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现代意识:汪曾祺《聊斋新义》的立意根柢

汪曾祺把寻求现代意识作为《聊斋新义》的立意根柢,在遵循"参以己意,使成新篇"的前提下,从哲学的高度、审美的视角对《聊斋志异》进行了一次现代性的改写。就改写过的《石清虚》、《黄英》等作品来看,汪氏对原作有的几乎没有什么改动,有的则进行了创造性的深度加工,从而使原作中的"石能择主"、"人即是花"等具有现代意识的思想主题得以彰显。这样的改写与其说是蒲松龄具有"相当现代"的思想,毋宁说是汪曾祺和原作者共同合谋的产物,或者径可认为是汪曾祺对原作进行有意识的"误读"的结果。概括地看来,汪氏对《聊斋志异》的改写方式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形:一是对原著所具有的"现代"思想表示认同,并在重写中强化这一立意;二是转换角度对原著进行重新审视,使改作的立意焕然一新。这种换一副眼光对旧小说进行重新定位和解读的做法不仅是旧篇新译式的语言转化,而且是旧貌换新颜的再创造。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汪曾祺情爱观的现代意识——谈“聊斋新义”系列小说对《聊斋志异》的改写

汪曾祺在"聊斋新义"系列小说中,通过改写《聊斋志异》部分情爱故事,消解了其中所隐含的性别歧视、性别奴役因素,将自由、独立、平等、女性解放、美等现代意识融入男女情爱关系的建构,向读者传递出带有作家鲜明个性的独特情爱观和审美理想,改变了原著文本的文化精神,改写行为具有文化重构的意义。

在“传统”中寻找“现代”——浅谈汪曾祺“聊斋新义”系列小说对《聊斋志异》原著的改写

本文通过对汪曾祺的“聊斋新义”系列小说与《聊斋志异》原著文本的对照比较分析,探讨汪曾祺的改写与原著的异同,并对其改写文本的得失与作品中体现的现代意识提出了一些看法。

汪曾祺小说的“传统”与“现代”——从《聊斋新义》谈起

本文从分析《聊斋新义》系列小说的内容入手 ,结合汪曾祺本人的创作谈 ,讨论汪曾祺 2 0世纪 80年代的小说观念 ,尤其是他对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的理解 ,以及这些理解对其创作产生的影响。汪曾祺对“现代”的理解基本局限于现代派手法 ,如意识流 ;在他的创作中 ,传统与现代意识构成了一种相反相成的微妙关系 。

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改编改写

传统文学对现当代作家有着莫名的吸引力,使其研读之余,还要改编改写。新时期,老作家汪曾祺改写《聊斋志异》,是为"聊斋新义",共十三篇,其中有的改自原著的名篇,如《蛐蛐》、《画壁》;有的改自原著较少人关注的短篇,如《双灯》、《牛飞》;也有从"异史氏曰"有感而发改写的《捕快张三》。这些篇章保留了若干古代笔记小说的叙事特点,充分体现"京派"小说在文体上的开拓。另一方面,汪曾祺删去原著中传奇性的情节,铺叙小说人物的生活细节,保留了作家自己一贯的小说创作风格。在"聊斋新义"中,作家贯彻了其表彰人性美的创作宗旨,通过文白杂糅、清新朴素的语言,描绘了男女之间、人狐之间,甚至人与动物、死物之间的真挚情谊,从而建构了一个和谐温暖的人间世界。

“小改而大动”:论汪曾祺《聊斋新义》的现代阐释

汪曾祺很喜欢《聊斋志异》,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7年至1991年)将其中的13篇进行了具有"现代意味"的"小改而大动"。"前年我改编京剧《一捧雪》,确定了一个原则:‘小改而大动’,即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变动,注入现代意识。"(1)《聊斋志异》以文言短篇著称于世,汪曾祺的改写保存了故事最原始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他运用现代通俗语言,进行了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的"再加工",旨在借助《聊斋志异》原有的故事情节,传达现代意识,说他"复古",不免牵强。

一种“人生形式”的探寻——《聊斋新义·黄英》中的“人性”书写

《聊斋新义·黄英》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黄英》,汪曾祺改编的动机是表现蒲松龄原文隐含的“花即是人,人即是花”的现代意识,这种现代意识与沈从文“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一脉相承。汪曾祺笔下的陶生,被剔除了妖性、士人性、商人性,而增添了小人物的生活逻辑、温和的性格、诗性的追求,并拥有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完成”,陶生的“完成”是美的,也是悲哀的,汪曾祺笔下的黄英由此变得娴静,黄英的“永远不老”正是这场悲哀中的“希望”,它指向未来无限的可能性。

在取舍与创新之间——从《聊斋志异》原著小说到《聊斋新义》的对比研究

遵循着"小改而大动"的改写原则,《聊斋新义》在保持《聊斋志异》原著小说精华的基础上,以哲学的、审美的、世俗的眼光打量观照并进行筛选过滤,并对其题目、人物、情节、环境等关键地方进行了精心变动,从而以"旧瓶装新酒"在改写中注入了浓郁的现代意识,在恢复传统中实现了再创造,充溢着与众不同的精神魅力,暗合了作家独持的文学观和审美理想,为利用传统文学资源进行改造创新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范例。

“小改大动”与“我的思想”——汪曾祺的《聊斋新义》

关于传统文学艺术的改写,汪曾祺自己确定了一个原则:"小改而大动","即尽量保存传统作品的情节,而在关键的地方加以变动,注入现代意识。"(1)在其改编的《聊斋新义》里,汪曾祺践行了这一原则,在所选十三篇"聊斋"中,以"小改"为主,增删之处虽然不少,但尽量在不改变情节主体的情况下放进"我的思想"。(2)一般来说,汪曾祺对"聊斋"原文的改动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增加了丰富的细节,使情节更为合理。

论汪曾祺《聊斋新义》的散文化

汪曾祺是我国当代极具代表性的有影响力和传播度的作家之一,《聊斋新义》是汪曾祺对蒲松龄的经典著作《聊斋志异》中的十三个故事进行改写而形成的小说集。汪曾祺作为散文化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这十三篇小说的改编中表现出了他自己作品中惯有的散文化特征。本文就这十三篇改写小说中所体现的散文化特征进行论述,分别从意境的散文化、语言的散文化、叙述的散文化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孤愤,还是有所思?——论汪曾祺从《聊斋志异》翻出的“新义”

《聊斋志异》有义理有诗情,既纯正又潇洒,但重心还是落在义理之纯正上,被一股落拓名场的怨气所贯注,成为一部"孤愤之书"。汪曾祺《聊斋新义》对《聊斋志异》的创造性改写体现在:作家摘去蒲松龄议论纯正的一面,单留下诗情,于是,挣脱了"憎命文章"捆缚的诗情不再流于"孤愤",变得异常通透。汪曾祺的诗情总是俗而可耐的,他反复歌咏的是栀子花、杏花这些为雅士所不取的俗物。在诗的世界中逸兴遄飞的汪曾祺,看穿了俗世的无聊、凑合,他对《聊斋志异》的改写热辣、忧伤,是把自己"放"进了蒲松龄的作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