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耕地集约度与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及耦合关系分析

以四川省为例,分别构建耕地集约度和城镇化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改进熵值法、动态度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四川省耕地集约度和城镇化水平时空变化及其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耕地集约度水平整体不高,但呈上升态势;区域差异明显,分为高度集约、中度集约、低度集约和不集约4个类型区;经济发展水平和非农指数等是其影响因素.2)城镇化水平整体不高,区域差异明显,可分为高水平区、较高水平区、较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4种类型区;经济水平、城市基础设施等是重要影响因素.3)耕地集约度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大部分地区处于初期阶段和颉颃阶段,但呈缓慢上升趋势;耕地集约度与城镇化水平耦合协调度不仅取决于两者各自水平,且与两者间差距有密切的关系,单一系统综合发展实力水平的提高,并不能促使城市化与耕地集约度之间的良性协调.

基于熵值法对耕地集约度时空变化分析——以四川省为例

为了提高四川省的耕地集约度,通过构建适合四川省的耕地集约度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其权重,并运用综合评价的方法对1998~2013年的耕地集约度进行评价,同时利用Arc GIS的自然聚类法确定耕地集约度和耕地集约度变动速率的分布状况,在此基础上分析其分布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四川省耕地集约度整体上呈现＂三升两降＂变化上升趋势。（2）四川省耕地集约度在不同时间段的分布特征不同且分布不均衡,整体上1998~2013年四川省耕地集约度偏高的地区主要分布成都平原及其四周地区。（3）四川省耕地集约度变动速率在不同时间段的分布特征不同且不均衡,整体上1998~2013年四川省的东南地区耕地变动速率高于西北地区的耕地集约度变动速率。

湖北省耕地集约度变化及空间分异

从耕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入手，以湖北省17个地市、州为例，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的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和基于Geado0．95i软件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1990—2008年耕地集约度变化特征：18年间湖北省17个地市、州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湖北省各地市、州集约度在空间上存在相关联性，表现为高高、低低和低高集聚的特征分异。

2000—2020年“一江两河”地区耕地集约利用变化

耕地利用集约度是提高粮食产量、缓解人地矛盾,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本文基于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获取的耕地数据,采用综合指标评价模型,探究了2000—2020年“一江两河”地区耕地的集约利用变化及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近20 a来“一江两河”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有所提升,但总体水平偏低。2020年耕地利用集约度较2000年提高了38.2%,这一提升主要归因于农资投入、技术投入和开发利用水平的增加。(2)各区县间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差异大,在空间上呈现出高集约度区域由东部向西部迁移且范围扩大的变化特征,东西区域间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缩小,低集约度的区县数量减少。(3)灌溉指数、耕地面积比重和耕地质量对“一江两河”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独立影响最显著,社会经济因素、农业科技因素和政策环境因素与耕地资源禀赋交互作用下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程度增大。基于上述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应持续推进“一江两河”地区农业科技创新,重点关注区域差异,实现高集约度地区可持续发展,低集约度地区全要素投入,同时充分发挥农业政策和经济的协同作用,协调促进“一江两河”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提升。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变化规律比较研究

选择北京市大兴区、河北省曲周县和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3个处于不同经济区位和发展水平下的典型区县,比较分析了3个地区2000～2004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变化规律和种植结构。结果显示,3个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水平次序同经济发展水平次序是一致的,依次为:大兴>曲周>武川。同时,相关性分析也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同耕地利用集约度呈显著正相关,说明耕地利用集约度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加。同时,集约度的内部构成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变化,资金集约度的比重会逐渐上升,而劳动集约度比重会逐渐下降,体现了资金投入逐步替代劳动投入的趋势。另外,农业种植结构同耕地利用集约度关系也十分密切,以蔬菜瓜果为主的种植结构集约度会大于以大田作物为主的种植结构集约度。

京冀平原区地块尺度农户耕地集约利用差异对比

为进行地块尺度耕地集约度的定量分析,该文选取北京市大兴区和河北省曲周县为对比研究区域,以全区域范围内的地块对应农户调研数据为基础,采取价值和实物2种形态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对于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价值形态,大兴区显著高于曲周县。大兴区地块的资本集约度平均值为9797.30元hm2,曲周县为5025.18元/hm2;就价值集约度的构成来看,如果将农户家庭用工计入生产成本,劳动集约度所占比例较高,大兴区平均为67.03%,曲周县大于70%。对于实物形态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大兴区也高于曲周县,同时大兴区农户相对更关注有机肥的使用;且对比分析亦显示出大兴区地块尺度的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变异大于曲周县,表明大兴区域农户土地利用的个体差异较大。研究认为,城市郊区的农户相对更偏好资本和劳动集约的利用方式,关注有机肥的使用。因农户土地利用目标的差异,农户对资源环境,社会政策等因素变化做出响应进而形成不同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特征,这是导致地块尺度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的重要微观动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则是其中观尺度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渡河上游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集约度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西部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特征及原因解释的研究较少。该文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articipatory rural appraisal,PRA),以大渡河上游典型河谷与半山区为例,共调查农户357户,通过Tobit和OLS估计方法,定量对比分析了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河谷区和半山区在耕地利用集约度上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资本集约度还是劳动集约度,河谷区均高于半山区。影响河谷与半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的因素有承包耕地面积、人均实际耕地面积、家庭固定资产、离集镇的距离、二三产业收入、农业劳动力、年需换工数量、人情往来支出等。耕地资源禀赋和农业劳动力数量是导致集约度差异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条件或环境和家庭收入水平对其有重要影响。

快速城镇化地区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研究目的:针对快速城镇化地区农户生计分化现象,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对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改善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与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提供政策参考。研究方法:运用价值形态测度方法核算各生计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以两水平方差成分模型确定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研究结果:(1)不同生计策略类型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差异性,大小顺序依次为专业农业型、传统农业型、农业兼业型、非农兼业型,劳动集约度与资本集约度排序与之基本一致;(2)同一生计策略类型农户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存在相似性,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总变异中有24.32%是由农户生计策略类型不同而引起的,水平一中农业收入比重、农业补贴、耕地面积、地块平均离家距离、农户离集镇距离与水平二中是否兼业等是影响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显著因素;(3)模型拟合效果评价表明该方法具有可行性。研究结论:耕地利用集约度不仅与农户自身禀赋有关,而且受生计类型影响,政府相关部门应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引导农户对这两方面进行调整或完善。

矿农复合区农户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分析——以晋城市泽州县22个村为例

[目的]矿农复合区耕地利用方式关系区域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农户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及影响因素对协调区域人—地矛盾、提高耕地资源利用率和推进土地有序流转具有现实意义。[方法]以晋城市泽州县长河流域22个村为研究区,基于385份有效农户问卷,选用mlogit多值选择模型分析影响矿农复合区农户耕地集约度的因素。[结果]矿农复合区不同农户类型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及其内部结构存在较大差异,基本呈现人力资产型>矿农复合型>自然资产型>基本型>缺失型的规律。制约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因素包括农户家庭土地资源禀赋、劳动力状况和采煤土地损毁情况,政策因素对其影响不显著。[结论]应加大对缺失型和基础型农户的土地修复补偿费,加快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形成以发展型农户为主体的家庭农场,进而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和耕地利用集约度。

基于县级面板数据的河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区域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县级面板数据,揭示了1994—2008年河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和各投入要素集约度的变化特征及其区域差异,并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来分析河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94—2008年,河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逐年上升,化肥、地膜、农药、农用机械动力、农用柴油的集约度不断提高,劳动力集约度在2000年达到顶点后逐年下降;(2)河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区域差异呈现波浪式的变化特征。其中劳动力投入的区域差异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3)经济发展水平和农业产业政策对河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均耕地面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负向影响明显。因此,河南省未来应更多关注化肥、农药投入增加可能带来了农业生态环境问题以及通过加大经济落后地区的农业扶持力度来全面实现河南省耕地的集约、高效利用。

基于ESDA的武汉城市圈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分析

通过对武汉城市圈35个县(区、市)耕地利用集约度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剖析了武汉城市圈过去10a耕地利用集约度差异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1)武汉城市圈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上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2)耕地利用集约化水平受地形条件影响较大,研究期间局部耕地集约度差异显著,形成了"东西平原高、南北山区低"的空间格局;(3)武汉城市圈耕地利用集约度江汉平原高值区逐渐形成,但其对整个武汉城市圈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极化效应明显大于其扩散效应。武汉城市圈县域耕地集约化水平全面协调发展的道路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耕地利用集约度实证研究——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

耕地集约利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耕地集约度的度量是耕地质量评价的最重要的指标。以重庆市黔江区为例,采用耕地投入强度、利用程度、经济指标、社会指标和生态指标等五个方面来构建耕地利用集约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对黔江区耕地集约度及其变化规律进行了研究。

安徽省沿江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及粮食安全相关分析

利用1989—2008年的耕地资源与粮食统计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回归模型预测的研究方法,分析了近20 a安徽省沿江地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粮食安全水平以及二者的相关性。结果表明:(1)耕地利用集约度时序变化明显,为"两升两降"4个变化阶段,其空间差异显著,以北高南低为主要特征;(2)粮食安全指数大体处于安全状态,指数波动起伏上升,区域发展不均衡;(3)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粮食安全指数二者相关性系数较大,相关性明显。该研究结果可为安徽省沿江地区耕地资源合理利用和保障粮食安全提供理论依据。

基于能值理论的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演变研究

研究耕地资源的高效集约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能值理论的研究方法,运用湖南统计年鉴相关数据,从农业机械集约度、化肥集约度、农药集约度、农膜集约度和劳动力集约度等5个方面,着重分析了湖南省2003~2012年间耕地利用集约度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总体看,2003~2012年,湖南省耕地利用集约度呈增长趋势,10年间耕地利用集约度共上升了0.252 8,其中生产要素集约度共增加了0.230 2,而复种指数增加了0.018 4。从各要素看,2003~2012年湖南省的农业机械、农药、农膜、化肥集约度都呈增长趋势,研究期间农药集约度增加了0.035×10^(13)sej/hm^2;化肥增加了3.111×10^(13)sej/hm^2;农膜增长了0.01×10^(13)sej/hm^2。而劳动集约度呈下降趋势;复种指数在研究时间段内总体呈上升趋势;耕地利用集约度在生产要素集约度和复种指数的综合作用下不断上升;从区域差异看,长株潭城市群和环洞庭湖区耕地利用集约度较高,因为该区域有比较优越的地理经济区位。而化肥、机械、劳动力投入水平都比较低的山地丘陵地区,工业辅助能集约度要低于劳动集约度,耕地利用集约度低。并结合分析结果和湖南省情提出了相关建议。

基于ArcGIS和熵值法的四川省各市州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熵值法和四川省复杂多样的地形,构建了包括"投入强度"、"利用强度"、"产出强度"和"可持续状况"这四个准则层,共12个指标的评价体系,以五年为一个跨度,计算出四川省各市州2006~2016年这十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运用标准差椭圆法,基于ArcGIS10.2软件,直观地展示了这三个时间截面上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空间分布差异和变化状况.研究结果显示:(1)四川省耕地利用集约度较高的市州位于中部偏东,其范围与成都平原基本吻合,中心位于资阳市的西北部并逐渐向东南移动,最大偏移距离为48km;(2)2006~2011年,东北——西南轴上的市州耕地利用集约度普遍高于东南——西北方向上的市州,但逐渐放缓;2016年的标准差椭圆在各方向的差异进一步缩小.(3)四川省各市州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在三个时间截面的标准差分别为3.286,2.474和1.961,区域之间的集约利用程度趋于平衡.

生态脆弱区耕地利用集约度评价——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

本文以陕西省米脂县为例,对生态脆弱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评价。首先,根据米脂县的实际情况,确定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评价指标;然后,用熵值法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各个指标进行加权;最后,通过功效函数计算出米脂县2005年-2009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值。得出以下结论:2005-2009年,米脂县的耕地集约度一直在增加,但是增长幅度不大,人工成本投入和生产成本投入不协调,经济发展是制约生态脆弱区农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时空变化及政策启示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1993-2014年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和各投入要素集约度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而探讨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程度,并提出相应政策措施,以提高山东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保障区域粮食安全。研究方法:能值分析、GIS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研究结果:(1)1993-2014年,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呈增长态势,而劳动集约度不断下降;资本集约度中,属于省工性投入的农业机械集约度呈现出显著的线性增长特征,属于增产性投入的化肥、农药和农膜集约度均呈先升后降的趋势。(2)全省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空间差异明显,总体上呈"东西高,南北低"的特点。(3)耕地利用集约度在一定程度上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两者存在着不协调现象。研究结论:1993-2014年,山东省耕地利用集约度不断上升的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不同区域应依据当地自然和社会经济条件,采取相应措施提高耕地集约利用水平。

喀斯特槽谷区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贵州省朗溪槽谷为例

研究耕地集约利用对于解决耕地高效利用问题意义重大。喀斯特槽谷区耕地稀缺、经济发展诉求强烈,从微观尺度以农户视角对地形复杂且经济欠发达的喀斯特地貌区开展耕地集约利用研究较为匮乏。本研究以贵州省郎溪槽谷为例,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测度耕地利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的集约度并分析其空间分异特征,运用岭回归模型探究不同地貌部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价值形态的耕地利用集约度空间差异显著,不同地貌部位耕地利用集约度由大到小依次为谷顶、谷底、谷坡。其中,劳动集约度空间分布特征与其一致,资本集约度谷底最大、谷坡最小,谷顶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平均值为71739.85元·ha^(-1),谷底为66751.78元·ha^(-1),谷坡为25015.80元·ha^(-1)。(2)实物形态的肥料投入,谷坡最少;有机肥投入比例不断增加。(3)不同地貌部位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因素存在差异:谷底主要是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家庭总收入、二三产业收入、劳均耕地面积、经济作物播种面积比重、家庭机械拥有台数;谷坡为家庭总收入、劳均耕地面积、家庭机械拥有台数;而谷顶为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和离集镇的距离。耕地总面积、农业政策补贴是共同影响因素。研究结论可为优化槽谷区土地利用格局、促进生态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依据。

南京市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能值分析理论对2000—2015年南京耕地利用集约度进行测算并进行时序变化分析,运用灰色关联法分析各影响因素对南京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贡献率。结果表明:南京耕地利用集约度持续上升;各投入要素中,农业机械集约度快速增长,劳动力、农用化肥和农药集约度呈下降趋势;各影响因素中,耕地利用集约度与建设用地面积之间耦合度最强。

伊宁市农业产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弹性分析

结合伊宁市耕地利用集约度的计算结果,利用经济学领域的弹性概念及公式,求得伊宁市农业产出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弹性,并以耕地利用集约度为自变量X,农业产值为因变量Y,对二者做了曲线拟合,得出农业产出水平与耕地利用集约度之间具有密切相关性的结论,对结论做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