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末清初“儒家天主教徒”的儒家本位

明末清初,因天主教来华而产生的"儒家天主教徒"这一独特群体,是当时特殊历史文化环境下耶儒融合的结果。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上,在救心、救世、救人的不同主题下,"儒家天主教徒"始终坚持儒家本位。

从君子“修身”到义人“成圣”——关系性“罪”论视角下的耶儒思想融合之尝试

儒家[1]历来重视"修身",这是"成仁"之本。君子是儒家的理想人格,而想要成为君子就要从修身开始。儒家的"修身"强调先天的善与后天的努力结合,从而实现从"现实的我"到"理想的我"的过渡。基督教则主张悔罪、重生努力过圣洁的生活是达到"成圣"地步的一生操练。这两种获得理想人格的路径似乎看起来相行不悖,但二者对人的本性,特别是对"罪"的理解并不一致。缺乏罪感文化的国人对于"罪"、"犯罪"等话题的讳莫如深,并不能掩盖中国传统文化中已经存在的"罪"之理念。笔者想要尝试的是,基督教的罪观在中国文化中并不是陌生的,在关系性"罪"论的指引下找到基督教和儒家文化之间的契合点。

王阳明《书正宪扇》的道德教育意义

中华文化中存在着灿若群星的诫子名篇,王阳明的《书正宪扇》正是其中之一。《书正宪扇》以“傲”“谦”二字作为切入点,提出“‘傲’之反为‘谦’,‘谦’字便是对症之药”的观点。这一观点的形成深受道家与儒家谦虚思想的影响。王阳明认为“千罪万恶,皆从傲上来”,傲为病罪之源,谦为对症之药,谦为身正、家和、政兴之要领,谦者能孝父母、睦兄弟、兴国政。要做到谦,成为谦者,我们应当由心“恭敬、撙节、退让”,而不只是外表上的谦逊。王阳明所推崇的谦虚之德,是中国优秀传统道德理念的组成部分,即使今天看来仍具有道德教育的现实意义。另外,王阳明谦德思想在儒耶融合的过程之中可能也对西班牙天主教传教士庞迪我的谦德思想形成了影响。

表里不一:19世纪初来华传教士的孝道观

本文采取中英文互证的方法,分析了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刊发的中英文期刊中关于＂孝＂的内容,发现传教士在中文书刊中赞扬孝道,并以倡＂孝＂的方式来传播基督教,但是在英文书刊中,传教士则对＂孝道＂予以驳斥和攻击,认为孝道是偶像崇拜,表现的是伪善。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反映了传教士对待儒家文化的真实态度。＂耶儒融合＂的观点值得商榷。

再论19世纪晚期来华传教士的儒学观——以1885年亚洲文会孝道调查为中心

19世纪晚期,部分来华传教士发表了数份针对儒学的传教宣言,由此引起学界关于这一时期传教士儒学观的讨论,针对其中传教士有"耶儒融合"倾向的观点,本文通过查阅1885年上海亚洲文会在华的孝道调查活动的报告,不予认同;传教士的儒学观呈现出宗教中的"东方主义"现象,也反映着近代西方中国观的一些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