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体系下的非政府组织及其国际政治效应

作为一类国际行为体 ,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管理和国际参与方式等方面都有不同于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间国际组织的特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众多的非政府组织被纳入联合国体系之下 ,在经社理事会获得了咨询地位 ,确立了与联合国联系的会议机制和机构机制。随着国际参与能力的提高 ,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政治效应。尽管非政府组织有着重要的和建设性的作用 ,但总体上其全球治理能力还很有限 :其对国际政治的参与完全依靠公众舆论和说服力量 ,根本无力与主权国家相抗衡 ;它也不能轻而易举地适应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结构———联合国 ;

环境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体系

在全球非政府组织体系中，环境非政府组织是其重要组成部份。它围绕着生态环境的保护开展活动，其兴起是对传统的全球治理体制在制止生态环境危机、解决环境问题上的无能所作出的反应，是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的新因素，体现着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新的可能性。环境非政府...

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体系

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活动，是在８０ 年代以来全球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等方面发生剧烈变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它作为一种新型的民间国际组织力量，为全球治理体制注入了新的因素，为解决各种棘手的跨国和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可能。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活动，是在这两大体系的共同努力下实现的。迄今，联合国体系已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建立起了法律和制度框架，并形成了相互联系的会议机制和机构机制。非政府组织已能够在联合国体系中发挥日益增大的咨询、监督、项目实施以及影响决策等方面的作用。

对联合国体系可持续发展思想的理解

本文旨在全面地把握联合国体系所形成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和理论，阐述其最基本的、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六个组成部分，即：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发展的权利，可持续发展要求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当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和必要的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社会公正的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全民参与。

社会发展与联合国体系

90年代 ,联合国颇可为“社会发展”的重新受到重视而骄傲。社会问题无疑属于整个联合国机制中的核心任务 ,尽管工作是由各个国家承担。联合国及其专业机构———尽管它们之间还存在重要分歧———有着一些优势 ,可以在发展合作方面对促进社会发展做出适当的贡献。然而 ,它们也有各种各样的短处 ,明显降低了它们的作用 ,譬如说工作的零零碎碎 ,又譬如说总把各国政府作为对象 (如在措施的落实中 )。另外 ,在社会发展领域 ,联合国理论上能做什么 (例如所谓的“20/20倡议”与“人类发展报告”)与各国在实践中能做什么 ,这之间还存在巨大的差距。显然 ,目前需要加大改革力度 ,以使联合国及其专业机构能对社会发展及其他重要的发展政策任务做出更实在的贡献。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缘起及其局限性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具有全球性,并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构成根本性挑战的问题之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于1973年成立了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作为联合国体系内专门负责协调和催化全球环境保护工作的国际机构。它的成立,一方面大大促进了全球环境的治理进程,

论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与联合国的关系

随着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出现,各类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迅猛发展,已逐步渗透到国际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并开始对国际裁军、国家政治民主化、地区冲突等敏感国际问题发挥影响。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所开展的各项活动大多围绕联合国体系而进行,不断发展的当代非政府国际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合作关系更是非政府国际组织与政府间国际组织之间合作关系的典型体现。

近代国际货币治理体系的建构——全球视角和中国选择

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通过多种方式和角度呈现,货币问题是其核心命题之一。近代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于工业革命时期,伴随着早期殖民侵略和海外贸易在全球范围内扩张,先后经历了“一战”前的金本位体系,两次世界大战间的金块本位、金汇兑本位混合体系,“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国际货币治理体系是针对跨境货币流动形成的由价值观、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构成的治理系统,近代以来也分为三个与之相对应的历史阶段,即帝国秩序阶段、国际联盟体系阶段、联合国体系阶段。这一治理体系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考察近代中国货币体系在遭遇冲击后逐渐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过程,也就是从全球视角审视中国选择。这仍会有很多新的认识。

金砖国家崛起与全球治理体系

后金融危机时期的世界面临三大机遇同时也是三大挑战。其一,全球治理体系进入一个新阶段：美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下降;联合国体系难以适应新的全球问题;传统大国和新兴大国开始共同设定全球治理的议程。

建立健全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思考

"扎实推进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是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工作中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如何构建我国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作者在分析我国现行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在实践中得失基础上,对如何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体系创新和制度创新,建立健全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进行了思考。

中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基于实证分析的比较研究

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是有关国家对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性质、发展趋势、维护路径、本国与之关系等问题的看法、立场和主张的总和,对国家对外行为有重要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国家观念,它既可见于国家对外政策权威文件,也体现在一国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对外行为中。通过中俄对外政策文件,考察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之异同,并结合中俄有关国际政治安全问题的外交行为,特别是两国在安理会的投票,可以逆向透视两国国际政治安全秩序观。这种互补性研究路径结合文本解读与对外行为分析,使二者彼此验证,可弥补单一路径之偏颇。中俄均主张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政治安全秩序的稳定,推动多极化秩序朝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军备竞赛和外空军事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解决国际冲突,并非西方所谓的“修正主义国家”。中俄两国在对多极化的理解、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的手段和依靠力量、欧亚地区秩序、对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制度的尊重程度等方面有异。比较而言,中国之“言”(国际政治安全秩序声明)与“行”(维护国际政治安全秩序之行为)更显一致。

全球化、非政府组织、联合国与全球治理

全球化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引人注目的两个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的新兴历史进程，促使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革，推动了新型全球治理体制的形成。在全球化进程中，非政府组织兴起同联合国体系的演变与改革交织在一起。在面对共同挑战与解决共同问题的过程中，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之间的互动推动着新型全球治理体制的形成。

应对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联合国改革

一早在1996年7月,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就建议联合国大会第五十一届会议审议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所有各个领域工作的问题。进入21世纪后,联合国通过其领导人以及一系列重要文件,表明了要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和扩展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的活动,宣示了对这种参与所持有的积极的政策意向。联合国的这种积极态度。

国际关系中的权力模糊与联合国的未来

联合国安理会的执行程序设定反映了二战以后的大国意愿,是强权政治的体现,不符合当今国际秩序的现状和法治的要求。从制裁伊拉克到制裁利比亚,不仅表现出安理会不成熟的方面,而且暴露了其内在的缺陷。为此,需要对联合国进行结构性改革,以体现国际法治的权力分立、制约平衡、主权平等和区域民主的目标。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主权观与人权观的适时调整

改革开放的前十年是中国主权观和人权观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中国从改革开放以后,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同时比较活跃地参与到联合国人权机构和国际人权事务活动中。由于国际人权活动既定的游戏规则是在战后欧美国家主导下制订的,与中国长期坚持的主权观与人权观存在着固有的矛盾。中国的现代化战略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中国政府审时度势,对主权观和人权观进行了必要的调适,在坚持维护主权与适应国际人权活动规则之间寻求平衡点,为加速推进现代化进程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件。

人权指数的类型化研究

人权指数是对人权的量化监督,联合国、人权条约机构和各非政府组织经常在其实践中引入人权指数监测人权的实施。对人权指数可以进行类型化分析:根据是否以人权为主题,人权指数分为直接评估指数和间接评估指数;根据人权指数的编制技术,分为单一指数和聚合指数;根据人权指数使用的信息和数据来源,分为客观指数、主观指数和综合指数。联合国人权指标体系属于对人权的直接评估指数、聚合指数和综合指数,是人权指数建构的典范。人权指数类型化研究对构建中国人权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和启示。中国人权指数的设计应当以中国人权话语为基础,反映中国人权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

苏联在联合国的席位继承问题

众所周知,苏联是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又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常任理事国之一。由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体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所以,1991年末苏联的解体给联合国和国际社会带来了一个严重的政治与法律问题,即苏联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的席位继承问题。目前,在国际组织会员国的席位继承方面,并不存在普遍接受的国际法规则。在布莱尔利看来,依据一般国际法的原则,就效果而言新国家可以继承被继承国的条约义务,但是这些原则并不适合用于国际组织的会员国席位问题。那么,关于苏联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席位继承问题,从国际法上究竟应如何看待,本文拟作初步探讨。

本期说明

这篇评论由国际海洋学委员会秘书执笔;它把读者引进一个新的海洋世界。作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海洋科学家,专门研究生物资源经营管理。曾任粮农组织中的渔业资源和环境处处长多年,1974年后返回葡萄牙。并历任科学技术部部长高级顾问、海洋资源和环境研究主要领导人和葡萄牙出席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代表团首席代表等要职。

变革议程——纠正四个失误——《2011年全民教育全球检测报告——潜在危机：武装冲突与教育》（连载十八）

本期报告，也即本年度的最后一期报告，概述了在受冲突影响国家的教育领域当中所存在的四种失误，要想在保护、供给、重建与和平建设方面扭转这些失误，需要在许多重要的领域采取许多全球协同的行动。本部分报告提出了一些具体可行的举措，各国政府、各捐助方、联合国体系以及整个国际社会都可以根据这些措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