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对朱熹理学心性论的采纳与融摄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了达到传教目的,在若干方面都采纳了朱熹理学的心性论来佐证天主教义。首先,朱熹理学主张性分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心分为道心与人心,耶稣会士以此来论证天主教灵魂与肉体二元对立的思想。其次,朱熹理学主张天地之性至善无恶,气质之性有善有恶,性善论只适用于理论层面而非现实层面,耶稣会士以此来论证天主教的原罪观。再次,朱熹理学主张天地之性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精神实体,耶稣会士以此论证天主教灵魂不灭的观点。耶稣会士对朱熹理学心性论的采纳与融摄表明,他们并非一味地尊“先儒”而抑“后儒”。而对于“后儒”,他们也清楚朱熹理学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区别所在,并多肯定朱熹理学,反对阳明心学。但这种取舍显然是基于其宗教渗透的需要,而逸出了儒学内部学理发展脉络之外。

晚明耶稣会龙华民传教策略的形成和发展

本文根据晚明在华耶稣会保守主义的实际历史状况、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展开论述,再现了龙华民在广东韶州的传教策略。龙华民在韶州民间传教的经历为后来以儒家士大夫为主要传教对象的耶稣会利玛窦传教策略向平民阶层转换提供了经验。换言之,译名礼仪保守策略、信仰的纯粹性固守、乐观论的直接传教工作、平民归化运动等耶稣会文化传教策略,基本上是初期韶州灵性神学的平民传教经验的延伸。龙华民福音保守传教策略是从恢复教会的纯洁性和信仰完整性的角度出发,向着探索与利玛窦文化适应策略的动态均衡的方向发展,从客观上增加了信教人数。

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为研究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的传教活动,从耶稣会传教士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出发,首先探讨其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目的和动力,其次对耶稣会传教士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最后结合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探讨其研究在此时代背景下所具备的欧洲人文色彩。

耶稣对圣殿所怀的热忱

圣殿是犹太人心目中最为神圣的地方,是天主临在的地方,常被称为天主的住所。犹太先祖们早年过着游牧的生活,他们为天主搭了一个帐幕,称之为会幕(出33:7),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会幕抬到哪里,表达天主跟他们在一起。等他们进入福地安居后,就想给天主建造一座殿宇(编上17),这个梦想由撒落满得以实现。

跟耶稣学耐心

耐心是对盼望之事的确信。比如和同伴约定见面,虽然对方还没有到,我们只需耐心等待,相信他一定会来。我们听从耶稣的话,走天主的路,天主必会按他的时间成就我们;我们只管播种、浇灌福音的种子,天主自然会使之生长(参格前3:6)。

以耶稣的轭化解生活的重担

耶稣说:“凡劳苦和负重担的,你们都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安息。你们背起我的轭,跟我学吧!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这样你们必要找得你们灵魂的安息,因为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

广州教区耶稣圣心主教座堂开展爱心探访活动

广州市天主教积极参与社会公益,走播撒仁爱之路。6月8日端午节前夕,广州教区耶稣圣心主教座堂会同广州市天爱扶老助残协会(原天主教广州爱心会)的兄弟姐妹们,一起到广州市白云区太和康乐村和花都区康乐村开展探访活动,为在此居住、生活的兄弟姐妹送去端午节的礼品和生活所需品,献上关怀和温暖,以情暖心、以爱相伴。

克罗地亚耶稣会士邬若望生平行事考略

耶稣会士邬若望于1616年抵达中国澳门,是第一位踏足中国的克罗地亚人,也是中东欧地区最早的来华传教士。但是由于其在华时间不长、成就不显,历来鲜为汉学界和学术界关注。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对新旧材料加以勾连、分析和运用,力求详细而准确地还原邬若望的生平和在华经历,展示其作为克罗地亚人参与中国与中东欧文化交流的过程,以为学界进一步认识和研究邬若望提供参考。

耶稣会士眼中的“儒家”——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汉语学界基于本身的问题意识及语言等方面的限制,对于“西学东渐”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近期,由梅谦立及张西平教授主编,罗莹、汪聂才、齐飞智、郝晓霞、连杰、吴嘉豪等一批青年学者翻译,《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部反映“中学西传”的重要著作从拉丁文译成了中文,并由一贯支持汉学译著的大象出版社出版,洋洋四卷,呈现在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感兴趣的读者面前。

明清耶稣会传教士的“儒化”--以利玛窦儒学观的形成为例

以耶稣会传教士的“儒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清代耶稣会传教士“儒化”的原因,以及其在“儒化”基础上采取的上层策略。然后通过阐释代表性人物利玛窦的儒学观的形成及内涵,揭示了宋明理学思想基础上的耶稣会“儒化”思想路线的实质。

《在耶稣脚下》中的医学伦理解读

海伦娜·玛丽亚·维瑞蒙迪斯的代表作《在耶稣脚下》讲述了墨西哥裔美国移民劳工(奇卡诺人)的艰苦生活和反抗精神,从而揭示美国南方社会所存在的种族、阶级、性别、环境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将探究小说中少数族裔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恶化,以及美国社会体系下的医学伦理失范等问题,从而讨论在当时医疗体系下,少数族裔和底层人民遭受的医疗不公现象,以及在面对不公平待遇时如何进行反抗和追求自我价值。

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

耶稣会士罗明坚撰写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新近影印出版,使学者能够有机会与后期刻本《天主圣教实录》进行比较研究。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传教策略的重大改变、以及早期耶稣会士从"西僧"到"西儒"身份转变的适错过程,均在不同版本比较中反映出来。

从罗马耶稣教堂到北京南堂:作为一种范式的“耶稣会风格”教堂研究

作为天主教反宗教改革的核心修会,耶稣会利用其独特的军事管理迅速发展传教事业,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等地建造了大量教堂。在此过程中,耶稣会选用并形成了一种有助于反宗教改革的教堂范式,形成了相应的"耶稣会风格",其主要代表作是位于罗马的耶稣会总堂——耶稣教堂,该教堂的立面和室内空间被当时欧洲各地教堂广泛模仿。17-18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在中国建造了大量的教堂,如今北京城内四大天主教堂中的南、东、北三堂最初即为耶稣会士建造。本文以"耶稣会风格"作为一种教堂范式,结合耶稣会的宗教思想与当时欧洲流行的教堂建筑风格,归纳"耶稣会风格"的特点,并以北京南堂为例,分析该范式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

寻找上帝的人性--当代欧美耶稣小说略论

作为基督教的核心形象,耶稣的形象拥有丰富的宗教、文化、历史内涵。20世纪,在西方出现了大量重写福音书故事的"耶稣小说"。这些小说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有包括劳伦斯、布尔加科夫、卡赞扎基斯、艾特玛托夫、若泽.萨拉马戈等在内的许多著名作家参与,在西方引起了巨大反响。耶稣小说呈现出许多共性,如角色讲述、背景细节化、作者借助它们探索当代命题等。在人类历史上,20世纪的耶稣形象比任何时期都显出了更多人性的特征。这一方面是由于耶稣形象在西方长期以来作为人性的代表和楷模,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在20世纪西方的人论经历了重大的转折,是百年来思想史关注的话题。因此,可以说,当代欧美的耶稣重写小说中的新耶稣形象,实质上反映了当代西方人论思想的变迁。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圣诞节精神及耶稣之爱

圣诞节传达出一种圣诞节精神,即耶稣作为救主降临人间,给普世众生带来盼望与信心。随着基督教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中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涉及圣诞节精神的作品,其中圣诞老人更是直接体现出仁慈、博爱的性情。西方圣诞节的传入和圣诞老人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人们对作为"人"的儿童的发现,表现出一种迥异于中国传统节日的独特文化含义。与圣诞节精神紧密相连的是耶稣的爱者形象,耶稣即爱,爱即耶稣,耶稣逐渐成为中国现代作家最喜爱的爱的原型之一,他们笔下涌现出很多为爱而献身的耶稣式人物。文学由于原型的存在而使不同时代和地域的人们互相交流,可以说,耶稣沟通了中西方读者共同的爱的经验。

安徽青阳耶稣圣心堂建筑研究

1921年西班牙耶稣会代替法国耶稣会取得了芜湖教区和1929年分出的安庆教区的保教权,这两个教区是近代中国唯独由西班牙耶稣会管理的教区。建造于1936年的青阳耶稣圣心堂是西班牙耶稣会建造的三座教堂之一,具有十分显著的伊斯兰风格装饰元素。从全国来看亦属罕见,目前中厅大体损毁,立面仍较完整。通过对耶稣圣心堂的实地调研测绘,对其平面进行了复原,并从教堂的历史沿革、选址布局、平面型制以及立面装饰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西班牙耶稣会建造的宗教建筑的特征,提出在近代西风东渐过程中,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传教士会在建造中表现其本土文化特点,使得近代天主教堂在相对统一的程式化形制之外不免呈现出风格上的细微差别。

“孔子为耶稣”——丁韪良论耶儒关系

丁韪良主张融合耶儒,并且最大限度地容忍中国礼仪,但他本质上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在对待儒教问题上仍秉持一种"传教士东方主义",他的"孔子加耶稣"口号应被理解为"孔子为耶稣",或"儒教服务于基督教"。

利玛窦的家庭教育及耶稣会人文主义教育背景

1573～1577年,利玛窦就读于耶稣会罗马公学院文学院和哲学院,研究分析罗马公学院耶稣会文学院《教学大纲》与《哲学院教学大纲》,了解利玛窦早期成长环境及学习经历对于丰富国内关于利玛窦早期研究的内容、进一步深入研究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作用至关重要。

孔子与耶稣政治伦理核心价值观之比较

孔子与耶稣政治伦理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在孔子的仁爱与耶稣的博爱、孔子的先义后利与耶稣的重义轻利、孔子的群体倾向与耶稣的个体彰显三个方面,通过对这三个方面之比较,可以充分洞悉儒耶不祧之祖孔子与耶稣政治伦理思想的分野与契合。

宗教与科学的双重失败——耶稣会士刘松龄研究新论

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耶稣会士刘松龄在中国传教长达35年之久,对他所从事的事业——宗教和科学的传播,其实是失败了,无论是"科学"还是"宗教"(或这一名词背后隐含的含义,如"政治理念"和"组织建构"等)以及它们的历史作用,都应持一种批评的态度。同时,对于当事人刘松龄本身,在认识其复杂和多重人格的同时,仍保持应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