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个体职住迁移的武汉郊区新城职住动态平衡测度方法

郊区新城往往伴随着职住失衡。从行为视角来看,这主要是长周期建设中个体的职、住的单方面迁入和迁出造成的。然而,相关研究较少从个体职住迁移视角探究新城职住平衡动态过程,缺乏相关的分析方法,也未明晰其特征和规律。本文基于手机信令大数据,跟踪个体就业迁移和居住迁移的空间位置变化,提出了职住动态平衡的概念,以及用于测度和分析职、住迁入和迁出的同步、异步指数和职住动态平衡影响指数,以剖析职住动态平衡过程中的问题、动因、趋势,并以2017—2019年武汉郊区新城为例开展实证。研究发现:①武汉郊区新城以职住异步迁入为主,就业迁移比居住迁移数量更多;②各新城的职住平衡水平均偏低,但职住迁移促进了大多数新城的职住平衡水平;职住迁入大多推动了新城职住平衡,但迁出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推动了部分新城的职住失衡;③武汉东南新城的职住平衡状态更易受到居住迁移影响,而居住迁入是其职住动态平衡的主要动力,应重点完善多元化居住结构。该方法能客观反映区域职住迁移的互动、职住平衡的动态过程和动因,对优化城市职住关系、制定职住空间供给政策有一定现实意义,也为后续理论研究提供了方法基础。

体制转轨期煤炭资源型城市居民职住迁移路径及影响因素——基于安徽省淮南市(1998—2013)的实证研究

基于个体行为与城市空间互动的视角,以煤炭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体制转轨期城市居民职住迁移路径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总结不同社会属性居民与城市空间的相互选择方式,以期把握城市社会空间的重构规律,为城市社会与空间结构转型提供决策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三个阶段淮南市居民迁居路径分别表现为组团内部交互式迁移、临近组团跳跃式迁移和目的地组团集中跨越式迁移,居民转职路径表现为复杂网络化与多点指向化、集中化与趋业化以及趋利化与非矿化;2伴随着体制转轨程度的深化,三个阶段居民职住迁移路径表现为居住矿业乡镇化—就业下岗去矿化、居住乡镇城镇化—就业矿业商业化以及居住城区新城化—就业行政商业化;3分别基于次数和导向划分了居民职住迁移路径并分析影响因素,发现不同社会属性特征的居民对居住空间及职业类型的选择具有显著的差异性和互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