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制的构建--以错案追究制所带来的困境为切入点

错案责任追究制作为我国法官责任追究的主要模式,存在“错案”的概念和认定范围不清、“结果中心主义”影响法官判案以及归责机制不完善等问题,给司法责任制改革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与之相比,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制在有利于审判独立、规范法官惩戒委员会工作和承担责任方式多元化等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因而逐渐被学界和实务界接受。推行法官职业伦理责任制,须通过提高相关法律效力位阶、加强职业伦理道德建设和发挥指导案例的示范作用等完善法官职业伦理的规范内容,在审议程序启动、听证、表决等方面规范法官惩戒委员会工作程序。

责任与伦理:违法审判责任的局限及补救

责任具有道义惩罚和利益补偿、提升法官品质之功用。因此,科学的责任机制可以有效规避法官的弱点。我国通过"违法审判责任"机制对法官违法行为予以治理,但由于其诞生于科层制组织之中,运行于行政伦理和法律伦理矛盾之间,致使实施效果欠佳。同时,又因此种责任模式侧重违法实体裁判"结果"追究而非"不当行为"防范的机理,加之缺乏利益保障等局限,便引发法官畏惧独立审判、辞职和出走、不当行为频繁发生等诸多弊端。而职业伦理责任重在对法官的"不当行为"进行治理,与当前法院试行的员额制、惩戒机制等弱化行政化的改革相适应。为此,应着重完善利益、业绩考评、违法惩戒等保障机制以强化法官职业伦理责任之提升。

法官责任的层次及展开

司法责任制语境下的法官责任,应当从审判职责限定和职业身份限制两个维度加以界定。根据这一标准,法官责任分为办案责任和职业责任,其中办案责任依程度不同,又可区分为刑事责任、错案责任和一般违法审判责任。法官因违法审判导致裁判错误,经审判监督程序纠正后追究其责任,是法官在职责范围内对所办理案件负责的要求,不宜简单予以否定。现行规定将法官惩戒程序限定适用于故意违法和重大过失导致裁判错误并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并不意味着法官无需对其他违法审判行为负责。法官惩戒委员会对法官违反审判职责及其主观过错的专业认定,是对原责任追究程序的有限“司法化”改造,法官惩戒与国家监察各有其制度功能与运行空间,二者并行不悖。为提高法官的公信力,有必要强调其职业伦理责任,对于违反职业伦理的“不当行为”,可以直接启动追责程序,但应当淡化其行政问责的色彩。

我国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司法法治逻辑考量

我国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是转型社会司法权运行机理的内在要求,多维视域的理论关切为创新社会管理诠释出复杂而又鲜明的技术识别差异以及提供可靠的智识来源。但实践样态中各级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呈现出模仿性、随意性和扩张性倾向。司法职业伦理在三个维度,即转型社会的的客观诉求、司法面向的现实追问和智识技术的识别来源,为我国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明晰司法法治逻辑的具体实现路径,其应遵循法治建构的普遍性规制。

法官责任制度的三种模式

随着司法制度的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法官责任制度逐渐形成了三种模式。其中,结果责任模式发端于错案责任追究制,后被纳入违法审判责任制,如今则被视为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制度保证。程序责任模式滥觞于违法审判责任制,如今则成为法院进行案件质量评查、对法官确定奖惩措施的主要依据。随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推进,法学界发出了尊重司法规律、重构法官责任制度的呼声,一种主要针对法官违背职业伦理行为来构建法官责任的新模式——职业伦理责任模式,逐渐出现在各种司法改革的方案之中。上述三种模式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产物,都有各自得以存在的制度空间,也都有相应的局限性和实施障碍。通过总结我国法官责任制度的发展经验,可以为未来法官责任制度模式的选择确立一些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