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的职业化及其弊端——兼论爱因斯坦对职业科学家的体悟

简单地说,科学家是指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或者说只要是正在进行科学研究的人,都可以称为科学家。科学家的职业化,是指把原先作为一种社会角色的科学家,逐步演变为一部分人谋生的社会职业,从而使这些人成为职业科学家。爱因斯坦在自己的科学生涯中深刻地体会到,职业科学家存在着不得不写大量趋于浅薄的论文的压力。这种压力是职业科学家制度的弊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爱因斯坦所说的那种职业科学家制度的弊端,逐渐演化为严重的实验数据造假、论文抄袭和剽窃等舞弊行为。究其根本原因,一是人性的贪婪;二是职业科学家的生存危机。因此,遏制科研领域中舞弊行为的最有效的措施,一是对舞弊者进行严厉的惩罚;二是为科学家建立稳定的和优越的职业保障制度。

人才计划与科学家职业流动:以长江学者为例

[目的/意义]科学家的职业流动容易受到政策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回归模型分析人才计划与科学家职业流动的关系,特别是与其职业流动方向的关系。对于我国未来的人才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研究设计/方法]本文以入选长江学者特聘计划的科学家为样本,构建其职业经历数据,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入选人才计划对职业流动行为的影响。[结论/发现]研究发现,入选长江计划促进了科学家的职业流动。在入选长江计划5年内,科学家更多地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也更多地向排名级别更低的高校流动。[创新/价值]在研究方法上使用了回归模型而非描述性分析;研究结论为认知人才计划对科学家职业流动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角度。

美国科学家及工程师早期职业总统奖及其启示

以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美国国防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做法为例,介绍并总结了美国科学家及工程师早期职业总统奖的遴选标准、程序和特点,从评价指标、同行评议、资助倾斜等方面,对我国人才计划的组织实施提出了若干建议。

中西方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差异的原因及其影响

造成中西方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差异的深层原因主要表现在社会文化背景、科学建制化路径、科学家个人心理动机三个方面。中国杰出科学家过多地担任行政职务会对中国科学建制产生不利影响,这些影响包括造成中国科技人才资源的浪费、扰乱中国科学建制的运行机制、增加中国科学家角色失范的可能性以及阻碍中国科技创新战略的实现等。

论科学社会建制的主体结构

科学社会建制的主体主要由微观层面的职业科学家,中观层面的无形学院、科学学派、科学学会或协会等科学共同体,以及随着日益增强的科学、技术、工程一体化趋势而逐渐形成的宏观层面的国家与国际组织等社会建制主体形式有机构成。主体结构是科学社会建制的核心内容,厘清其各主体之间的地位、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我民间，但是我科学”——科学江湖之一

在我们的身边，存在着大量的民间科学爱好者，一有机会，就会露出头来，引起媒体和公众的注意。他们的活动遍及具有公众知名度的一切科学领域，有人致力于推翻相对论或者量子力学．

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我国科技工作者社会公众形象调查"数据,分析了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并运用定序回归分析探讨了影响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意愿的因素。研究发现,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较强。个人兴趣因素、职业价值观因素、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口统计学因素都对公众从事科学家职业的意愿有着较大的影响。具体而言,是否参加科技活动相关社团,社会网络中是否有科学家,以及对科学家职业的社会贡献、社会声望和职业权力的评价对公众的从业意愿影响最为显著。基于研究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近代英法科学家职业化及身份认同

近代以来的科技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作为科技中的重要因素的科学家这一职业的身份认同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18到19世纪是科学家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越来越多的科学家靠科学工作谋生,科学成果在公众的心目中扮演了越来越突出的角色。科学家的职业化始于科学业余爱好者的兴趣和好奇,继而自发性地集结成立各种学术团体,逐渐被政府认可和接纳并大力支持,随之在研究机构和大学里发扬光大。经过几个世纪的历练、蜕变和积累,科学家最终在19世纪末完成职业化的发展。近代科学家职业化发展的历程是值得研究的课题,了解这一过程有益于厘清科技人才发展的脉络和把握未来科学的发展方向。

科学共同体在科技体制变迁中的作用与重建

本文拓展了传统科学史中科学共同体的概念 ,使之更具现实意义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论述了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并以一系列的实例说明科学共同体的重建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条思路。在科学共同体的重建中 ,作者改变过去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老路 ,更强调具体的制度安排对人行为的影响和改善。

中外院士的行政职级差异比较研究--以中美英科学院为例

[研究目的]科学家过度的行政任职可能导致科学家社会角色失范,对科学社会建制和科学的自由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现有对中外科学家行政任职的研究多基于中国科学院院士与诺贝尔奖获得者两个群体进行比较,但二者在评选标准上的差异成为比较研究中的干扰变量。[研究方法]选择中外国家科学院院士作为杰出科学家群体的代表,通过行政分级进行定量比较,发现相对于英美国家,中国院士存在更大范围、更高级别的行政任职现象,不利于科学家职业化发展和科研体制改革。[研究结论]从科学家群体成长的内部规律、国家科技管理体制的外部宏观条件以及国家科学认可机制的中介变量等角度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旨在削弱杰出科学家行政任职的消极社会影响,保障科学发展的自主性以及科学家群体的职业性,推动国家科技战略和民族复兴目标的最终实现。

科研机构创建的社会因素及影响机制分析——以前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例

作为当年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被视为国家性自主研究的发端,标志着中国有系统的科学研究事业的开始,同时说明了中国社会对源自西方近代科学的最终接纳。从历史与境主义观点看,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职业科学家群体的出现、蔡元培的领衔、政治结盟、国家建设的需求、科学救国思潮以及民族精神等起到重要作用。这些因素的耦合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提供了契机,自此以后,中国的科学事业迈进了体制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