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强职业认知,推进村干部职业化改革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各种矛盾交织,农村社会治理问题日益凸显。村干部是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主要力量,对其进行职业化改革,有利于推动村干部队伍专业化和职业化建设,提高乡村治理能力,促进乡村振兴。但是,现阶段我国村干部职业化改革还存在认识上不到位、责任上不落实、发展上不平衡等问题。村干部职业化概念界定村干部是中国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主要由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和其他村民委员会成员组成。

“职业化”村干部信任感知与工作投入的关系研究

随着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基层治理愈发重要。以四川地区具有职业化特征的村干部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法获取该群体信任感知和工作投入的数据资料。经统计分析发现,信任感知与工作投入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信任感知对村干部工作投入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提出理清村干部权责、完善监督管理机制、加强岗位培训等相关建议。

新时代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探析——基于村干部职业化论争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本质要求。乡村治理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逻辑必然构成其本质境域,但在当前村干部职业化研究中,对于村干部职业化的推进带来的行政增强是否必然导致对村民自治的消解却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中国乡村治理的研究与实践不能直接照搬西方治理理论中的政府与社会的二元框架,必须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中国之治的实质内涵出发,明晰“党的领导的强化、党领导下的行政增强和党对广泛社会自治的引领和发动”背后中国式现代化独特的治理逻辑,有效立足并服务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探索。

村干部职业化的生成机制及路径创新

沿海发达地区村干部呈职业化发展趋势。职业化村干部表现为层级制的职能分工、理性的选拔机制、稳定的职业预期及流动性任职。基层行政变迁是村干部职业化的充分必要条件。密集的输入性资源既是村干部职业化的经济基础,又加速村级组织行政化的形成。村干部职业化是在村庄自主性力量不足以支撑起村民自治运转的情况下,国家行政权力下沉到村一级,向基层输入资源及公共规则的过程。它重塑了正式激励系统,再造了公共性的治理主体。然而,它也造成村庄内部动员体系解体、村务与政务的选择性执行以及自下而上信息传达渠道阻塞等问题,导致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疏离。以自然村(村民小组)为单元实行村民自治,是村干部职业化趋势下有效平衡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可行路径。

中国基层工会干部职业化:缘起和现状

社会结构转型客观上造成工人阶级政治资源和社会空间的不断减少,也促使党和社会对工会的作用产生新的期望,工会转型势在必行,而基层工会干部职业化成为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举措。文章以此为背景,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工会干部职业化兴起的原因并对现状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改革开放后村干部职业化和行政化之路——基于我国东中西部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

基层组织形态及其干部角色,是巨型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础性配置。沿着经验研究进路,从历史视角和区域差异视角,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梳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东中西部村庄治理实践,以揭示非正式干部正式化的路径、类型及其限度。研究表明:东部村庄,一般集体经济发达,治理资源丰富,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率先实现了村干部职业化;而后随着治理任务下沉、财权上收和精细化考核,村干部由职业化进一步走向了行政化;其治理事务密集频发且内生性强,形塑了其村庄内生型非正式干部正式化的实践道路。中西部村庄,集体经济弱势,治理资源极其有限,治理事务稀疏且偶发,村干部兼业状态突出;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行政面向突出,依托地方政府财源供给,部分中西部村庄实现了村干部职业化、行政化转型,走向外生性行政建构型道路。同时,治理事务与村庄需求匹配度和治理资源与组织成本契合度差异,共同形塑了东中西部乡村不同的治理绩效。非正式干部正式化,事关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中国道路选择问题,要求各界必须审慎对待这一基层治理实践。

城镇化背景下的村干部职业化:生成逻辑、困境与对策

村干部职业化作为地方政府应对现代化和城镇化的双重挤压下村治治理的一种制度创新,有其必然的内生逻辑。村干部职业化也带来诸如干群关系悬浮化、村治导向市场化、村治方式格式化及村治资源私人化等问题,需要通过促进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委员会自治有效衔接,加强农村社会建设及重塑基层政府权力体系等措施,坐实村干部职业化机制,真正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村干部的职业化:原因、效果与限度——基于上海市远郊农村的调研

村干部的职业化是理解上海远郊农村基层治理的基础。通过对上海远郊村庄治理逻辑的梳理发现,村干部的职业化是村庄内生发展的需求、厚重治理资源的依托和规范性劳动力市场的倒逼等因素共同形塑的产物,并且塑造了上海农村的规范治理形态。但是,职业化意味着"简约治理"的失效和政府行政治理的深度卷入,它虽然顺应了"大都市、小农村"的复杂治理定位,却弱化了村民自治的意义,提升了基层治理的成本。因此,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应该慎重推广村干部的职业化建设。

政治引领: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力机制探析——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考察

既有研究难以对中西部留守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实践背后的动力机制问题做出有效解释。基于陕西扶风X村村干部职业化实践的调研表明:"治理事务"和"治理资源"是内在决定基层组织形态和村干部角色的两大基础性变量。研究发现:以X村为代表的中西部留守型农村,村庄内生性治理事务有限,且村庄集体经济空壳化明显,不具备村干部职业化的内生需求和经济基础。近年来,随着治理任务密集下沉,村级治理事务密集且频发,对村干部职业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加之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增多,部分地区具备了支付村干部职业化所产生的组织成本的经济能力,走向了村干部职业化道路。但当中"政治引领"特征突出,这与中西部绝大多数普通农村村庄基础并不匹配,因此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职业化城乡社区管理者:美国城市经理制对我国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我国农村社区化、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农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强化,对村级组织建设和村干部管理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在农村治理中,在继续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同时,必须促进农村治理绩效的提升,提高农村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和农村干部的职业化水平。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倡导科学化管理以及决策和执行的适度分离,代表着公共管理中职业化社区管理者制度的发展。城市经理制对于我国建立职业化的农村社区管理者队伍的启示为:在农村干部制度改革中,应实行村务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拓宽村干部选拔渠道,推动农村治理科学化与农村干部职业化,建立统一的农村干部管理平台。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干部职业化研究综述

随着中共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也相继提出,农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村干部作为村级治理的领导核心,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并非国家公务员,通过回顾村干部职业化已有研究成果,围绕村干部岗位职业化、报酬工薪化、管理规范化等职业化表现形式展开,探究村干部职业化争论及发展趋势等问题。

乡村治理视域下村干部职业化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进路——基于对F市C镇的调研

作为乡村治理的实践创新,村干部职业化在增强乡村治理效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同时也面临一些现实困境,主要表现为选人“行政化”使得村干部形象官僚化,赋权“差异化”使得村干部权威参差不齐,赋能“形式化”使得村干部能力提升滞缓,留人“乏力化”使得村干部工作热情不高,这些现实困境在乡村治理中不可忽视。进一步推进村干部职业化,应重塑乡村自治共同体,推动村民共同参与;从村“两委”到村小组纵深推进;完善职业培训机制,建设高素质村干部队伍;构建物质加精神双保障机制,以实现有效激励。

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的村干部职业化: 时代特征与实践逻辑

村干部职业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从乡村治理现代化视角剖析江西省Z村干部职业化现象发现,在前提保障、边界划分、内核体现和外在延伸的进程中,村干部职业化表现出办公设备现代化、责任分工明晰化、岗位职务专业化、业务执行规范化等时代特征,是三重实践逻辑共同导引的结果。结果表明:从自下而上逻辑看,乡村社会结构变迁造就村干部职业化新格局;从自上而下逻辑看,乡村定位转型迎来村干部职业化新机遇;从横向逻辑看,社会认知转变缔造村干部职业化新态势。针对当前村干部职业化面临的制度缺位、错位、异位等问题,应深入夯实制度、优化制度、规范制度,持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干部职业化的动因与成效

村干部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基于乡政村治的基层治理二元结构,村干部具有角色上的二重性特征。村干部职业化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正在全国推广,造成村干部的国家性加强和群众性弱化,不利于基层治理能力提升。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农村基层治理要继续保持乡政与村治二元结构,村干部制度建设应当服务于村民自治体制激活,村干部职业化应保持在一定限度。

村干部职业化的实践、后果及其制度监控——以南京远郊农村经验为例

不少学术观点认为村干部职业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趋势。然而,笔者在一些农村地区调研发现,村干部职业化并非只有利,而是利弊共存。村干部职业化虽然能够有效激励村干部积极行政,并促进村级组织的规范化管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村干部职业化并没有解决村干部作为"当家人"为民服务的动力问题;伴随村干部职业化的是村级组织的行政化和村民参与的缺失。为解决这些问题,南京市政府通过一些制度化的监控手段,改进村干部职业化,使村干部有效地为民服务。南京市村干部职业化发展的经验和模式,及其为克服弊端进行的制度创新,回应了当下村干部职业化的争议,为村干部职业化提供了借鉴和反思。

村干部职业化的逻辑、特征与影响——基于苏州农村调研

后税费时代,村级组织的治理权力不断上移,治理责任、治理内容不断增多,薪酬回报低、工作不稳定的情形使得村干部大量流失。与多数地区不同的是,苏州将村干部职务职业化,工资福利待遇高且工作稳定的村干部职位成为村庄精英的理想职业,村干部队伍稳定有力。职业化使得村干部和村级组织被完全吸纳入国家科层体制之中,村干部成为忠诚于国家的代理人,基层组织展现出科层式特征:村干部队伍层级化、工作形式化、工作伦理职业化。职业化使得国家能够有效控制半正式官僚,同时也使得村干部"官僚化"并有脱离群众的倾向。

行政与自治互构:村干部职业化与内生治理需求的表达——基于鄂东Z村的田野调查

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并未导致"行政消解自治"的困境。笔者深入鄂东典型村庄,发现能人村干部强大的资源整合力、广泛的利益吸纳动员、治理单元下沉及多元治理策略成为连接村干部职业化与村民自治的有效机制。文章从经验研究出发,论证了中西部一般农业型村庄村干部职业化背景下行政与自治的互构机制,在这一背景下村干部既能够完成自上而下的大量行政任务,又能应对村内繁杂的治理需求,基层组织依然保持"乡政村治"的权力格局。但,能人治村可能造成村庄政治垄断和集体资产私人化的意外后果。

村干部职业化制度下的“半职业化”实践——基于鄂东W村村干部职业化制度建设的实践特点分析

不同于资源禀赋较好的东部发达地区农村,村干部职业化是体制与社会基础自然匹配的过程,在资源条件欠发达的中西部农村,村干部职业化呈现出体制与社会基础不匹配的状态,“半职业化”的特点突出,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村干部在形式上初具“官僚化”的运作逻辑,二是该逻辑具有不彻底性,难以持续标准化运作。村干部“半职业化”特点是由多重历史及现实原因形塑的,是地方政府处于政治紧约束、资源紧约束压力下的无奈变通之举,这会带来传统乡村治理体系趋于瓦解、基层治理经济成本上升及基层治理效果下降等系列后果,应当予以警惕。统一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在接触地方实践时应当有一个结合地方具体实践进行转换的过程,具体来讲,地方应结合分化差异较大的实践,构建制度标准与制度实践基础相匹配的治理模式,如此才能更有效地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

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基于对东莞市D镇X村的考察

围绕着村干部职业化形成了两大阵营,两方各有道理又各不充分,这使得实地考察成为拨开迷雾的有效路径。以东莞市D镇X村的治理经验为样本,发掘村干部职业化的基础、运行机制和治理绩效。研究发现,村民之间的低度分化、社会空间的规则化、内生型治理事务密集化、雄厚的村集体经济实力和政府的强监控力度构成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社会基础和制度基础;权责明晰的分工体系、标准化的办事流程、奖惩有度的动力机制、稳定有序的干部再生产机制保证了村干部职业化的稳定运行;最终形成了"强当家人"与高度自治、"强代理人"与积极行政并存的治理绩效。研究表明,村干部职业化与村级治理行政化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等的关系,村干部职业化并不一定带来"行政消解自治"的治理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