中系数为负的原因;逐步回归分析发现当模型只引入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2个变量时达到最优。基于以上分析可知:河南省耕地流转租金在省域空间上并非随机分布,而是呈现很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在耕地流转租金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上,耕地流转租金受自然和社会经济因素的综合影响,其中耕地平均质量等别和农民人均纯收入较GDP、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对耕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更显著。

中国耕地流转驱动力研究综述

驱动力研究是土地利用变化机制研究中的核心研究内容。加强耕地资源变化的驱动力与驱动机制研究,准确找出导致耕地数量减少与质量退化的驱动因子并了解各因子内部关系及动态规律,对于合理利用耕地资源、调整用地结构、保护耕地、维护耕地质与量的动态平衡、制定调控政策与措施、合理进行经济发展布局、促进耕地资源持续利用等具有现实意义。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和对比分析法,总结了中国耕地流转驱动力研究现状,提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现今中国耕地流转驱动力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不同的时空尺度、不同口径的数据、不同的研究方法,所选取的驱动因子存在较大差异,所得出的结论相去较远,存在着统一性、连续性和可对比性较差等问题。如何进一步探索耕地流转驱动力机制研究范式,是土地变化科学发展中的一个挑战,需要在理论和方法上有所突破。

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以福建省长汀县为例

针对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对福建省长汀县358户农户生计非农化对耕地流转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农户生计非农化与耕地流出之间是一种正反馈关系,农户生计非农化有效促进了农户耕地的流出;②生计非农化诱致的农业劳动力缺乏以及较高的务农机会成本是农户耕地流出的直接原因;③生计非农化总体上对耕地流入起到抑制作用,其中,务农机会成本对农户耕地流入起到主导的抑制作用,而地租下降等因素对耕地流入起到促进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务农机会成本对耕地流入的影响。

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42个县(市、区)的抽样调查

在对江西省42个县74个行政村的《耕地流转现状及农户耕地流转意识》专题调研基础上,采用向后逐步回归的分析方法,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3方面,对当前农村耕地流转补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其中,反映区位条件水平的指标包括离县城距离、离交通主干道距离、地貌;反映资源禀赋的指标包括常年在家务农的劳动力比例、耕地破碎度、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反映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包括人均年收入、人均耕地收入、耕地收入占年收入的比重。研究表明:耕地离县城距离越近,其流转补偿额会越高;随着地貌的复杂化,耕地流转补偿相对就较少;人均承包耕地面积越多,耕地流转时补偿费用就越低;家庭耕地收入比重越大,补偿费用也越高。

耕地流转胁迫下农户生计多元化选择与可持续性水平——基于重庆市合川区188户的调查数据

农户生计资源重组是在耕地流转胁迫下对经济机会的反馈响应。基于重庆市合川区川柠柠檬示范园188户耕地流转农户及其394块流转耕地地块的调查数据,分析了流转农户劳动力特征和流转耕地的数量、质量及耕作半径特征,进而剖析耕地流转后农户多元化生计选择策略,并基于可持续生计框架,从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成果3方面构建农户生计可持续性评价指标体系,采用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生计多样化指数、收入多样化指数、非农化水平及家庭纯收入指标,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耕地流转致使农户自然资本严重减少,家庭生计结构由农业主导型向非农主导型转变,生计种类显著增加,趋于多元化。2)耕地流转后,农户生计资本总指数增加,且农户生计资本属性间及各类型农户间的增长率存在分异。耕地流转导致5大资本失调,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降低。3)不同类型农户生计可持续水平在流转后得到不同程度的提升,提升强度从大到小表现为非农主导型农户>农业主导型农户>非农型农户>纯农型农户。总之,农户在家庭承包耕地流转的内部冲击下,生计资本得以重组,致使农户生计的分化与转型,而多元化生计有助于农户生计的可持续发展。

耕地流转与规模经营改善了农业环境吗?——基于耕地利用行为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检验

研究目的:基于2007—2016年26省农业生产数据,测算“面源污染”和“碳排放”两类非期望产出下的农业环境效率,构建“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与利用强度—农业环境效率”的传导路径并进行计量检验。研究方法:超效率SBM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研究结果:(1)耕地流转并未显著提高农业环境效率,但耕地利用规模对农业环境效率的影响呈倒U型;(2)耕地流转有助于扩大耕地利用规模,进而在样本中对农业环境效率呈现负向影响。与此同时,耕地流转对农业环境效率也存在正向的直接效应,正负效应基本抵消;(3)耕地利用规模主要通过改变化肥和机械投入强度进而负向影响农业环境效率。研究结论:农业环境效率受耕地流转、利用规模、利用方式和强度等多重因素影响,呈现明显的传导路径,因此,为了提高农业环境效率,在积极推行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政策时,要注意结合地区农业生产力和地理环境,避免盲目扩大经营规模,同时鼓励规模经营主体引进农业绿色环保技术,注重农业生产资料的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