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溪蛮丛笑》看侗族文化与生态环境的适应历程

长期以来,不少学者认为:是人类超额利用生物资源才诱发为今天的全局性生态危机,要彻底根治现代的生态灾变,必须彻底停止对相关地区的开发利用。当代生态灾变确实与人类社会的超额利用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关联性,但上述结论的表述失于笼统和含混。因为当代生态灾变的成因不是一个单纯的使用量问题,它还与利用方式、利用渠道和利用对象密切相关。而人类对所处生态系统的利用方式与内容恰好是相关民族文化规约下的产物,若不澄清民族文化与所处自然生态系统的耦合演替关系,单纯的降低使用量,同样无法收到救治生态灾变的实效。本文仅《溪蛮丛笑》所载侗族文化及生态的演替为例,揭示民族文化与相关自然生态系统间的错综复杂关系,希望从中找到救治生态灾变的最佳途径与方法。

生态适应的个案研究:从“百越”到“侗族”的文化转型

从"百越"到侗族,其传统文化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型,并因此而导致对生态系统的利用方式发生了相应的调整,诱发出相关生态系统的明显改性,但每一次生态系统的改性,同样引发了侗族文化的新一轮适应。文化的适应又推动了生态系统改性的扩大与稳态延续,这种互为因果的交互模塑与适应,即本文所称的耦合演替,它应当是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互动运作的基本形式。人类对生态系统的开发利用并不一定必然导致相关生态系统的蜕变。那种认为只要一旦对生态系统加以利用就会导致灾变的观点,是难以自圆其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