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郭沫若“职务写作”的复杂性

建国后,郭沫若在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事业中充当着文化引领者的角色,这就决定了他在建国后"职务写作"还潜藏着意义丰富的社会功利性。郭沫若此时期看似驳杂无序的人文性质的作品文本,不仅有规律可寻,更不缺乏文化层面的丰富意义。对这些意义进行深挖,不但可以显露郭沫若作为中国知名学者的文化气质和世界眼光,同时更能对丰富郭沫若建国后文化形象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并能顺理成章地挖掘蛰伏在"职务写作"下更为深层的复杂用意。

论郭沫若建国后“官员型学者”的身份特质

建国后,郭沫若作为新中国人文学界的领导人,对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和人文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导向作用,他不仅通过自己的文学写作来及时关注国内文艺的动态,而且还积极宣传文学具有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正能量,要有效地发挥这种正面力量来抵御世界范围内的反动力量。尽管学界已经对建国后郭沫若这种具有官职的学者身份有过研究,但对这种身份特质尚未明确界定,因此文章尝试从"公共人物"这一视角,用"官员型学者"这一身份特质对建国后郭沫若的"职务写作"进行研究,而这种身份特质鉴定也将为同时期同类作家的研究提供有益参照。

明初君臣唱和与台阁体

作为明代前期重要的文学动向,台阁体的兴起不仅缘于永、宣年间的清明政治,也是对洪武初年君臣唱和"祖风"的重新发现。明初君臣以诗唱和包括特定时令、场合以诗应制,君臣间以诗唱酬、联句,君王赐诗而臣下以诗应和等不同情形。这一风气的形成,与朱元璋本人喜好作诗有很大关系,又与上位者引导文坛风气走向、塑造符合王朝建构的士人精神的诉求密不可分。由此展开的明代前期关于台阁文学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明代前期文学的走向。明初君臣唱和创作的诗歌虽是职之所在的职务写作,却是台阁文人进行台阁体文学创作重要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