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与不治：16世纪江南水利的机制困境及其调适

太湖流域水环境的特质导致了长期以来水土变迁与围垦利益相互关联,明初建立的农村社会秩序将基层水利维护与赋役编制紧密挂钩,对地方水利的运作影响深远。在嘉靖均粮改革之后,江南水利危机凸显,高乡地区出现了水网密度下降,主要依靠东西向干河泄水的局面。面对水利新形势,州县政府采取了"强干堰支"的策略,用公帑专浚干河,借助市镇的财力维护市镇通渠、民运要道,除此之外,不究水利。官方的财政机制、州县间的行政机制、市镇聚落发展中的权力机制以及棉作等经济格局变迁中的市场机制之间的矛盾,是16世纪江南治水徘徊不前的深刻症结。

明代江南的水利单位与地方制度:以常熟为例

明代常熟水利社会的单位规模与江南社会基层水利的变化相一致。江南水利在塘长制崩溃之后,基层水利失控,有为的水利官员借着水利工程对乡村社会进行整合以恢复水利体制。常熟的水利行政实际上与赋税制度的单位相一致。耿橘选择了"区"作为水利单位,并在此基础上整合了枝河流域的水利工程,重筑了自然圩以基础的共同体社会和县域水利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