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西化间的反思与彷徨——细读夏济安小说《传宗接代》与《耶稣会教士的故事》

传统与西化的历史性困惑始终是夏济安精神矛盾性的来源之一,家庭出身的传统与现代大潮的势不可挡,迫使他在文化立场上做出某种选择。与传统的黏着连同保守的西式教育影响着他,使他不可能选择完全认同左翼文学;而受"五四"影响的余波,以及"感时伤世"的情怀,又让他无法静心于传统书斋生活,这种现代性的彷徨情绪与调和心态,集中体现在他的两篇英文小说《传宗接代》与《耶稣会教士的故事》中。

17—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中国上古史研究

为研究耶稣会传教士进入中国后的传教活动,从耶稣会传教士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出发,首先探讨其研究中国上古史的目的和动力,其次对耶稣会传教士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最后结合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探讨其研究在此时代背景下所具备的欧洲人文色彩。

明清耶稣会传教士的“儒化”--以利玛窦儒学观的形成为例

以耶稣会传教士的“儒化”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清代耶稣会传教士“儒化”的原因,以及其在“儒化”基础上采取的上层策略。然后通过阐释代表性人物利玛窦的儒学观的形成及内涵,揭示了宋明理学思想基础上的耶稣会“儒化”思想路线的实质。

耶稣会传教士《易经》的索隐法诠释

索隐法原本是指在《旧约》中找到耶稣基督显灵及其意义的线索,后来被来华耶稣会士借指在中国古代典籍尤其是《易经》中寻找《圣经》和基督的印证。索隐派成员通过分析汉字来进行基督教化解读,把中国典籍中的人物与基督教人物进行类比,将《易经》卦象与上帝神圣启示结合起来,同时还把《易经》编年史归于《圣经》的编年史之下,确立中国的经学与基督教的关系,由此确立了《易经》乃至中国文化对外诠释和传播的一种富有创意和成效的方式方法。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学西渐”

在地理大发现和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背景下 ,明清之际许多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传教士在传播西方文明的同时也将中国的政治制度、哲学思想、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风土人情源源不断地传播到欧美国家 。

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三份汉文书札的文献意义

近代入华教士不仅留下了汉文著作,同时也用多种西方文字发表了近百部关于中国的著作和近千封书信,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思想文化的变迁,形成中西方交流史上的“中学西传”。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留存的几件汉文书札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16—17世纪进入中国内陆的西方传教士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受到的汉文化和汉语言的影响及其汉学的修得水平。从明末最早介绍西洋军事科学技术的一批典籍来看,刊载有陆若汉三份汉文书信和奏疏的《守圉全书》是仅存的数部文献之一,又是现存几部介绍西洋军事科学技术著作中规模最大的、内容最丰富的一种。

为什么清初耶稣会教士在中国的传教突然受阻?——一则值得注意的史实

清朝建国之初,也就是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就吸收了耶稣会士、日尔曼人汤若望在钦天监中任职。康熙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允许耶稣会教士在中国传教。耶稣会教士了解了中国人不喜欢极端迷信的宗教,所以把中国人缺乏的科学知识作引线,同时允许中国人既信教,又能拜“中国的天”,祭祀祖先和孔夫子。所以在几十年间传教很顺,吸收教徒很多。但到了康熙43年(1704年),当时的罗马教皇不明中国国情,发出“教令”,勒令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改变方针,不许中国教徒再祭祖和祀孔,引起朝野人士直至康熙帝的愤怒,导致康熙于1707年将教皇第一次派来的使者多罗驱逐到澳门监禁(后死于澳门)。

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西传——西方人眼里中国人的衣食住行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把中国展示给了西方。中国的东方文明是否真如此迷人?由于交通的阻碍,这一疑问在相当长时间里一直困惑着西方人。三个世纪过去了,随着新航道开辟,西方人纷纷来到中国,其中尤以耶稣会士为多(从1552年至1700年共有十几个国家64名传教士入华传教)。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他们以亲身所见所闻,把中国进一步描绘给西方,不仅证实了马可·波罗记述的真实性,也进一步较全面地传播了中国文化。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也就从这里正式开始。 去年,笔者有机会到英国访问,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阅读了16世纪到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写的关于中国的英文书,这是西方人记载中国史的珍贵材料,揭示了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积极影响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丰富内容。 早期传教士来中国,肩负的主要使命是传播宗教。为了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熟悉并认识中国的环境。于是他们来中国后,首先接触到的便是不同于西方、却丰富多采,又十分直观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在他们的著述中,此类记载可谓相当详细。 社会生活包罗万象,本文只就耶稣会传教士笔下中国人衣食住行及某些习俗的西传,作一些介绍和探讨;这对深入研究中西文化的交流,当不无裨益。

从西僧到西儒——从《天主实录》看早期耶稣会士在华身份的困境

耶稣会士罗明坚撰写的《新编西竺国天主实录》新近影印出版,使学者能够有机会与后期刻本《天主圣教实录》进行比较研究。早期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传教策略的重大改变、以及早期耶稣会士从"西僧"到"西儒"身份转变的适错过程,均在不同版本比较中反映出来。

关于日本耶稣会史中教会本地化问题的矛盾与斗争

自１５４９年沙勿略进入日本之后，日本本地修士一直在教义宣讲、社会交际以及与佛教憎侣的辩论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本地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教会内部的保守派与温和派发生了空前激烈的斗争。

17世纪西方传教士对东方占星术的认识——对陆若汉《日本教会史》的解读

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促使两条原本互不相交的东西文化河流开始汇流,两个伟大的文明开始第一次真正的接触。耶稣会传教士陆若汉的《日本教会史》对东方文化的剔透解析,足以说明这一时期西方文化的"西学东渐"和东方文化的"西方渗透"极富成效。研讨16世纪传教士留下的这批著作,了解西方人对东方文化的认识程度,以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性,避免由此引发的文化冲突和对抗,对增进现代东西方文化交流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试论中国耶稣会传教重心的转移

明清之际,在华活动近二百年的中国耶稣会,其传教历史随着传教重心的变动,以康熙晚年禁教为标界,分成前、后二个时期。前期,它的传教重心侧重于中国上层社会——主要是士大夫阶层;后期,则侧重于下层社会——平民阶层。

沉与浮:明清鼎革变局中的欧洲传教士利类思与安文思(上)

利类思和安文思神父是17世纪来华传教士中不得不提的重要人物,二人见证并亲历了明清变革这一特殊年代。他们经历并参与四川开教、成都教案、服务大西政权、耶稣会反汤风暴、北京传教、建立东堂、服务清廷以及杨光先教案等一系列重大事件。

论晚清上海的洋商与传教士

晚清时期，洋商和传教士分别以聚敛财富和传播上帝福音而成为上海外侨社会的主体力量。照常理看，通商和传教是两件很难联系起来的事情。但通商和传教是列强强迫中国开埠的两大动机，因此，当列强炮舰撕开清政府构筑的防线之后，洋商和传教士便开始在条约口岸登陆，并像章...

近世儒教与基督教的会通和贡献

这种比较研究实际上也是一种会通,以20世纪学人的多元文化观念来体以和重新阐释儒耶两教的相互碰撞,以及中国以其儒教本位文化作出反应,并带来的一系列现代性问题。毋庸置疑,现代中国仍然是深浸于儒教氛围中,它的首要的问题,不是基督教式超越色彩的彼岸的末世救赎,而是伦理的现世道德问题。

新航路开辟后耶稣会传教士记录的明末肇庆研究

明朝末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他们梦寐以求的东方。由于政治历史的原因,耶稣会传教士踏上中国内陆的第一站就是肇庆,肇庆也就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起源地。他们以“外来者”的视角介绍肇庆的地理位置和自然风光,阐述中国人喜欢送礼和收礼的习惯、天圆地方的天下观以及中国人对待外国人的敌视态度,以及作为中国的特使出访罗马天主教廷向西方介绍南明永历朝廷情况等等。这些耶稣会传教士对明末肇庆的记录既是海外文献记录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历史见证。

明清西方传教士的藏书楼及西书流传考述

明清两代,西方传教士纷纷来华,这是中西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中外史学界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热烈的讨论,其中为学者们共认的一点是:西方传教士在移植宗教的同时,也输入了西方科技,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交流。然而,人们对于传播西方宗教和科技一些重要媒介:诸如西书的流传,特别是西方传教士的书库之兴衰等问题,则注意不够。本文拟对此进行探索和考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