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与梭伦耕战思想的比较分析

商鞅和梭伦的上台皆因受困于"耕"和"战"。两者都重视耕战,但在制度安排上则有所不同,商鞅打破现状,重在变革;梭伦承认现实,重在继承。商鞅是通过类似于军事的手段重构了政治秩序,而梭伦则以平衡城邦内部不同阶层利益的方式缓和了公民的内部矛盾。在影响上,商鞅使得秦人因耕战而成为国家严密控制的对象,沦为国家的奴隶;梭伦则使得雅典公民成功地参予了政治,成为城邦的主人。

秦汉国家经济思想的演变

本文分析了从秦国商鞅以来到西汉中期国家经济思想的演变轨迹。作者认为商鞅极力推行农战政策，严厉限制和打击工商业，这实质上是一种国民经济军事化思想；而作为西汉初期国家经济思想的集中表现的司马迁的“善因”论，则是对商鞅经济思想的否定。在作者看来，司马迁宣扬的“善者因之”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宏观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潮。由于实行这一经济主张所引发的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管子》轻重理论的形成。

试论商鞅的霸权思想

商鞅是战国时期先秦法家思想的著名代表人物,他的霸权思想主要体现在耕战思想、法治思想和君主集权思想上。其中,耕战思想是霸权思想的首要准备;法治思想是霸权思想得以实现的重要保证;君主集权思想是霸权思想的核心。商鞅的霸权思想是战国时期历史特殊环境的产物。他的思想有历史局限性也有其指导意义,要取其精华弃糟粕,对它批判地继承并能够开拓创新。

重农抑商——中国传统经济法律思想的形成与影响

由于“重刑轻民”这一法律指导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始末,古代中国的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相当发达,相比较而言,古代中国的民事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法律就很不发达了。笔者认为,古代中国在经济方面也提出了很多的法律思想,这些思想的产生与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其中一些甚至对二千多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的政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拟在阅读张中秋教授所著的《法律与经济——传统中国经济的法律分析》一书的基础上,重点对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在经济法律领域所提出的“重农抑商”这一传统经济思想的形成及其影响进行分析。

“善用兵”的司马懿

司马懿(179—251年),是三国时期群雄逐鹿中的一位与曹操前后辉映的大权谋家。接汉魏禅代之余绪,司马氏集团累三代苦心经营,如法炮制,又连场演出魏晋禅代。全面而观,司马懿首先应当是一位推动了历史前进的政治家;但他在发展集团势力,谋求统一过程中,40余载戎马生涯,其军事方面的表现亦不同凡响。自汉末群雄蜂起到三国一统90年间,仅《资治通鉴》录入的战役即达350余次。连年征战使大批军事人才脱颖而出,直如繁星闪烁。其中,最耀人眼目堪称一流军事家者,不过曹操、诸葛亮、司马懿数人而已。曹操,诸葛亮向为学界所重,多有宏文;本文则仅就司马懿在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方面的建树作简要评论。 一、耕战思想 《孙子兵法·军争篇》云;“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东汉建安元年(196年),为解决因长期的争战而带来的人民流亡和军粮严重匮乏问题,曹操率先在许下募民屯田,并逐渐推广,使北方经济得到恢复,他当时主要实行民屯。建安二十三四年,司马懿由太子中庶人转为丞相军司马后,就向曹操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