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视域下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职业教育治理是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格局是当下职业教育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阻碍多元共治的主要症结,其本质反映的是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价值理论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和新公共管理范式对单一价值目标追求的局限,关注集体偏好,有效整合多元价值,要求多元主体参与政治协商表达,把职业教育治理提高到公共价值创造的高度,为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基于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从公共价值、合法性与支持、运作能力三个维度分析职业教育治理,发现职业教育治理存在价值理念冲突、合法性与支持不足和运行管理低效等问题,公共管理者为实现职业教育多元共治应该增强价值使命,着力凝聚多元主体价值共识;加强政治管理,有效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升运行能力,建立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机制。

数字化转型服务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引言。随着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职业教育正面临着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教学任务,因此应通过新技术寻求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新路径。本文以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困境为出发点,分析实现职业教育数字转型的可行路径,提出数字化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数字化提升教师发展水平、数字化强化学生实践能力、数字化赋能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数字化保障质量体系运行5个方面的推进思路。

职业教育治理机制:挑战与展望

职业教育治理主要通过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和观念机制的运行发挥统整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作用,三种机制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共同制约职业教育治理行为。当前,职业教育治理的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和观念机制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何协调科层关系和市场关系、如何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何提高社会认可度形成共享观念等是急需回应的问题。展望未来,在组织机制上应调整政府对职业院校的领导方式、厘清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提高企业和职业院校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在制度机制上应完善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机制、明确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边界、正视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并削弱其消极作用;在观念机制上应根据人口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转型发展调整专业设置、建立并践行职业教育治理共享观念。

转“危”为“机”:后疫情时代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角色、新挑战与新路径——以全球“鲁班工坊”为例

全球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职业教育治理需要探索转“危”为“机”的新路径。“鲁班工坊”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探索创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新窗口。在后疫情背景下,以全球“鲁班工坊”为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角色,揭示已建和备建“鲁班工坊”的现实挑战,并从构建“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建立并提升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塑全球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等方面提出创新“鲁班工坊”建设与发展的路径,以期实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新突破。

“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专题笔谈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是开展职业教育治理活动的重要依据,也是加强职业院校内涵建设、提升职业教育质量的关键目标。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全面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8月25日,《教育与职业》杂志社举办学术沙龙,邀请多位专家学者围绕“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本期选用部分发言人的观点摘编,供大家交流学习。

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理念与实践策略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德国、瑞士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治理的相关理念及实践策略分析表明,建立社会合作伙伴多元参与的协调性治理体系是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我国亟需设计和建立一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操作性和保障性的职业教育治理政策和制度体系,以促进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格局。

经济新常态下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构想

经济新常态时期,必须创新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消解职业教育人才供给的结构性矛盾和经费投入的绩效性矛盾。首先,深化中央部门顶层合作机制改革,同步优化产业和职业教育结构,强化政府宏观治理能力;其次,深化国家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尽快完善职业教育制度、法律和标准体系,解决职业教育深层矛盾;最后,提高财政投入的杠杆效应,推进资源和要素有序流动,激发职业教育在国际债务和国际产能等合作方面的潜力,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多中心”理念下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中和位育”思想的启示

"中心-边缘"的职业教育治理是一种失序,既是政府越位、企业缺位和学校错位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走向"多中心"治理是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供给多元化的路径选择,是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中和位育"蕴含的"中和"和"位育"思想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重塑提供了有益启示,"有效政府-有为学校-有责企业"的互动关系代表了政府、学校和企业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角色定位,只有在这种多主体互相型塑的角色意识中,职业教育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公共利益的诉求。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人工智能作为支撑所有产业变革的通用性技术,推动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变革,自然也对职业教育治理提出了重构与创新的要求。由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治理结构的僵化性、治理方式的低效性、治理范围的狭隘性、治理机制的碎片性等现实挑战,为此,应着眼于智慧社会的特质,围绕优化治理模式、创新治理制度、重构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格局等方面优化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可选路径及政策框架。

职业教育治理:主要特点、实践经验及研究重点

构建治理体系与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职业教育作为具有独特本质且开放的教育类型,影响现代国家劳动力再生产及其配置方式,其涉及多元主体及主体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异、运行环境的复杂性等,决定了治理有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多元、全局、复杂、敏感等特点。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中有大量治理的实践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分析职业教育治理基本特点和已有探索经验,能进一步明晰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应关注的主要问题。

大数据驱动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价值逻辑、机制设计与制度安排

如何创新职业教育治理已成为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急需探究的重要问题,而大数据作为重要的支撑性技术,可以帮助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开展深度分析和精准决策。大数据技术的有效运用必将加速推进现代职业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职业教育整体性动态治理。基于此,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应该围绕数据驱动机制、挖掘机制、共享机制、管理机制、评价机制等在实践中设计并建立一揽子现代职业教育大数据治理机制,且必须在更新职业教育大数据应用思维、掌握大数据专业技术、建设大数据综合平台、培育大数据智力资源、优化大数据发展环境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职业教育治理:从单维管理到多元共治

传统的单维管理模式造成了职业教育参与主体话语权的缺失,权责失衡,利益表达途径不畅通,导致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动力、信心和积极性;资源整合的低效,影响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及其应然价值的体现。在新时代背景下,从职业教育内外部环境看,职业教育的治理客观上要从单维管理过渡到多元共治。有必要从制度的视角分析、厘清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职能及其权责关系,并建立职业教育多元共治的制度框架。

大数据驱动职业教育治理创新的现实困境、逻辑要义与突破路径

传统的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着因信息孤岛造成的治理过程数据失真、因信息黑箱拖滞造成的治理主体动力积聚、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治理决策失灵、因静态碎片化削弱了治理预期成效等现实困境。大数据则可以从不同角度变革职业教育治理环境支撑、改造治理网络系统、优化治理发展格局、激发制度政策创新等,从而成为职业教育治理创新的关键应用和新途径。建议应围绕推进职业教育整体动态协同治理设计与改革、建立职业教育开放性大数据管理系统与模式、汇聚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智慧与共识、建构大数据驱动职业教育治理的框架与机制等设计突破路径,以期推进我国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中企业权利的重构

从管理走向治理是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治理旨在转变政府角色,实现相关主体的利益契合,关键在于重构企业参与现代职业教育的权利。治理视阈下企业权利的重构主要包括:确立企业在职业教育运行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企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利益共享,融入企业形态的文化课程及构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制主体等方面。

职业教育治理的背景、主体与路径

当前,职业教育治理受到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的极大关注。职业教育治理在我国的勃兴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双重失灵"危局的困扰为其提供了现实依据,公民社会的兴起为其提供了组织保障。"共治"是职业教育治理的典型特征,其主体主要包括政府、市场、行业协会和职业院校。具体路径包括协调权利矛盾,形成价值共识;公开治理信息,鼓励民主参与;明确治理责任,形成问责机制;制定法律法规,规范主体行为;建立反馈机制,及时回应民意;尊重治理科学,提高治理效率。

生态学视域下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失衡问题反思与路径拓展

从教育生态学视角看,当前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在主体生态位、育人环境和人才培养链等方面存在失衡现象。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再平衡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路径拓展:赋权扩限,重塑职教生态位,构建共治共享的职业教育治理共同体;赋能增效,重塑职教生态链,构建面向职业发展的职业教育人才培育体系;协同互融,重塑职教环境,构建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涵养体系。

职业教育治理:现实困境与应然追求

由于治理理论发展背景被误读、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未及内里、职业教育体制单一、职业教育多元主体尚未形成共同的价值追求等原因,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治理身处某些困境之中:政府"单向度"推进治理变革、市场主体过度强调市场原则与经济规则、职业院校内部治理主体错位、双重赋权的行业协会的第三部门立场不坚定等。为了实现职业教育治理的目标,政府需要主动打破利益藩篱、主导治理顶层设计,职业院校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市场有所为有所不为,第三方坚定自身立场,多方共建公共信息平台。职业教育治理走向成功必须夯实民主、法治、公开的基础,必须依靠职业教育各利益相关方建立共同价值追求、各尽其职、协商善治。

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治理对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职业教育治理在全世界范围内备受关注,优化治理结构、提高教学量和水平、实现教育公平是新形势下职业教育治理所追求的理念。总结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治理及成功经验,基于此,提出构建我国特色职业教育治理体系策略。

职业教育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

职业教育治理就是不同治理主体相互协商、博弈,共同促进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过程。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结构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在计划经济时代,各主体由于相同的国家机构属性,呈现为单一主体的结构特征。改革开放后,政治经济体制的变化促使职业教育治理主体渐趋多元化。当今,职业教育主要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职业院校、企业、社会公众等治理主体。不同的治理主体间主要遵循自上而下的行政隶属关系、平行式的合同契约关系、监督与被监督的公共政治生活关系。

现代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理论审视与现实架构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教育治理问题受到高度重视。回顾概念衍生,把握治理核心要义及其应用领域;观其理论演变,汲取思想内核、发展动态和工具方法;概览教育治理研究,历经政府、市场或更迭交替或共同协作之规律变化,不同政体下出现种种有益探索,但体制改革、权利划分、公平效率等问题弥久难决。新形势下,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亦面临一系列重大滞障,尚缺乏治理理论指导下的系统研究,需要我们以体系构建与能力提升为重点,围绕组织结构设置、权责机制建设、工具方法运用和指标体系设计深入思考,构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治理框架,拓展治理理论应用范围,为我国社会发展服务,现代职业教育治理研究有其深刻的理论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