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罚性赔偿与职业索赔正当性问题研究

在正当性存疑的前提下,职业索赔人以私人身份参与公共管理,其管理效果难以通过效率原则的检验。造成此结果的原因,不仅在于职业索赔人自身行为的动机与公共利益不相符,而且在于立法给了职业索赔人“小题大做”的空间,却没有给司法者一定的裁量空间来对职业索赔人进行抑制。对职业索赔的讨论,从形式主义的论辩慢慢走向功能主义的分析,但最终应以效率原则为标准。若能在司法和立法层面双管齐下,将促使职业索赔人关注真正重要的食品安全问题。此外,完善的行政举报制度,不仅能化解对职业索赔正当性的质疑,还能发挥与职业索赔相同的社会效果。

职业索赔行为适用惩罚性赔偿难点问题分析

职业索赔者在食品和药品领域与非食品和药品领域如何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等难点问题至今未能统一和规范。职业索赔者应认定为特殊的购买者而非消费者。在非食品和药品领域,其未受欺诈且不符合消费者主体资格,法律应排除其在该领域内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在食品和药品领域,法律对其适用惩罚性赔偿规定亦应作出更为严格的限制。通过明确职业索赔者的主体地位,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合理确定惩罚性赔偿金数额等立法或司法解释手段,配合司法与行政多渠道的协同努力,可共同引导职业索赔行为走向规范。

上海规范职业索赔问题的新对策与新思考--以《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意见》和《免罚清单》为例

2018年、2019年上海市分别出台了《应对职业索赔职业举报意见》和《免罚清单》,都属于全国首创,不仅区分了职业打假与普通消费者,分类施策建立异常名录,还通过提升制度供给质量,进一步优化了营商环境。本文梳理了上海市规范职业索赔的新对策、新绩效,同时指出尽管成效显著,还需要站在更高的层面,进一步总结反思:一是推出升级版,使免罚清单成为上海优化营商环境的一大品牌;二是共享数据,扩大监管效果;三是司法跟进,实现营商环境提升上的有效联动。

化妆品标签相关的“职业索赔”风险防范

在化妆品职业打假领域,因标签标识问题导致的索赔纠纷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针对化妆品标签可能出现的不规范标注,分析探讨了化妆品生产者、经营者在审核标签中产品名称、责任人、成分表、保质期、警示语等信息时需要注意的事项。面对日益严峻的职业索赔挑战,企业除了从内部加强标签审核,还可将标签交由第三方机构进行检验,双管齐下加强风险防范和应对的能力。

职业索赔问题分析及规范治理对策建议

职业索赔人"以打假之名、行牟利之实",浪费了大量行政司法资源,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环境,影响了社会和谐稳定。职业索赔问题困扰市场监管部门多年。本文从立法、司法、执法以及市场主体的角度,分析市场监管领域职业索赔问题的成因,并按照"依法行政、综合施策、部门协作、诚信引导"的总体思路,对这一问题的规范治理提出对策建议。

向职业索赔说“不”并非宽容制假

从明年1月1日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的,不受理投诉。这意味着,以牟利、知假购假为目的的恶意投诉举报索赔将不再得到支持。

向职业索赔说“不”——职业索赔人批量申请行政复议案引发的思考

近年来,职业索赔问题备受关注。一方面,职业索赔人对于及时发现违法行为线索有一定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一些别有用心的职业索赔人滥用诉权,给行政执法和司法审查带来极大干扰。职业索赔人凭着一纸身份证复印件就能以申请人的身份申请行政复议,极大地消耗了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

如何面对职业打假人的恶意投诉和举报

职业打假人的出现,客观上帮助政府部门发挥“啄木鸟”净化市场环境的作用。但近年来,一些“走偏了”的职业打假人开始了系统化、规模化的职业索赔,完全是以牟利为目的,频繁投诉、复议、诉讼,不仅给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了困扰,更大大增加了基层的行政、司法成本。“一买、二谈、三举报、四复议、五诉讼”,是职业打假人进行职业索赔的常规“套路”。更有职业打假人是有组织、有培训、有团队的“作战”。比如蹲点等待食品过期,或者“一个人发现一家超市有过期食品,立马在群里发布信息,一会就陆陆续续来人购买,不论多少人都得赔偿。”

以食品安全为基准重树惩罚性赔偿制度

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十倍赔偿,似乎反映了立法者保护消费者的决心;但是,该规定在实践中基本上成为一纸废法,既没有体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更没有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在食品监管乏力的形势下,应重树食品安全的惩罚性赔偿制度,让社会专业人士和专业机构以此为基础,参与食品安全法的执行,协同监管部门执法,形成立体执法体制,开创食品安全监管新模式。

论“执法打折”难题的破解——从“改进治理方式”的角度展开

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当前法律实施的主要问题,可以界定为"执法打折"问题。行政机关单独执法的模式已经不能实质性解决该问题,我们应当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中系统治理的精神,寻求"多方参与"解决这一难题的方法。社会执法作为公民参与的方式之一,成为重要的补充。惩罚性赔偿一直被视为民事性质,其实,从行政法的角度来看,它应该是社会执法的基本形态,我们应该以此为突破口,确立行政责任民事化和民事救济行政化的我国行政执法新方向,让行政机关以最少的执法投入换来最大的执法效益,实现执法现代化。

论食品安全监管的动力系统

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学术界和实务界提出了许多措施,有些已经付诸实施。但是,效果不理想是公认的事实。究其原因,在于食品监管的公正、严格执法的动力机制没有解决,缺乏动力的各种措施,很大程度上被虚置和消解。解决之道在于综合发挥行政和社会的力量,为食品安全提供强大的推动力。

职业索赔非法维权的刑事责任探析

随着消费者权益保障体系的日渐完善,消费者的维权意识也不断增强。与此同时,过度维权现象也屡屡出现。相较于普通维权,职业索赔者往往并非出于打击假冒伪劣商品、净化市场环境的目的。在商家不予配合的情况下,职业索赔者甚至使用胁迫、暴力、软暴力等手段获取赔偿金。由于该行为徘徊在民事权利保护与滥用的边缘,对其如何定性已成为一个实务难题.

反思和重构《消法》惩罚性赔偿制度适用范式

自2013年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将惩罚性赔偿由"退一赔一"提升至"退一赔三"并增加最低赔偿额后,催生了一系列社会效应,某种程度上出现目的落空、适用偏差和制度滥用,引发社会反思和讨论。本文从追溯立法目的、考察实践效果两个维度分析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应然和实然,从聚集适用主体、聚焦适用客体两个角度合理界定消费行为和欺诈行为,以期完善下一步制度适用,真正实现惩戒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

资讯

《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1月1日起实施2020年1月1日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新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发布《办法》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工作,保护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其中针对职业索赔的规定尤为引人关注。

如何理解食品标准中的“保质期”--食品企业标准是否必须规定保质期?

本文是应市场监管一线面临的众多职业索赔案和市场监管部门各种不同观点或处理方式而作。希望能供基层市场监管部门处理职业索赔案和应诉参考。近期接到多名职业索赔人的投诉举报。

网络市场职业索赔人行为特征分析及对策建议

近年来,职业索赔人群体不断壮大,其活跃场所逐步从线下市场向网络市场转移,特别是2017年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上线后,给职业索赔人带来了更为便捷的投诉举报渠道,网络市场投诉举报量持续上升。笔者对浙江台州市场监管部门受理处置的涉网投诉举报信息进行分析,从数据中探究网络市场职业索赔人身份及其行为特征,并提出针对性建议。

针对“三无产品”的投诉举报该如何核查处置?

通过梳理近两年各类型投诉举报,笔者发现职业打假人和职业索赔人频繁投诉举报“三无产品”,要求赔偿,未达到目的后,又通过12345、信访及政府信箱等渠道重复投诉举报,甚至以工作人员不作为向相关部门反映。结合笔者查办案件的经验,针对“三无产品”该如何核查处置回复,提出以下建议,供大家参考。

惩罚性赔偿的行政法反思

惩罚性赔偿在我国的引入和发展是对行政规制失灵的回应。该制度在激励私人参与公共规制的同时,也带来了过度的、缺乏效率的诉讼,导致法律规范当中不合理、不一致和表意模糊的内容被高度滥用。为此,司法系统需要发展和提高调控私人行动的技术与能力。我国过去偏于倚重行政规制,在此背景下引入惩罚性赔偿,需要在制度设计层面作大量精细化处理,确保惩罚性赔偿与既有行政规制体系的功能相协调,并在制度演进过程中兼顾彼此。

他们就像啄木鸟一样

打假人最早是伴随着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而出现的一个群体。简单来说,这行就是依靠“知假买假”、获得多倍赔偿金谋生,又称为“职业索赔”。在业内,打假人之间也有区分。最底层的是“苍蝇”,也被称为“吃货”,为了免费得到某个物品,栽赃商家,不是“打假”而是“假打”。数量最多的被称为“蚂蚁”,主要打假超市里过期、篡改日期的产品,这类易上手且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