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价值视域下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困境与推进策略

职业教育治理是国家教育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构建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格局是当下职业教育治理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研究表明,职业教育多元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阻碍多元共治的主要症结,其本质反映的是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公共价值理论超越了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和新公共管理范式对单一价值目标追求的局限,关注集体偏好,有效整合多元价值,要求多元主体参与政治协商表达,把职业教育治理提高到公共价值创造的高度,为职业教育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基于公共价值战略三角模型,从公共价值、合法性与支持、运作能力三个维度分析职业教育治理,发现职业教育治理存在价值理念冲突、合法性与支持不足和运行管理低效等问题,公共管理者为实现职业教育多元共治应该增强价值使命,着力凝聚多元主体价值共识;加强政治管理,有效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提升运行能力,建立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机制。

职业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现实语境、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

数字化转型是实现职业教育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当前职业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受碎片化治理结构、松散式治理过程、粗放型治理功能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为此,职业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必须遵循以平台驱动治理结构优化、以数据赋能治理过程协同、以智能技术促进治理功能优化的基本逻辑。职业教育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路径应包括:坚持公共价值引领,识别并满足多主体的真实需求;立足“以人为本”根基,加强多元治理主体的数字赋能;夯实主体治理底座,共建综合立体数字化治理平台。

数字化转型服务职业教育治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引言。随着社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长,职业教育正面临着多样化和多元化的教学任务,因此应通过新技术寻求提升教育治理能力的新路径。本文以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困境为出发点,分析实现职业教育数字转型的可行路径,提出数字化优化专业和课程设置、数字化提升教师发展水平、数字化强化学生实践能力、数字化赋能学校教育教学管理、数字化保障质量体系运行5个方面的推进思路。

数字技术赋能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治理的内在逻辑、现实挑战及实践路径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发展给经济社会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推动职业教育治理的变革。以数字技术赋能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治理,能够增强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治理的韧性、提升科学性、促进职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职业教育治理中的主体作用。针对地方政府数字治理基础薄弱、数字技术自身的潜在风险、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失衡的现实挑战,要加强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数字治理基础建设,明确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治理的角色与职能,完善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数字治理配套机制,提升地方政府职业教育治理效能。

基于“鲁班工坊”的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内涵、维度与路径

机制复合体是一套松散配对而成的机制组合。在全球治理背景下,机制复合体对治理主体决策具有重要影响。“鲁班工坊”是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重大成果和中外人文交流的国际知名品牌,构建机制复合体是基于“鲁班工坊”中国深度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创新之路。在基于“鲁班工坊”的全球职业教育治理过程中,机制配对是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的核心内涵;议题治理的深度、宽度、组合体、契约度是影响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的四个关键维度;机制互嵌是全球职业教育治理机制复合体构建的主要路径,包括关系性嵌入、结构性嵌入、政治性嵌入、认知性嵌入和文化性嵌入。

职业院校数据治理:关键议题、转型逻辑与治理路径

数据治理是数字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教育数据的多源异构、采集能力不足、应用能力不强以及数据互通能力欠缺等关键议题,是职业院校数据治理的现实障碍与内在动因。建议遵循整体性、协同性、调适性和人本性的转型逻辑以克服职业院校数据治理过程中的“碎片化”“管理主义”的偏颇性、“过度分权”的低效率以及过度“数据化”等弊端。采取完善基础设施、重构数据标准、提升数字素养、重视数据伦理等举措来提升职业院校数据治理的整体效能。

治理结构视域下中德职业足球治理体制对比及启示

治理体制是职业足球治理的基础,完善治理体制是推进职业足球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和必然趋势。运用专家访谈、文献资料、对比分析法等方法,在治理结构视域下对比研究了中德职业足球治理体制,并从中得出启示。德国职业足球治理体制多元协同治理特点明显,治理主体间责权清晰、协同合作、相互制约,足协、职业联盟、俱乐部都有着完善的治理结构和制度体系。中国职业足球治理体制“政府管理——政府主导下双轨制管理——政府与协会协同治理”的模式演进符合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逻辑,治理主体历史变革有着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延展性,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是其发展趋势。与德国相比,中国职业足球治理体制各治理主体利益关系复杂、责权关系不清,政府领导行为明显、职业联盟缺位、足协和俱乐部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亟待完善提高,还未建立起完善的治理体制。应从构建中国特色职业足球治理体制、深化政府服务者角色转变、提升足协治理能力、推动职业联盟建立、完善俱乐部治理结构来深化治理体制改革,推进职业足球治理现代化。

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在中国家族企业治理结构变革过程中,由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并非罕见现象,但却鲜有研究讨论这一变革背后蕴涵的深层逻辑。本文以2004—2020年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为样本,分析了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对家族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职业经理人继任,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降低了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但促进了家族企业创新产出。异质性分析表明,在继任环境稳定、前任-继任战略差异较低时,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对家族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职业经理人继任,实际控制人直系后代继任对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与非直系后代继任者相比,直系后代继任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为理解职业治理重返家族治理继任方式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运用多元共治理论破解职业教育教材治理困境

在多元共治理论视域下,职业教育教材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治理的格局。然而,职业教育教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还存在一些困境:编写工作的多元主体参与力量不足;评价主体相对单一;选用与管理多元主体参与不足;治理的多元相关主体之间协同不足。针对困境,提出推进职业教育教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形成的路径如下:整合资源,破除参与职业教育教材编写主体单一困境;扩大范围,支持多元合力参与职业教育教材评价;加强引导,推进多元主体参与职业教育教材选用与管理;增进共识,提升职业教育教材治理过程中的多元主体协同性。

职业教育治理机制:挑战与展望

职业教育治理主要通过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和观念机制的运行发挥统整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等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作用,三种机制相互依存、彼此影响,共同制约职业教育治理行为。当前,职业教育治理的组织机制、制度机制和观念机制都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何协调科层关系和市场关系、如何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如何提高社会认可度形成共享观念等是急需回应的问题。展望未来,在组织机制上应调整政府对职业院校的领导方式、厘清教育行政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的职责、提高企业和职业院校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在制度机制上应完善正式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机制、明确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边界、正视非正式制度的积极作用并削弱其消极作用;在观念机制上应根据人口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转型发展调整专业设置、建立并践行职业教育治理共享观念。

转“危”为“机”:后疫情时代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角色、新挑战与新路径——以全球“鲁班工坊”为例

全球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全球职业教育治理需要探索转“危”为“机”的新路径。“鲁班工坊”是我国最具影响力的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是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企业“走出去”,进一步探索创建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新窗口。在后疫情背景下,以全球“鲁班工坊”为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职业教育治理的新角色,揭示已建和备建“鲁班工坊”的现实挑战,并从构建“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建立并提升全球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重塑全球职业教育生态系统等方面提出创新“鲁班工坊”建设与发展的路径,以期实现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的新突破。

职业院校治理数字化路径探析

数字化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为提升职业院校管理水平、增效赋能、模式优化、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变革的新引擎。在数字化赋能下的职业院校治理是基于协同治理理论、公共管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为起点,以信息化、整体化、高效化为核心进行职业院校治理数字化的模型设计。当前职业院校治理仍存在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滞后现象,数字化隐私难题以及由“信息孤岛”转向“数据孤岛”等现实困境,亟需从协同、整合逻辑出发探析现代化职业院校治理数字化危机中的实践转向,推动职业院校治理朝智慧化、精准化方向发展。

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定位、挑战与路径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是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动力。促进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需要职业教育定位于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包括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新局面。当前,中国职业教育对外开放主要面临三重困境,包括国际合作多重风险阻碍职业教育对外开放范围扩大、国际产教融合不足制约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新领域扩展、国际合作制度重叠影响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层次延伸等。建议从长期坚持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提升国际合作风险管理能力、有效促进国际产教深度融合、顶层设计优化国际合作制度、加速构建全球职教命运共同体等方面突破困境,实现更高水平的职业教育对外开放。

论现阶段1+X证书制度多元主体的差序关系问题及治理路径

差序格局理论所强调的“差序”思想为理清现阶段1+X证书制度多元主体的关系脉络提供了新的角度。基于该思想,通过分析行政管理部门、试点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与培训评价组织在利益诉求、资源运转与评价导向上的实然性差序关系发现,各个主体均存在明显的异位现象。而1+X证书制度也因多元主体的异位引发了配置体系欠稳、多元评价未普及以及人与产业不兼顾的问题。为建成以善治为目的的1+X证书制度治理体系,行政管理部门需落实“放管服”改革方针;培训评价组织需强化责任担当意识、提高公信力;试点职业院校需落实“行政与教学双管齐下”的管理理念;行业企业需明晰权责担当与风险分担机制。

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理念与实践策略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德国、瑞士等重要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职业教育治理的相关理念及实践策略分析表明,建立社会合作伙伴多元参与的协调性治理体系是国际职业教育治理的基本经验和发展趋势。借鉴国际社会的经验,我国亟需设计和建立一套以法律法规为基础的,具有强制性、规范性、操作性和保障性的职业教育治理政策和制度体系,以促进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职业教育治理的格局。

推动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

走向治理将是高等职业教育管理改革的必然选择,实施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是未来高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行业企业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行业企业参与对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以及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推动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为了推动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亟待采取如下主要举措：各级政府领导要切实深化关于高等职业教育性质、规律和地位的认识,端正观念;要以转变职能为核心,构建服务型政府,准确定位政府管理高等职业教育的职能;通过立法明确行业企业在高等职业教育治理中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建立健全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理的机制;制定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鼓励、引导、规范包括行业企业在内的社会力量独立或参与举办高等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治理:从单维管理到多元共治

传统的单维管理模式造成了职业教育参与主体话语权的缺失,权责失衡,利益表达途径不畅通,导致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缺乏动力、信心和积极性;资源整合的低效,影响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及其应然价值的体现。在新时代背景下,从职业教育内外部环境看,职业教育的治理客观上要从单维管理过渡到多元共治。有必要从制度的视角分析、厘清职业教育治理的主体、职能及其权责关系,并建立职业教育多元共治的制度框架。

“多中心”理念下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中和位育”思想的启示

"中心-边缘"的职业教育治理是一种失序,既是政府越位、企业缺位和学校错位的根本原因,也是其必然结果。走向"多中心"治理是实现职业教育服务供给多元化的路径选择,是职业教育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中和位育"蕴含的"中和"和"位育"思想为职业教育治理主体的角色重塑提供了有益启示,"有效政府-有为学校-有责企业"的互动关系代表了政府、学校和企业各安其位、各司其职的角色定位,只有在这种多主体互相型塑的角色意识中,职业教育方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满足公共利益的诉求。

职业教育治理:主要特点、实践经验及研究重点

构建治理体系与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目标和任务。职业教育作为具有独特本质且开放的教育类型,影响现代国家劳动力再生产及其配置方式,其涉及多元主体及主体之间利益诉求的差异、运行环境的复杂性等,决定了治理有不同于普通教育的多元、全局、复杂、敏感等特点。国内外职业教育发展中有大量治理的实践探索并积累了丰富经验。分析职业教育治理基本特点和已有探索经验,能进一步明晰我国职业教育治理研究应关注的主要问题。

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

人工智能作为支撑所有产业变革的通用性技术,推动着政治、经济、社会等各领域的变革,自然也对职业教育治理提出了重构与创新的要求。由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还存在治理结构的僵化性、治理方式的低效性、治理范围的狭隘性、治理机制的碎片性等现实挑战,为此,应着眼于智慧社会的特质,围绕优化治理模式、创新治理制度、重构治理机制、完善治理格局等方面优化人工智能时代职业教育治理的可选路径及政策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