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转移与职业阶层流动——基于非认知能力视角分析

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职业阶层流动,是防止社会阶层固化与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前提。本文从非认知能力视角出发,探讨横向层面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如何促进纵向层面职业阶层流动的理论机制,发现能力因素是关键。基于2010年、2016年和2020年三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显著促进个体职业阶层向上流动,主要通过增强“亲和性”和“尽责性”等非认知能力发挥作用。进一步进行调节检验发现,出生年份靠前、男性、低技能个体,将更加有利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促进职业阶层向上流动。本文研究结论将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机制提供启示。

农民工的社会网络与职业阶层和收入:来自深圳调查的发现

本文利用2005年“深圳外来农村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农民工职业阶层和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求职关系网络的规模、关系构成对农民工职业阶层的提升和收入的提高有正向影响,而求职网成员的职业阶层趋同性则有负向影响。本研究表明,尽管个体因素和流动因素对农民工求职结果有重要影响,但是社会网络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对农民工求职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的职业阶层与高等教育机会

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次调查资料的深入分析表明:高等教育的阶层差距在许多方面超过了城乡经济差距。在被调查的37所本科院校中,农民与非农民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整体差距悬殊。更进一步的问题在于,导致这一结果的制度性原因并没有随着高等教育的爆炸性扩张而消除,相反,大幅度增加的高校收费使低收入弱势阶层的子女在面对高等教育时遭遇更大的障碍。这样,在中国的高等教育基本实现大众化的同时,如何实现其质的结构性转变,促使位于高校金字塔顶端的“一流”或“重点”大学更多地向着低社会阶层开放,就成为一项新的制度和政策课题。

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获得路径及演变趋势——基于浙江省五个地区的实证分析

有关经济发展背景下人们幸福感的获得路径,学术界主要存在三种解释:收入决定论、身心健康决定论、社会关系决定论。本文实证分析了不同职业阶层的幸福感状况、获得路径及演变趋势。在我国现阶段,职业地位越高的阶层,幸福感越强;基础阶层的幸福感产生于收入增加,中间阶层的幸福感产生于人际关系、收入增加与身体健康;而优势阶层的幸福感产生于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人际关系与社团参与;职业地位的提升将导致幸福感的获得路径趋于多元化,具体从收入增加向着身心健康以及社会关系的方向演变。不同阶层的收入差距过大和消费物价指数过高的现实下,职业地位、经济收入、身心健康与社会关系状况的正向关系是本文研究发现产生的原因。

什么影响了弱势职业阶层子女的学业成就——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提供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基线数据,通过线性回归和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子女中哪些获得了优异的学业成就,以期帮助更多的弱势职业阶层子女提高学业成就,以助于实现社会和谐、教育公平。研究表明,弱势职业阶层子女获得高学业成就的关键在于其所特有的文化资本,父母的教育期望、自我教育期望、学校归属感、同伴表现、学习态度是弱势职业阶层子女获得优异学业成就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应联合学校、社区,健全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使弱势职业阶层父母形成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提高教育期待;学校应该关注弱势职业阶层子女的归属感;弱势职业阶层子女要利用自己吃苦耐劳的禀赋优势积累人力资本。

家庭职业阶层、学校表现及工作收入——代际间传递对收入影响的研究

文章利用麦可思公司的毕业生调查数据,考察了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等因素对工作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家庭职业阶层的学生在校期间的表现基本没有差别,但是工作情况却是差距很大,非农民子女的工作单位更好,收入更高。在人力资本积累无差异的情况下,家庭职业阶层对于毕业生的工作收入存在着显著影响,而在校期间的表现对于收入的影响并不明显,这说明代际间的传递效应在目前普遍存在,从而导致社会不公。

法国中世纪法律职业阶层的起源

欧陆国家在罗马法复兴运动及其后的接受过程中,法律职业阶层随之兴起。由教会改造的罗马法程序在法国的采纳,罗马法制度在法庭判决中的适用,推动了法律职业阶层的产生。而普通习惯法的形成过程则进一步密切了上述人员之间的关系,使他们成为具有共同知识背景和共同利益的职业阶层,最终导致了法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定型。而德国法律职业阶层的形成则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在德国全面接受罗马法的过程中,法律职业阶层也随之逐步产生。本文的写作意图,亦即通过对西欧中世纪法律职业阶层的兴起及其在法治文明传承中所起作用的考察,为中国法治社会的建构提供有助益之借鉴。

家庭背景、大学文凭与职业阶层地位获得的城乡差异——基于EGP职业阶层分类的新观察

家庭背景、教育在阶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布劳-邓肯理论模型,采用Erikson-Goldthorpe-Portocarero schema(EGP)职业分类方法,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数据从城乡视角下探讨了家庭背景、大学文凭对职业阶层地位获得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的职业阶层地位获得过程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双轨制”:大学文凭虽是城市、农村户籍人口地位生产的重要机制,但又体现为城市户籍人口隐秘的地位再生产机制,因为城市户籍人口可以从其家庭背景优势中受益更多,尤其是家庭政治背景优势。

社会互动影响家庭教育投入吗? --基于职业阶层的调节效应

在信息化时代,社会互动成为家庭教育投入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实证检验了家庭层面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均显著提升了家庭教育投入。以职业阶层为调节变量进行异质性分析,发现不同职业阶层家庭的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线上和线下社会互动对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随着职业阶层的上升而显著降低。为此,要着力构建覆盖城乡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体系,重视线上、线下社会互动对不同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加强正向教育信息在线上和线下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引导居民家庭教育投入行为趋向理性。

农民工职业阶层合法权利维护的根本对策

农民工职业阶层是中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近几年来农民工阶层合法权利得不到维护的问题逐渐显现出来,产生了种种矛盾,形成了诸多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容忽视、需切实解决的重大问题.

职业阶层社会思想与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政治运动

德语中的职业一词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从一个基督教的神学用语,经过马丁路德和费希特等德国思想家的引申发展之后,与德国社会分层紧密联系到一起,并演变为德意志文化特有的职业阶层社会思想,而且成为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来近现代德国社会分层思想的结晶,深刻的影响了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政治运动,来自左右两翼的政治思想家们的著作中处处闪现着这一思想的影子,各大政治势力的宣传运动更是以此作为指导思想。虽然职业阶层社会思想是以前工业社会话语的形式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它在当时却成为在竞争异常残酷的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特殊利益集团的一种利益表达形式,因此在魏玛共和国的社会政治建构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建立企业经营者职业阶层

明晰产权关系,其核心是财产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明确资产所有者和企业经营者的责权利,通过经营者对出资者资产的运营,达到资产的增值和企业利润最大化。因此,企业经营者的素质决定了资产运营成果的好坏;无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前,还是在企业承包制的实施过程中,都充分体现出企业经营者的重要作用。

清代法律职业阶层思维共性的背后

清代法律职业阶层思维具有更多考量案外因素、思维受到道德的约束、思维与主流文化自然融合这些共性。导致这些共性的深层次原因包括他们相同的知识背景、共同的世情常理及生活经验常识、同样受制于儒家伦理法精神及互通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对这些深层次原因的分析可以知道他们的这些思维共性并不会影响司法实践的进行，反而是适应当时时代的环境需求的特殊思维共性。

中国城市职业阶层房地产政策的回应性研究——以南京为例

本文以民意调查为基础,运用交互分类比较和Logistic回归模型,考察了各阶层特征以及对住房政策回应意愿的影响。结果发现:限购政策中,高收入群体相对于中低收入群体表现出政策支持意愿的可能性更大。中等收入群体基于对自身住房投机性和改善性需求的回应,表现出政策反对意愿的可能性更高。而在租赁补贴政策中,低收入群体相对于中高收入群体对政策予以支持的意愿则更大。同时,不同年龄、婚姻状况、经济收入以及受教育程度的居民的政策回应表现出差异性特征。这些结论给政府的宏观政策评估提供了新的见解和视角。

中国农民分化的不同职业阶层

现阶段我国农民分化可概括为如下八种职业阶层:(一)农业劳动者阶层:它是由承包集体耕地、以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民所组成的群体。阶层成员以分散的劳动为主。

教育与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关于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分析

教育在阶级、阶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运用历史事件方法，着重讨论了在我国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凭资格对人们流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产生了很大影响，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在改革过程中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再向正规高等教育逐步强化的过程。

农村青年职业农民发展的社会学研究——阶层视角的应用

在转型期农村青年群体内部阶层分化的背景下,八零后回乡创业青年正在形成第一代“职业农民”,区别于新生代农民工和进城新市民。这一群体积极塑造新农民、新阶层的形象,和传统农民形成了明晰区分,可以从社会分工、生产方式、经营理念、政策意识等层面的实践来描述。青年职业农民嵌入乡村社会又相对独立,可扮演价值示范者、产业带动者和社会组织者等诸种角色,蕴含了现代性冲击下乡土重建、乡村振兴的独特社会机制。深刻理解这一新兴职业阶层发展过程有利于丰富青年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有利于国家和公众认识转型期乡村社会发展的内生性质,避免消灭村庄、消灭农民等激进现代主义思潮和政策。

影响女性阶层上升流动的社会性别因素——北京职业女性阶层流动影响因素调查研究

研究发现,不同阶层女性的上升流动经验差异明显;在争取向上流动的机会方面,女性个体较男性面临更明显的社会性别因素限制;女性个体反抗社会性别因素限制的力量有限,其“代价”也主要由个体承担;女性个体承担的“代价”对女性群体存在一定程度的负警示作用。因此,社会性别因素对女性上升流动的影响强化了落后的社会性别观念,不利于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的实现。

现代企业制度与现代职业企业管理专家阶层

本文对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伴行条件形成现代职业企业管理专家阶层的必要性作了简明阐述 ,并对现代职业企业管理专家阶层的利益机制与竞争机制 ,对现代职业企业管理专家阶层的培育三阶段 ,对现代职业企业管理专家阶层的正常存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