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销范围的重新界定及查处职权配置的优化——基于《禁止传销条例》修改的思考

传销作为舶来品在我国历经了允许、限制到禁止的演进历程。面对当下传销与直销的纠缠及其多层级直销、不同类型分销经营模式的复杂,尤其是数字经济下新型网络微商的出现,修改《禁止传销条例》《直销管理条例》被立法部门提到日程。基于经济政策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禁止传销条例》修改有必要通过刑法及其相关规定、解释来重新厘定传销的边界范围,确保行政立法与刑事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衔接,保持法秩序统一下对传销治理的市场化、法治化。在传销性质界定上,应限定其范围,保持与直销新营销模式的协调;在治理方式上,实行由刑事治罪与行政治理并重向倚重行政治理转变,赋予行政执法足够的治理措施,改变现有冻结等措施向司法机关申请的规定,赋予其紧急止付等新的行政措施;在职权配置上,对诈骗型传销、经营型传销以及网络传销等新类型优化公安机关和市场监督部门以及其他部门的查处职权,构建重罚传销组织、领导者和约束积极参加者的梯度性规制体系,保持刑法的谦抑性,推进协同治理传销有效机制的建设。

网络社会警察职权的拓展与调适

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深度融入,警察职权不再仅限于物理空间的执法,而是必须在新的网络疆域内重新定义、确立和实施。这种变革体现在警察职权在网络空间的有效延伸,在打击犯罪和维护公民权益之间寻求动态平衡的能力提升,以及警察职权行使的社会化透明度增强等方面。公安机关亟需通过制度创新来科学引导决策权力,以灵活应对快速变化的网络环境;强化制度韧性以重构执法权力的高效执行体系,确保在打击网络犯罪时不滞后于犯罪手段的演变;借助严格的监管规范确保监督权力的合法性和公信力,从而实现对警察职权的整体调适,以期在网络社会下更好地履行治安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有效保障网络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安全秩序。

论“执转破”职权启动正当性危机的应对——基于比例原则的视角

依职权启动“执转破”程序是公权力对私权的干预,其职权运行理应保有一定限度。2022年《强制执行法(草案)》设置的“执转破”职权启动模式因与“终结本次执行”程序并行而存在过度干预倾向,或将导致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受损以及司法资源浪费,使“执转破”启动职权面临正当性危机。基于依职权启动“执转破”程序“权力-权利”的法律关系结构,比例原则为“执转破”启动职权限缩提供了独特视角,在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与均衡性原则的审视下,应明确职权启动应以当事人拒绝适用“执转破”为前提,并以债务人清偿能力穷尽做为职权启动的积极要件、破产无意义或负收益作为职权启动的消极要件,同时探索构建破产简易程序及“执破联通”信息化平台以提高程序运行效率。

论授益行政行为职权撤销的除斥期间——以《行政程序法》制定为视角

职权撤销是按照依法行政原则对违法行政行为的消灭,属于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行为。对于具有持续性法律效果的授益行政行为,毫无时间限制的职权撤销,将对其构建的法律关系网的稳定性及所涉利害关系人权益产生重大影响。职权撤销的期限在性质上属于除斥期间。出于维护法律秩序安定性、规范行政权、避免私方利益遭受更大损失以及避免“过”与“罚”严重失衡等考虑,授益行政行为职权撤销宜设置除斥期间。通过比较研究,出于不同规范功能,除斥期间宜采用短期限与最长期限相结合的方式。短期限采用主观起算标准,以行政机关知道撤销事由之日作为期间起算点;最长期限采用客观起算标准,以行政行为作出之日为期间起算点。因相对人欺诈而行政行为违法的,职权撤销除斥期间只宜设定短期限。

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更好行使职权

2023年6月2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人大机关组织建设的有力举措,充分彰显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

街道办事处在小区业委会换届选举中的职权行使

住宅小区几乎容纳了我国大多数的城市家庭,是城市社区重要的组成部分。住宅小区物业管理作为城乡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业主自治主要是基于小区物业管理的自治,具体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全体业主基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建立自治组织、确立自治规范,管理本区域内物业的一种基层治理模式。高效的业主自治,能发挥业主的公共精神和民主意识,有效组织业主及住户承担小区公共事务、履行公共责任,促进小区的和谐幸福。

庭审实质化压力下的事实认定过程——兼论陪审员参审职权改革

庭审实质化改革意在祛除事实重构对案卷的依赖性,要求裁判者依据庭审证据形成裁断。职业法官受限于较低的心证水平,其所承担的事实发现压力上升,参审职权改革后,人民陪审员可以起到补充单一视角、检测异常裁决和分担审判责任的压力消解作用。在二者共同进行事实认定的过程中,可分为三人庭中创造型的“积木模式”和七人庭中引导型的“拼图模式”。依据模式不同,前者应在同职同权背景下更专注人民陪审员的参与程度,完善分阶段的法官指引;后者则应在分职分权下重视对人民陪审员的引导,细化问题清单,同时重构评议规则。

上市公司独立董事专业协助职权的实现困境及纾解思路

独立董事的特别职权中,最具特色的是有关专业协助的规定,但是该职权在实践中鲜有发挥。为纾解独立董事行使该职权的困境,宜赋予独立董事必要情形下聘请外部咨询机构和审计机构的独立签约权,丰富独立董事的救济手段,给予独立董事行权的资金保障、外部平台保障和行权环境保障。为预防独立董事将专业协助职权作为责任减免的形式工具而滥用该职权,宜要求独立董事审慎行使该职权,赋予独立董事对信息的合理信赖权,同时引导上市公司理解和配合独立董事行使专业协助职权,允许上市公司在章程或者其他自治文件中对外聘的中介机构设置合理的门槛或限制条件。

论婚姻登记瑕疵的职权纠正——评梁某某诉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确认案

登记机关依职权纠正有形式瑕疵的婚姻登记有利于兼顾私法自治与依法行政两方面的要求。梁某某诉徐州市云龙区民政局离婚登记行政确认案的实质争点在于婚姻登记的瑕疵能否适用职权纠正。依职权纠正有瑕疵的行政行为是依法律行政原则的要求,可以在现有法秩序中证立。类比撤销判决的形成力,职权废除瑕疵行政行为的同时可能需要履行重作义务,才是完整的纠正;类比情况判决制度,职权纠正权要受利益衡量的约束。离婚登记仅是私法行为的生效要件,系私法确认性行政行为,废除存在形式瑕疵的离婚登记并不会导致已消灭的婚姻关系复活。本案二审判决以法安定性约束被告的职权纠正权,值得商榷。

行政执法职权下放的实践与探索

乡镇是基层治理的主要阵地,行政执法职权下放对于连通基层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行政执法权限和人员向基层乡镇转移,亟待将各级主管部门的专业化、规范化的执法队伍移植入乡镇基层。文章从水务部门行政执法职权下放的角度出发,提出行政执法职权下放过程中存在的难点与重点,为基层水务管理部门提升水行政执法能力提供经验与借鉴。

支持和保障人大代表更好行使职权

前不久,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决定设立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党的二十大对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指出“加强人大代表工作能力建设,密切人大代表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组建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第二次调整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执法职权的公告(粤府函[2024]200号)

根据广州市南沙区机构改革实际情况,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现就调整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执法职权事宜公告如下:一、将《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广州市南沙区等地开展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的公告》(粤府函[2019]113号)中,赋予广州市南沙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使的卫生监督领域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以及与行政处罚权相关的行政检查、行政强制职权,调整由广州市南沙区卫生健康局行使。

中世纪牛津大学校长职权初探

现代英国特色的大学校长制源于中世纪的牛津大学。牛津大学校长职位从1214年之后走向制度化,至16世纪中叶,校长一职完全虚化为名义上的大学首脑,副校长则成了大学的实际领导者。中世纪牛津大学采用一种民主管理的形式,其校长亦通过选举而产生,并代表教师大会行使大学内部的行政管理权,处理对外交往事务。牛津大学校长的权力既源于教会和王室所赋予的特权,亦源于教师大会所制定的各项法令。校长由此成为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大学的象征和代理人,具有崇高的荣誉和权威性。

行政滥用职权司法审查标准的反思与完善

滥用职权作为行政行为撤销的重要根据之一,历来饱受争议。由于立法上对滥用职权的概念没有作出权威解释,学界对滥用职权标准的界分也尚无统一定论,导致审判领域对滥用职权的适用不尽如人意,泛化适用或规避使用的情形时有发生。在新行政诉讼法体系下,采用主观、客观、职权三要件相结合的标准对滥用职权进行认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滥用职权标准的可适用性,优化法院对行政裁量的司法控制,并为行政诉讼司法审查体系的理论完善发挥建设性作用。在涉及滥用职权和明显不当这一组概念的界分时,可以采用实质和形式分离的方法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认定,提升行政诉讼的裁判质量。

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自行管理中职权配置的实践困境与优化建议

《破产法》第73条引入了破产重整期间的债务人自行管理制度,但关于职权配置的规定过于简单模糊。在注册制改革背景下,上市公司破产重整自行管理的适用频率显著上升,而细究规范与裁判,对债务人、管理人的职权配置存在不容忽视的分歧,如此不仅难以发挥自行管理的制度优势、难以保障上市公司重整质量,还将引发诸多理论与现实问题。宜将上市公司重整中的各项管理职权加以类型化区分,以最大化企业运营价值、剩余索取权人不明、降低规制成本作为考量要素,在债务人、管理人之间科学配置职权,以此构建职权配置的基础模式,并允许根据个案情况协商调整。鉴于债务人自行管理中可能存在的冲突与风险,还应完善与职权配置相契合的配套制度体系。

“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普适危机与程序应对

在当事人申请主义模式下,我国“执转破”启动运行不畅的主要障碍不在于参与分配,而是启动破产对当事人利益保障有限所导致的当事人同意“执转破”的动因不足,加之依职权强制启动破产的立法缺失,使“执转破”呈现“失范”现象。执行退出难和破产启动难激发我国“执转破”的变革,202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82条规定的“执转破”启动模式,将当事人同意调整为终结本次执行前提下的法院依职权强制启动,并叠加破产法院原则上应当受理,增设依职权启动的规定,由此确立我国破产启动的“当事人申请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二元模式。域外国家和地区的比较考察表明,虽然当事人申请主义是破产启动的主流,但职权主义并未被完全摒弃。其成因在于,国家应在执行和破产程序中把公共利益的考量纳入其中,破产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应有之义。职权进行主义在程序推进的同时要求,只要不再有进一步审理的余地,即使当事人提出异议,法官仍命令终结并不违反程序规定。就金钱执行而言,我国集中执行模式以债务人全部责任财产作为执行标的,奠定“执转破”职权启动与两法衔接的基础。从本质上说,“执转破”是国家净化市场的职权干预方案,实现特定主体的快速出清,故“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发展方向是依职权宣告破产并适用简易破产程序,快速实现债务人的破产清算。基于公共利益的考量,国家干预执行与破产具备正当性和适当性。然而,不加限制地普遍适用强制启动,将在一定程度上构成对当事人实体和程序双重权利的侵蚀,以及司法资源的超前消耗,摧毁“执转破”启动职权主义的正当性基础。是以,需在厘清执行法与破产法之间的关系、实现二者功能界分和制度协同的基础上,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即以执行对话缓和职权强制效果,以执行形式化原则穷尽被执行人含财产、信用、劳力在内的清偿能力,以审查破产利益去除非必要之“执转破”,限缩“执转破”职权启动的适用范围,为债权人权利实现,以及债务人法益保护提供制度供给与切实保障。

论学位评定委员会与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职权分配

学位评定委员会是作出学位授予终局决定的主体,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是评价学位申请人专业能力的主体,二者的职权由于存在交叉而引发分配困境。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属性不明,产生了职权不当扩张的风险;答辩委员会的决议效力缺乏保障,存在职权受到架空的可能;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定位模糊,引发了存废之争。未来《学位法》应明确:学位评定委员会的法律属性为综合性学位管理机构,兼具行政管理职能与学术权力,对学位申请人是否符合学位授予条件作出综合性评定;答辩委员会的法律属性为论文评阅机构,负责对学位论文质量展开专业判断;学位评定分委员会的法律属性为学位资格的预先审查机构。并且,学位评定委员会和答辩委员会之间应是平行关系,后者的决议是前者作出学位授予决定的基础,前者应对后者作出的建议性决议予以尊让,仅对申请人的学术能力作形式审查。当二者决议产生冲突时,应设立切实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执转破”启动模式研究——以职权辅助主义模式为例

“执转破”制度是贯彻中央供给侧改革、推进“僵尸企业”市场出清、促进社会经济转型与发展的有效措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由于制度初设、缺乏细化规定,“执转破”制度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常常遇阻,难以正常启动。针对“执转破”启动难问题,学界在关于如何设计和完善“执转破”的启动模式上提出了申请主义的改良模式、职权主义和职权辅助主义三种改进理论模式。职权辅助主义模式坚持申请主义为主、扩大法院启动移送破产程序职权,既能够维护当事人利益、体现破产程序私法属性,又能够兼顾社会公共利益、吸纳破产程序公法属性,因而最具灵活性、合理性和可行性。

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功能的异化与回归--以75份婚姻家庭继承纠纷判决书为分析样本

家事案件的身份与人伦属性,决定了家事审判中必须发挥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的功能。然而剖析裁判案例发现,在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尚存在认识不一、限度不明、积极性不足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相关立法较为粗疏、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及法院“案多人少”审判环境的限制难以契合家事案件的独特性。为更好解决家事纠纷,以“一般规定+特殊情形”方式明确法院依职权调取家事事项的范围,将释明制度与法院调查取证权进行嵌合,明确家事调查员为法官“事实”发现的审判助手,是切实发挥我国家事审判中法院依职权调查取证制度功能的应然路径。

代理风险与权力配置——中国古代防范官员滥用职权的关系学原理

由于圈子关系是官员滥用职权的前置条件,因此如何防范因关系的嵌入导致的代理风险,成为了古代政府组织防范官员滥用职权更为深层的难题所在。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明初政府尝试以巧妙的权力配置来限制嵌入性代理风险的激化。具体而言,朱元璋加强了集权与专制的程度,分化了中层官员及地方大员的权力,悬隔了县级官员与民间社会的关联,使得高层官僚圈子、中层官僚圈子与基层官僚圈子都得到了削弱,从而有效限制了嵌入性代理风险的激化。文章为分析我国传统政治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一种不同的解释,同时也为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