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七年耿定向申饬台纲与朝堂纷争

万历十七年六月,御史王藩臣弹劾巡抚周继未投揭至台,台长耿定向遂参劾藩臣并申饬台纲以泄忿意。由于此事发生在言路与内阁对峙日甚之际,因而定向此举在科臣看来是在逢迎辅臣、打压言路,而辅臣则将其视为整顿御史、管制言路的好机会,由此双方展开了一场新争论。尽管申饬台纲在朝廷高压下强制成功,但双方就御史奏劾要不要投揭至台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言路与辅臣间的根本矛盾亦因申饬台纲诏令的出台进一步激化。同时,纷争中双方在据理以争之外还往往旧怨重提,相互攻击,以至纷争时不时变成忿争。这种新仇旧恨一起算、公论与私意相交织的意气之争,不仅于朝政毫无裨益,导致争论双方两败俱伤的后果,给万历朝廷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危害,亦给新的党争埋下了祸根。

两舍则两从,两守则两病———耿定向与李贽“论道相左”新解

李贽是人们熟知的明末进步思想家,其著述对当时的“道学家”作过尖锐批判,因此与李贽有过激烈争辩的耿定向就被视为反动“卫道士”的代表。其实这种以李贽的是非为是非的判断失之简单,耿、李“论道相左”的性质和严重程度都因“斗争哲学”的影响而有扭曲和夸大之处。

卫道的途径——简论耿定向的“学有三关”说

"卫道"意识与"学有三关"说乃是耿定向思想的两个重要环节。本文认为,两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卫道"意识乃是耿定向思想的最终旨归,即其全部思想的目的都是为了捍卫儒家道统,这具体的表现在"学有三关"说。"三关"各自针对学界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心即道针对与向外求理及在"格式上修检"的情况;即事即心则重点解决离事言心,耽于虚无的问题;而慎术则关注于混事言心,认良知为情识的主张。

晚明鄂东学术据点形成探源——耿定向与李贽讲学论战的文化史考察

晚明耿定向与李贽的讲学、交游、著书、论辩等学术活动吸引了境内外各家学派大师汇聚鄂东。耿、李二人之论道讲学以至公开论战,掀起鄂东学术热潮。其既是鄂东学术思想活跃之代表,亦是鄂东学术据点逐渐形成之标志。这些活动对推动晚明学术发展以及鄂东地域文化形成均具深远影响。

“识仁择术”:刘元卿对耿定向心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针对明中期以来部分儒家学者在为学工夫中陷入体用分离的弊端,刘元卿继承与发扬耿定向“真机不容已”之旨与“学有三关”说,构建起以“体用合一”为特征的学说体系。通过论证“生生不容已”之本心,刘元卿明确了自然之欲与不容已之本心的体用关系。在为学工夫方面,刘元卿奉行孔子的“一以贯之”之道,主张以“欲明明德于天下”的为学志向来引领“诚其意”工夫的落实,最终实现外在工夫与内在本体的自然统一。

试析耿定向的“万物一体”论

作为泰州王学的代表,耿定向的学术以“不容已之真机”为核心“不容已之真机”发用的过程,同时也是实现人与天地万物一体周流的过程。为达至此一体之境,耿定向以孟子思想为主要依据,构筑了一套“三关四证”的工夫论体系。以此为基,耿氏对释老二家以及部分儒家学者割裂动静、内外两分的工夫路数展开批判与矫正。

《復焦弱侯》異文與李贄、焦竑、耿定向關係

万历十七年（1589），焦竑考中状元，李贽向焦站提出去北京依从於他的请求，遭焦站拒绝。李贽这次亟想北上的真实原因，是为了远避耿定向。北行计划受阻，李贽只能与耿定向近距离对峙。他由退避改为向耿定向主动挑战，在次年刻行《焚书》，随即遭到当时主流舆论抨击，这成为他个人生活史上一个重大转折，他晚年景况悲凉，最终自尽狱中。将这些经历联系起来看，焦站的拒绝对李贽晚年的生活无疑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通过对李贽《复焦弱侯》异文的分析，揭示了李贽、焦竑、耿定向三人关系中这一被遮蔽的事件。

晚明儒者融會佛道二家的學術範例——論焦竑兼攝耿定向與李贄之學的思想特色

焦竑融會三教的思想本已爲世所知,本文則從焦竑兼攝其師友耿定向與李贄學術之長的思想特色再加申發。耿、李之間曾有長年論戰,但二人學術實乃相反相成,本文分析耿、李二人在焦竑生命學術中各自代表的意義,並就二人學術偏重之兩端,如下學與上達、自律與自由,考察焦竑涵融兼括之思想内涵。三人之學術皆以儒者德性爲獨尊,然又給予佛道及其他各種知識學問平等的地位,其'尊德性'與'道問學'乃能一以貫之,值得後世加以發揚。

从《译异编》看耿定向的佛教观

中晚明以来,儒学与佛道两家的互动交融进一步增进,成为非常普遍的文化现象,达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最高峰。在泰州学派学者那里,儒、佛、道三教的融合得到了更大的发展,赵贞吉、罗汝芳、杨起元、焦竑、管志道、陶望龄等都有此倾向①。这一互动趋势比较符合时代与思想发展的要求,一方面促使思想本身的生命力发展;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晚明阳明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有的问题意识。

浅析耿定向良知学说

耿定向倡导良知学说,以"贵术"为导向",不容己"为方式,开始了一系列尝试。

李贽与耿定向的论争

本文阐述了李贽与耿定向论争的五个阶段。指出'未发之中'与'人伦之至'是两者思想矛盾的焦点。论争的展开,在人性论上,是童心说与不容己说的分歧;在真理观上,是一己之是非和孔子之是非的分歧;在平等观上,是麒麟与凡兽、开眼与骨根的分歧;在言行观上,是先行其言和言不顾行的分歧;在文学理论上,是关于迩言解释的分歧。指出两者论争的实质,是萌芽形态的市民阶层的人文主义思想与封建礼教的斗争。论争的结果,李贽在思想上胜利了,然而亦暴露了其局限性。

耿定向的“不容已”说及其卫道意识

在中晚明王学运动中,耿定向是一位学者型官员,他是王学思想市场上的一位执法者。通过对"不容已"宗旨的提揭与阐发,耿定向在一种日用常行的层面认同于王阳明心学思想;但对于儒家正统,耿定向有着强烈的"卫道"意识,通过泰州学派的"格物"论,他强调絜矩之道,实际上就是要坚守儒门矩矱,抵制所谓王学流弊;在异端批判方面,耿定向虽然顺应王学潮流而不辟佛,但其对"心"学的强调并不妥协于佛教,而是接纳佛教,对于不可接纳的一切异端,耿定向则坚决与之划清界限。因此,对于当时诸多异彩纷呈的思想学说,耿定向考虑的更多是社会和政治效果,这既与其官员身份密不可分,同时也符合儒家的理想追求。

刘元卿对耿定向“天台一派”的承继与传扬

耿定向是晚明学界重要人物,学术上以“不容已”为核心建构“三关四证”心学体系,被黄宗羲称为“天台一派”。刘元卿学术上承继并发挥“三关四证”之说,确立“不容已之仁”的求仁之学,认为“仁”深根于人心之中不容思虑、自自然然存在。刘元卿秉承明后期的讲学之风,在讲学中宣传阳明心学与耿定向之学,将耿师之学的影响进一步扩大,甚至通过基层讲学,将“天台一派”的学术深植于西乡教育,成为“天台一派”事实上的中坚之一。

耿定向《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的版本与价值

耿定向作《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以昌明王学,纪念先师。《新建侯文成王先生世家》通过对史书体制的映照与仿制弥补了《明史·王守仁传》之不足,在文献形态上为阳明学说及其人生经历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材料;同时,又以独特的版本形态,丰富了阳明《年谱》的版本体系,兼具文献版本价值与文学价值。

李贽三斗耿定向

秋末的一天下午,秋风一阵紧似一阵地吹着,搅得宽阔的长江面上波涛汹涌。在南京往武汉的水路上,一条木船,扬着满满的风帆,破浪前进,逆水而上。船头稳健地立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中等身材,头戴方巾,身穿一条半旧的白挂袍。那深邃的双眼炯炯有神,直视前方,那把银须直挂到前胸,经江风一吹,飘飘然直往肩上飞。老人名叫李贽,号卓吾,福建泉州人,是十六世纪中国明代高举尊法反儒旗帜的进步思想家。他生活在明朝嘉靖、万历年间,青年时颠沛流离。

论李贽与耿定向的“不容已”之争

李贽（1527--1602）与耿定向（1524--1596），两人的论战，作为晚明思想史上一段著名的公案，为学界所熟知。但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李耿之争的研究大多着力于描述争论的过程，分析争论造成的影响，鲜见对二人思想交锋的具体分析。事实上，李耿之争涉及两人思想的方方面面，其中，两人对于“不容已”的争论可以视作论战的中心环节。

论李贽与耿定向史论之差异——以冯道为核心

李贽与耿定向的论战，作为晚明学术史的一段公案，已为人们所熟知。然而，对于李耿二人在史论方面的异同，学界的研究还相当有限。在李贽与耿定向的思想中，史论都占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因此比较二人的史论可以丰富我们对于李耿之争的认识。

齐奄猫论:耿定向法哲学批判

本文意在赋予耿定向的古典法哲学思想以现代的分析的形式,并予以批判。耿定向作为王守仁的私淑后学、张居正的僚属密友,揭开一切学术化修辞遮蔽,其思想比较典型地体现了“王学”传统中和专制主义比较贴合的一面。在规范的来源问题上,通过耿版的“不容已”概念,他最终把内心的伦理底线拉同于外在的纲常名教,重树了实定法权威;在规范判断上,他欣赏高超精致的智识计算,以之排斥“良知”学说可能唤醒的个人主观意志;关于政治秩序,他推崇拥护精英集团的“大人”君相,贬低普通士绅百姓的作用,其在泰州学风影响下偶尔吐露的亲民言语实在经不起推敲。耿氏在法哲学上的种种调和,实质是对前人形上思考的整体否定。他最根本的出发点仍是维护他的政权。

李贽与耿定向学术人格的对比--耿李论战的原因分析

李贽和耿定向的论战,是明代中后期思想界的一段著名公案。对于二人的论战,历代学者多有谈及,但过去的研究多站在李贽的立场,认为李贽为个人解放的先驱,耿定向为假道学的代表。本文认为,二人皆是真诚的学者,论战的原因是他们面对明代中后期出现的学术和社会问题,各自有不同的思考;而看似针锋相对的观点,主要是由他们不同的学术人格决定的。本文将李贽和耿定向的学术人格进行对比,分析二人论战必然产生的原因,借以观察明代中后期士人的分化。

再论李贽《答耿司寇》的文献问题

《答耿司寇》是李贽与耿定向进行思想论争的重要书信,李贽对它作过两次修改。第一次修改,将七封信合并为一封信,刊于初刻《焚书》。第二次修改,删去此信约三分之一文字,刊于后来重刻的《焚书》。关于第一次修改及其原因,我已有专文探讨。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第二次修改的原因。李贽作第二次修改的背景,是他与耿定向的紧张关系出现了缓和。这次修改,保留了《答耿司寇》根本的思想内涵,删掉了措辞最为激烈、涉及耿定向个人品格及其家族人事的第六封信,体现了李贽既基本保持自己一贯思想,又认可与耿定向和解的意愿。《答耿司寇》之外,《焚书》其他某些篇幅也有复杂的修改情况,《答耿司寇》的修改,恰可用作考察《焚书》文本变动之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