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农劝农理念下《御制耕织图》的编撰与传播研究

耕织图是古农书的一个类型。《御制耕织图》是康熙命画家焦秉贞仿南宋楼璹《耕织图》创作而成,是耕织图体系发展到巅峰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在农学文献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从编辑学视角探讨了《耕织图》与《御制耕织图》之源流,总结了《御制耕织图》注重视觉通感的编辑特色,表现在视觉文化的编辑价值追求、通感体验的编辑手段创新及融通感念的编辑审美追求三个方面;作为官方下令刊印的农书,其传播方式有颁赐,翻刻,传教士、商贾和各国使节的推广;对当下古农书发展的启示为编辑观念创新是古农书典型化的根本之路,图书传世流布是检验古农书生命力的试金石。

《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背景探析

吴越国钱镠奠定了“苏杭熟、天下足”江南富庶的“天下粮仓”,三次北方人口大量南迁和宋室定都杭州促进了经济政治中心的南移,南宋初年剧增人口带来社会压力急需农业技术推广载体的创新,京畿郊县於潜天然优越的环境成为水稻蚕桑生产和耕织文化的沃土,“诗画县令”楼璹情系耕织积极担当记录於潜农桑生产的画家,等等。这些得天独厚、适逢其时、正逢其人的历史背景所具备的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条件,构成了《耕织图》诞生于於潜的历史必然。

《耕织图》中二十四节气视觉图像化再创作的价值研究

《耕织图》是农耕文化中图像化表现的代表之一,图中按照二十四节气时间分布,将二十四节气文化与传统农耕劳作场景相结合。文章运用视觉图像重新解读的方式,创意地表达《耕织图》中的文化和精神内涵,传承和传播农耕文化中所蕴含的节气人文和耕织景象。

康熙五彩“耕织”母题图式研究

“耕织”母题自南宋时起便受到当朝者的一定重视,至清朝达到鼎盛,不仅康熙至乾隆三代均有授意重绘《耕织图》,更是出现了以“耕织”为母题的多元载体创作,陶瓷便是其中之一。其不仅体现出了当朝者对政权“合法性”的彰显,亦促进了陶瓷绘画技艺的精进。从《耕织图》的创作意图出发,重点探讨了清康熙五彩“耕织”母题创作与原版的图式对比,在尊重原版图式结构的基础上,实现的元素与视觉纵深感的调整及景象的重置再造,这些在革新彰显康熙五彩独特陶瓷艺术的同时,为后世陶瓷艺术的创作发展提供了参考样本。

楼璹和《耕织图》

在央视的“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上,有个舞蹈节目,以南宋楼(?)《耕织图》为灵感,融合现代数字技术,实现艺术化的沉浸式呈现。绿树成荫、阡陌纵横,人们播种耕耘,怡然自乐。虚实相间,穿越古今。《耕织图》为南宋楼(?)任於潜(今杭州临安)县令时所做。这位县令,有悯农情怀,念农夫之苦,织女之寒,描绘《耕织图》。其中,耕图从“浸种”到“入仓”一共21幅,织图从“浴蚕”到“剪帛”共24幅,真实详尽地记录了农作生产过程。每幅画,都配有一首八句五言诗。

《中国古代耕织图概论》出版

《中国古代耕织图概论》由中国国家出版基金支持,于2023年6月由花山文艺出版社和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合出版,作者为中国古代耕织图图像史研究专家王潮生。

程棨摹本《耕织图》中的女性形象研究

以往学界对南宋楼璹《耕织图》的图像内容和人物形象关注较少,宋代以来,女性形象在艺术作品中开启了平民化转向,而《耕织图》也正描绘了宋代平民女性的参与农耕蚕织活动的场景。楼璹所绘《耕织图》现已佚,经考证元代程棨摹本基本保留了楼璹《耕织图》中的人物原貌,因此本文选取元代程棨摹本图像中的女性形象为研究对象,深入了解宋代平民女性的生活原貌。通过图像内容的对比,可见《耕织图》中平民女性的实际形象是生动、真实、丰富的。在宋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独特语境下,平民女性既受到上层女性所带领的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影响,也受到了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由此可以窥见宋代平民女性形象的真实一角。

基于《御制耕织图》的重构:康熙五彩耕织图瓶的空间塑造

康熙五彩耕织图瓶作为清代创作五彩瓷器中一件具有明显写实风格的艺术佳作,不仅生动地表现出了耕织劳动过程中的情景,更突显出清廷对农业发展与汉文化的高度重视,这也使得其图像在装饰的基础上被赋予了更多的内涵。虽然其图式源自于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但载体的不同必然会导致艺术效果的迥异,特别是基于媒介对画面表现的限制,使得其营造出了别于原作的空间意蕴。为后人展示康熙时期御窑精湛古彩技艺的同时,又呈现出当时人伦思想下的多重社会表征。

探考康熙版《御制耕织图》中的儒家教化思想

耕织图是有关“耕”与“织”的图像资料,南宋楼璹所作《耕织图》(原图不存)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幅成体系的耕织图像,后世耕织图大多以其为母版创新绘制而成。从宋至清,我国至少存有数十套系统较完备的耕织图像。耕织图是我国研究古代农业耕作、纺织技术不可或缺的图像,但传统主流研究多停留在其对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表现、传播层面,对历代耕织图的研究也会衍生出许多问题,如,耕织图是为何而作,在清代得到官方推广的背后有何特殊意义,等等。该文以清代焦秉贞的《御制耕织图》为图像资料,从图像删减、增加、重组、创变的角度分析其刊刻传播,探讨其蕴含的儒家“以礼教化”的内涵和宣扬的“重农”“劝农”思想。

从清宫内务府汉文奏销档看织染局种种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绘制版本变化与形态流变

历代"耕织图"中"蚕织图"生动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栽桑、养蚕、缫丝、织绸等劳作过程。从南宋直至晚清,由于许多文人画家参与绘制"蚕织图",图画内容、图画数量、绘制风格各不相同,故留下了"蚕织图"不同的绘制版本。至清代,"蚕织图"出现了石刻、年画、瓷器、彩绣画、实景图、彩廊、墨锭、木刻屏风等表现形态各异的载体,为"蚕织图"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可能,这些变化体现的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活动,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蚕织图"也就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

清代御制耕织图的版本和刊刻探究

耕织图是清代御制文献中的一个农业主题,清代宫廷曾出现过大量帝王御制的以耕织图为主题的书画作品,清宫所藏甚多,记载于各类目录学著作当中。清代帝王的御制耕织图,有绘本、拓本、刻本等多种形式,它们之间在创作上存在传承、模拟和复制的关系。耕织图的创作最初由帝王命宫廷画师作画,再由帝王亲自题写诗文,装裱成为完整的书画作品后择其优者刊刻印行,刻立石碑,形成形态各异的耕织图文献,或深藏清宫、或赏赐王公、或立碑长存、或流布民间、或广传海外,影响深远。

历代《耕织图》中农业生产技术时空错位研究

历代《耕织图》发展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农业耕作技术的演进,但不同时期《耕织图》中展现的耕作技术与当时实际耕作技术并不一定重合,即会出现时空错位。从历代《耕织图》中的"耕图"部分,一方面可以找出《耕织图》由历史的真实反映到成为官方宣传工具的原因,了解耕织图的载体变化历程,及其所反映的《耕织图》从片段性到系统性再到片段性的流转过程;另一方面可以找到《耕织图》从分散而精确地反映上古晚期至中古时期的农业生产活动,到系统而模糊地反映近古农业生产活动的缘由,以及阐释古代南、北耕耘图反映的农业生产技术差异,阐明史料运用过程中《耕织图》史料价值的演变。

楼璹《耕织图诗》的艺术渊源及其创变

楼璹《耕织图诗》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较早的大型农事组诗,其文本融合了先秦以来大量同类诗歌的艺术精华,虽然尚有明显的拼凑痕迹,但其集大成意义毋庸置疑,实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之先声。在广泛继承艺术传统的基础上,《耕织图诗》也有所创变。遵循着谏上和劝下的双重艺术旨趣,《耕织图诗》一方面增添了宫廷诗的因素,屡用舜帝躬耕、丞相重农、后妃祭蚕献茧等典故,有些织图诗风格软媚,塑造的人物形象近于仕女,与以往的农事诗颇有差异;另一方面,《耕织图诗》又融入了劝农诗劝勉农桑、化育民风的艺术功能,有意识地向农村推介当时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倡导更为合理的家庭协作式的生产关系。楼璹《耕织图诗》奠定了别具一格的耕织文化传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其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不容忽视。

古籍中的书画及其阅读价值研究——以焦秉贞《御制耕织图》为例

为了供子孙、臣子以及庶民学习农桑技术,康熙下诏复刻《耕织图》,然而刊本的目的与价值能否实现则取决于书籍内容、读者群及其阅读能力。此书文字为无句读的诗歌,并且用行书写刻,据统计,清代只有10%的成年男子具有文言文阅读能力,所以其实现传播农桑技术的价值大打折扣。不过书中精美的书画艺术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还提高了各层级阅读群的欣赏能力。

明代耕织图诗的俗化与推广——以邝璠《题〈农务女红之图〉竹枝词》为例

明邝璠在宋楼璹《耕织图》的基础上更易数事,简化了农桑过程,将其编入日用类书《便民图纂》,题为《农务女红之图》,并将题诗换为"通俗浅白"的竹枝词形式,为后世构建了一个经典的市民耕织图诗蓝本。其版本有三,其中日本内阁文库藏明弘治十五年(1502)刻本的手钞本最符合邝璠创作原貌,并补遗了一首竹枝词,凡32首。《农务女红之图》与竹枝词将图像叙事与文字叙事完美结合,弥补了"图画"语境的空白,有效促进了耕织过程的推广,并重现了传统家庭"男耕女织"的生活模式,反映了统治阶层为维护封建秩序所做出的文化改良与革新,也反映了竹枝词对"文化下移"所做出的贡献。

南宋《耕织图》的流变、传播及政治使用脉络

本文将不同版本和用途的楼璹《耕织图》进行图像内容、题跋、媒材、风格的对比,试图勾勒出一条相对清晰的《耕织图》在南宋的传播路线及政治使用脉络。《耕织图》的众多版本不一定完全忠于原本,创作者会根据不同的受众、用途、目的来进行一定的创新。《耕织图》在南宋主要从四种途径流传,分别对应着不同的政治使用脉络:吴皇后注本的《蚕织图》只截取了《织图》的部分进行详细注释,作为宫中的蚕织技术指导图;南宋画院画家制作的摹本,根据其对原作的改动程度及不同用途分为三类:忠实原作的高宗朝院画本及刘松年本,进行创造性再现的梁楷本与意象化再造的李嵩本。楼氏后人、朝臣等对楼璹本的翻刻其目的是为了"以传永久"并使君主感知农桑为天下本,其选择的复制方式主要为石刻、版画等;绘制于南宋郡县大门的《耕织图》壁画的出现也说明了《耕织图》传播的范围已经下沉到了普通民众。对于庶民来说,《耕织图》既是科学的桑蚕技术详解图,也是政府一种较为直观的"劝农"手段。

几种鲜见的《耕织图》

本文主要介绍了南宋梁楷、李嵩,明代仇英、宋宗鲁,清代冷枚、陈枚、何太青以及袖珍型等八种目前比较鲜见的《耕织图》,并分别就其内容作了一些比较和分析,对《耕织图》的发展和演变作了分析。以此作为对《中国古代耕织图》一书的部分读者所提问题的释疑。

梁楷《耕织图》存世和“减笔画”特征及对日本“四季耕作图”的影响

文章梳理了画家梁楷绘制的《耕织图》分别存于美国和日本的证据,认为梁楷《耕织图》与楼璹版《耕织图》有很大差异,表现为省略耕织活动环节,仅挑选部分场景组合成图卷,较多地表现耕织活动与环境细节,图绘中人物形象体现了梁楷的“减笔画”艺术特征。梁楷《耕织图》于室町幕府时期东传日本,受到狩野画派追捧,形成风行一时的“梁楷样”,成为屏风绘、隔扇绘的“粉本”,并逐渐形成效仿中国《耕织图》的日本“四季耕作图”,流行时间约400多年。

颐和园耕织图园林文化景观的再生

以颐和园耕织图的环境整治为例,从中国古代特有的整体思维方式出发,运用文化遗产保护学、历史地理学、景观规划学、园林设计学、传统建筑学、博物馆陈列学和建筑工程学等学科的理论及技术,解决了文化景观保护中普遍存在的难点问题,保护了颐和园山水布局的完整性、真实性,实现了颐和园耕织图园林文化景观的再生,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园林遗产保存、修复和延续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