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权干预式”走向“当事人主导式”——解读俄罗斯对民事诉讼处分原则相关条款的修订

处分原则是最能反映民事诉讼特质的基本原则之一。俄罗斯在制定新民事诉讼法典时非常关注对于旧法中处分原则相关条款的修订。新法典在诉讼的启动、审判范围的确定以及诉讼的终了等方面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处分原则的"再原则化"与"去干预化"。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也处于"非原则"或"半睡眠"状态,倍受学界的质疑与批判。在今年我国启动民诉法"大修"的背景下,反观俄罗斯处分原则相关条款的修订思路与做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强化法院对涉众案件执行转接破产程序的职权干预——基于2011年至2014年沈阳市两级法院执行不能案件的分析

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涉众案件属于执行不能案件的特殊类型。关于2011年至2014年沈阳市两级法院执行不能案件的调研显示,2015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所规定的法院缓和式干预执行转接破产程序的规则与涉众案件之间存在着制度的非适应性,难以实现规范破产企业的市场退出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破产法制度目标。通过立法强化法院对此类案件的职权干预,设置执行转接破产的听证程序,并辅之以公共费用分摊、破产费用援助、中级以上法院管辖制度是必要的和可行的。

专家辅助人弱当事人主义化刍议

作为规范法院审判权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本法,民事诉讼法2012年的修改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此次修改将当事人聘请专家辅助人的权利从司法解释上升到了基本法高度,体现了规范和控制公权力、保障当事人权益的修法宗旨。专家辅助人制度作为英美法系专家证人制度的中国化而引入我国诉讼法,可谓是一次伟大的尝试,确有其积极意义。但现阶段,我国诉讼模式和理念正处于转型时期,证据法方面缺乏有效的交叉询问规则,专家证人已经严重当事人主义化,因此,若再过分强调专家辅助人的当事人立场,将不利于该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运行。

婚姻家事案件对诉讼程序的特殊需求

婚姻家事案件包括身份关系案件、与身份关系相联系的财产案件、婚姻家庭的侵权案件,以及其他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案件。这种案件不同于一般民商事关系的纠纷,其自身具有牵连性、私益性和公益性以及纠纷解决的紧迫性等特点。因而对与之相对应的诉讼程序也有特殊要求,即需要能动性的调解和法官的职权干预等。

构建婚姻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理性分析--建国初期婚姻司法实践经验之启示

婚姻家事纠纷有其特殊性,因而对解决该类纠纷的程序也有特殊要求。设立婚姻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应与一般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有所区别。职权干预原则、调解制度、诉讼与非讼原理交错适用理论等都适用于处理婚姻家事纠纷。建国初期便民服务的司法理念与现代司法理念具有一致性;专门机关与群众参与相结合、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结合的方式,仍有存在的合理性。

民事纠纷的社会性与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的构建

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的构建取决于民事纠纷,其影响因素主要是民事纠纷的性质和形态。除此之外,民事纠纷的社会性也是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构建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和视角,尽管相对于一般民事纠纷而言,具有社会性的民事纠纷是一种特殊情形。只有充分考量不同性质和形态民事纠纷的社会性,并根据其社会性程度的不同,设置与其相应的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具有社会性的民事纠纷,满足和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和基本价值追求。在民事纠纷社会性的诉讼应对方面,一般取向是采用职权干预和限制处分、判决效力扩张等措施,这些程序和制度形成了与一般民事诉讼程序和制度原则不同的例外与特殊。因此,不能将这些针对民事纠纷社会性的处置和应对措施及方法普适化、一般化,从而根本否定体现一般民事纠纷的非社会性或私益性的民事诉讼体制和原则。在当下我国民事诉讼体制转型过程中,需要注意当事人主导的绝对化问题,更要注意职权干预、处分限制的普适化问题。在具有社会性民事纠纷的诉讼应对方面,应当根据不同的情形和社会性的不同程度对其程序和制度作出明确的规定,提高应对的精准度和正当性,使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体系和制度更加丰富完善。

民事拟制撤诉的理念探析及制度重塑

拟制撤诉属于所有撤诉形态中极其特殊的制度存在,系当事人无明确的撤诉意思表示时由法院依职权启动的撤诉类型,为对当事人处分权运行原理的明显挑战及违背。基于拟制撤诉区别于其他撤诉形态的这一根本性特征,需要对拟制撤诉的运行理念及制度内涵单独予以审视考量。我国现行两类拟制撤诉启动事由与该制度存在明显非融合性,契合拟制撤诉的备位属性及制度特征,其应当始终遵循严格受控和高阶化运行之基本原则,谨慎地划定拟制撤诉的适用范围。将这一理念融入具体制度场域,就应当表征为来自启动事由及可运行程序阶段的双重限制模式构建。

论人民陪审制改革的价值导向

社会变迁与经济发展影响着人民陪审制改革的价值导向,社会公众的观念认知和利益实现也对制度改革提出价值需求。通过考察人民陪审制改革的立法和实践可以发现,强调法官和陪审员角色分工与协作、强化法官职权对陪审程序干预、回应现实司法需求、制度功能设计趋于分化是改革的价值导向。对实践中人民陪审制暴露出难题的化解以及未来人民陪审制的发展应围绕改革的价值导向稳步有序推进。

论民事诉讼的契约化——完善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作业

我国民事诉讼体制作为一个当时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产物,必然打下彼时代的痕迹,彼时代的社会特征是利益的非多元性、主体的非独立性。这一社会特征在民事诉讼上的反映是:在民事诉讼中忽视民事纠纷主体的自主性和主导性,突出的是法院的职权干预。在这种诉讼体制下也必然忽视当事人之间合意对民事诉讼解决纠纷的积极作用,导致我国民事诉讼规范和程序在本质上缺乏与市场经济社会实质相一致的精神--民事诉讼的契约化。因此,在当下思考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正时,我们就必须考虑如何将契约精神置入民事诉讼法规范和程序之中,以表达民事法律主体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自治性和主体性。本文系统地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契约精神缺失的原因,民事诉讼契约化与民事诉讼体制转型的关系以及诉讼契约化的制度建构,为完善民事诉讼法提供了一个新理念和思路。

瑕疵执行行为之规制——以执行对话模式的构建为中心

在"职权干预型"执行构造下,法官"独白"导致瑕疵执行行为客观存在且难以避免,既减损执行权威,又影响司法公信力。从保障当事人权益和执行权威角度出发,瑕疵执行行为应当得到治理,而规制瑕疵执行行为的路径,应当是由传统的"事后"救济向"事前"、"事中"转变,构建执行对话模式,确立对话理念,完善对话立法,遵循对话原则、控制对话范围、规范对话程序,健全对话措施,以推动执行对话的有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