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

本文利用2003年5月至2004年5月间对两省委党校部分学员的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网络资本、人力资本和年龄等因素对干部现职级别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网络资本在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确实起着重要作用。其中,网络顶端、父母行政级别、关键人行政级别、与关键人的熟悉程度等因素对因变量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网络规模、网络多元性等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或产生负面影响。这说明,在当前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强度和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广泛的交往并不能增加干部职位提升的机会。多元回归分析还表明,社会网络资本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当前干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并行不悖的双重机制。

职业地位获得研究评述——社会网络视角

对"职业地位获得"这个学术研究热点进行了简单的历史回溯,归纳了近些年来相关问题研究的主题,对三个存在争议的主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个人的见解,以及未来研究的方向。

市场转型、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与职业地位获得

本文从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视角出发,将部门因素、行业因素和职业因素统合起来,作为表示个体职业地位的综合测量指标。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数据对改革以来城市居民的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无论是整个时期还是改革的三个阶段,家庭背景最主要由父亲受教育水平和父亲所在部门来决定;(2)随着改革的深入,家庭背景对子代教育的直接效应在增强;(3)总体上子代教育对子代初职地位和现职地位都有显著影响,且伴随改革的深化其影响在增大;(4)无论在哪个时期,子代初职地位对子代现职地位的直接效应都十分显著,这表明中国城镇居民的代内不流动现象十分普遍。这说明伴随改革深入,家庭背景通过教育进行隐性传递的趋势日趋明显,教育不平等问题需引起重点关注。

人力资本在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中的作用——基于对黑龙江省三所高校毕业生的调查研究

通过对黑龙江省三所高校152名大四学生的分析,以定量研究方法计算人力资本诸要素与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之间的相关性,了解人力资本诸要素对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的具体影响程度,结果发现大学生的工作经历、担任学生干部经历、家庭出身和所学专业是影响职业地位获得的最重要因素。提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说,要重视对大学生的几个方面能力的培养。

从就业难看大学生考研热的原因——基于职业地位获得目标的理性选择视角

大学生"就业难"只是与"考研热"几乎同时发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就业难对考研热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不是最主要的原因。"过度"的高等教育为大学生考研提供了现实条件与选择可能,信息社会来临下的精英阶层标准的上升为大学生考研指引了方向,大学生"对所学知识很感兴趣,觉得自己学的不够,想继续深造"的内在个体需求是其最主要动力。

国有企业员工职业地位获得中的组织制度因素分析

组织制度是影响员工职业地位获得的一项重要因素。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是在组织外部制度环境和内部职位资源配置框架下进行的。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走向深入,国有企业面临的外部行政力量的干预与控制逐渐弱化,依据市场规则进行内部职位资源的配置逐渐成为主要手段,组织内部的制度设计也发生变化。个体的职业地位获得是在组织制度环境下的理性选择,其行动策略的选择取决于个体对于组织制度分析与群体博弈基础上的可行性判断,这种判断来源于组织制度中的职位价值体系、职位分析体系和职位供给体系。

转居农民的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地位获得理论视角

基于地位获得理论,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父母人力资本与职业代际传递、个人因素、社会交往、经济环境、政策环境对转居农民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受教育年限、政治身份、自身受教育年限、社交频率、朋友数量、征地补偿水平对转居农民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正向影响;居住地与市中心距离对转居农民职业地位获得有显著负向影响。以上结论说明,转居农民的就业困境主要受代际传递资本匮乏、劳动力水平不高、社会网络资源有限、社会经济环境促进就业作用不佳、征地补偿政策不当影响,更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的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的。

市场转型时期农村迁移女性的职业地位获得——对五城市流动人口移民社区的研究

在大规模流动到城市的农村人口中 ,女性占到了一定比例 ,并且因为其性别特征而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迁移群体。利用调查数据并结合个案的分析 ,发现女性在迁移过程中 ,其进入的职业地位比男性稍高 ,在就业机会上与男性趋同 ,甚至表现出了比男性还要强的竞争优势 ,从而可能使女性在家庭的迁移决策中处于一种主导地位。在收入上性别之间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但相对来说女性已经处于一种比较良好的状态了。迁移对农村女性来说是职业地位获得的一个契机。

影响中国篮球教练员职业地位获得因素研究

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视角,运用回归分析对影响中国篮球教练员职业地位获得的因素进行探讨,认为:执教成绩和教练员推荐是影响教练员职位获得的主要因素。教练员的执教成绩越好,他寻求帮助获取教练员职位的可能性越少;当执教成绩较差时,需要寻求更多地帮助获得教练员职业地位。

教育成就变动、关系使用与职业地位获得

教育是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分层是依据阶级或劳动力的职业等级将人们分配到不同阶层的过程。教育是社会层化的一种“分类器”,教育机构在新一代人的劳动力职业分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学校教育到工作过渡的过程是个人生命周期中社会地位的重要来源,也是年轻人对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两种领域的融合。

家庭背景与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职业地位获得

高水平运动员职业地位获得研究有助于检测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员培养目标的实现情况以及为个人的职业规划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本研究通过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研究方法,调查高水平运动员职业地位获得情况,探讨家庭背景与高水平运动员职业地位获得的关系。研究发现,高水平运动员职业地位获得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中层"三个阶层,且性别和运动等级对地位获得存在影响;阶层背景较低的高水平运动员在职业地位和经济收入上基本上实现了代际超越,且自我感知父母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助于高水平运动员获得更高的职业地位。

生育事件影响职业地位获得

在中国,母职/生育惩罚理论的研究大多聚焦女性群体,鲜有针对父职/生育与男性职业地位关系的研究。关注生育事件对中国女性和男性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有助于认清构建女性友好生育支持体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八次追踪数据分析1993—2015年23—50周岁非农城乡母亲和父亲在职业地位上的变化及差异发现:生育事件对城乡非农母亲就业、正规就业和小时工资率都产生一定影响,孩子越多、家中有5周岁以下婴幼儿起负面影响,推迟初育年龄反而起正面影响;生育事件对于城乡非农父亲职业发展的影响较弱,孩子越多的父亲越可能非正规就业,推迟初育年龄有利于父亲采取正规就业。

中国城乡居民的中学教育分流与职业地位获得

布劳-邓肯的经典职业地位获得模型把教育水平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却忽视了教育分流的效应。本研究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中学教育分流对阶层地位的再生产的效应是不可忽视的。对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的分析显示,曾就读重点初中或高中的人更有可能获得较高水平的教育,从而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但是教育分流的优势并未对人们现职职业地位产生显著的直接影响,只能通过教育获得和初职职业地位获得对现职职业地位获得产生间接影响。中国的重点、非重点中学校制,导致了后续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进而影响了人们职业地位的获得。这些研究结论以中国的资料拓展了布劳-邓肯模型关于教育作为阶层地位再生产的中间变量的内涵。

第一代大学生职业地位获得研究——基于L大学(1978-2008年)毕业生的调查分析

文章结合布劳-邓肯的地位获得模型,运用对L校过去30年毕业的1000余位校友调查数据,在中国首次围绕第一代大学生的地位获得状况及影响因素展开研究。研究发现,虽然自致性因素对于大学生地位获得影响的解释力强于先赋性因素,但是否第一代大学生对于职业地位获得影响不显著,接受高等教育、增加人力资本、实现弱势阶层代际流动路径是畅通的。研究还发现,第一代大学生与非第一代大学生在先赋性特征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与西方研究结论保持一致,但在自致性因素方面则差异不显著并部分指标好于非第一代大学生。

高校贫困生的社会网络资本:拓展与重构——社会网络资本对高校贫困生职业地位获得影响研究

高校贫困生社会网络资本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资本;二是以贫困生本人为中心的社会网络资本。教育是高校贫困生提升其社会网络资本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高校贫困生不断对自己的社会网络资本进行拓展与重构:一是扩大原有的社会网络;二是建立新的社会网络。新的社会网络资本的建立对高校贫困生职业地位获得具有显著作用。

职业地位获得机制的体制内外差异分析——基于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

利用2014年八城市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数据,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并进行对比,探讨人力资本和关系资本对于职业地位获得的效应在体制内外的差异。分析表明:对于个体职业地位获得,人力资本的正向效应在体制外比在体制内更明显,而关系资本的正向效应则仅在体制内有显著表现。强关系效应在体制内的作用比在体制外更为明显,而弱关系仅在体制内表现显著。信息资源、人情资源和混合资源都在体制内表现出显著效应,而信息资源和混合资源在体制外的效应则相对弱一些,人情资源效应表现不显著。在基于"市场逻辑和权力逻辑并存"假设的分析框架下对相关理论做出回应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有待进一步探索研究的问题。

居住空间分异、职业地位获得与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基于农民工“三融入”调查的数据分析

住房获得与职业保障是决定农民工能否实现市民化、产生市民化意愿和行为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研究运用了湖南农民工"三融入"的调查数据,分析了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业地位获得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基于住房获得带来的居住空间分异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较强影响,职业地位获得影响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经济收入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并没有影响。基于这些发现,我们认为提高能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必须要提高农民工的住房条件和职业保障状况。

趋于隐蔽的再生产——从职业地位获得看阶层结构的生成机制

如果说再分配体制下国家政策和制度安排对社会分层的刚性作用意味着阶层结构的某种程度的再生产的话,那么,这种再生产特征是否因为市场机制的引入而消解了呢?通过对职业地位获得过程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自致因素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的作用被加强,但家庭背景因素通过所谓的自致因素的作用来影响人们的职业地位获得。如果将职业地位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近似度量的话,家庭背景对人们职业地位获得的潜在影响则提醒我们趋于隐蔽的阶层结构的再生特性的存在。

城市居民初职地位获得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个体初职职业地位获得的时代差异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机制。基于2009年"职业经历与社会网络"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个体初职职业地位获得的变化。在改革后,教育对个体初职职业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教育对个体初职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在下降。改革过程中,家庭背景因素对子代的初职职业地位获得有着持续性的影响。政治身份仍是决定个体能否成为管理人员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它对个体能否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与普通劳动者则没有显著区别。

教育对初职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变迁的实证分析

本文关注社会流动中求职就业的环节，即从学校到初职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文章使用全国性城镇数据（CGSS2003），分析发现在中国城镇子弟的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教育成就始终对初职地位的取得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在改革开放之后，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在持续上升。同时，在不同的产权制度下，国有或非国有部门之间并未发现在聘用筛选的绩效性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结果说明，城镇子弟的职业获得越来越多地得益于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成熟，在教育对职业地位获得的作用上，不同所有制单位也呈现同一化趋势。本文的相关结论有待最新资料的进一步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