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下的公司人权责任

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融入人权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从本世纪初开始,受全球契约的影响和鼓舞,联合国人权机构试图制定相应的治理准则。公司人权责任有着坚实的法理基础。人权理事会通过的《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所设置的"保护-尊重-补救"框架不仅为公司的人权尊重责任规定了一套规范性的指导原则,还设立了公司履行尊重人权责任的一般原则,确定了公司人权责任的范围,提供了人权负面影响的防控、缓解和消除以及相关救济措施。这些规定对于塑造公司人权态度,传播人权理念和促进国际人权法的发展将带来深远影响。

构建联合国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规范路径选择与实现悖论

在联合国层面制定工商业与人权条约是近几年来国际社会在工商业与人权领域进行“硬法”规制的重要探索。从规范的效用逻辑来看,构建国际人权规范的路径通常包含影响管控和损害补救两种方式。与传统国际人权文书制定路径不同,工商业与人权条约草案历经多轮谈判修订后日益呈现出浓厚的“损害补救主义”色彩,意图构建“跨国司法补救”体系,其背后的决定因素包括支持条约起草的发展中国家的求偿诉求、国际人权法体系难以直接为工商企业设立人权保障义务的理论屏障、自愿规范的低效性导致的强化“硬法”约束趋势以及破除国家保护主义等深层次原因。工商业与人权条约的谈判过程客观上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以《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为代表的“软法”规范的反思适用,使得国家日渐重视企业供应链人权尽责国内立法和工商业人权影响的国际规制,同时也对条约谈判进程本身提供了改进反馈和机会。鉴于此,我国在主动投入工商业与人权的国际治理、积极而审慎地参与条约谈判的同时,也应加快构建我国工商业与人权尽责规范体系和多方治理体系。

工商业与人权视角下的企业环境责任——以碳达峰、碳中和为背景

企业环境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在环境领域的体现。为企业环境责任引入人权视角,其目的在于强调企业在环境人权保护领域负有相应的责任。在我国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各项工作中,工商企业作为主要的经济主体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环境责任的实现,是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我国可参照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中所蕴含的丰富路径供给,从政府、企业与社会三个层面构建机制,确保企业的环境人权责任在碳达峰、碳中和背景下得到落实。

企业人权责任的历史演进与未来展望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历程显示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治理的复杂性,也反映出规范企业人权责任的迫切性。自20世纪70年代起,企业人权责任制度历经萌芽期和发展期,具体制度的建构在"软法"与"硬法"间往复。"全球契约"与《联合国指导原则》是"软法"治理的典型代表,当此类"宣言性"文件无法填补既存的治理间隙时,人权理事会下设的"政府间工作组"开始围绕工商业与人权议题开展新一轮国际立法尝试。2019年《修正草案》与2003年《准则草案》相比获得诸多支持,但通过"软法"或"硬法"规范企业人权责任的国际共识尚未达成。历史经验表明,多层治理与国际合作是企业人权责任制度发展的可行路径。

工商业人权条约的适用范围研究--兼论中国参与工商业人权条约进程的必要性与途径

《联合国指导原则》实施以来,要求通过国际立法弥补治理间隙以规范企业人权责任的呼声日渐高涨,工商业人权条约进程应时而生。《文书草案的要素》《零号草案》和《修正草案》代表着工商业人权条约进程的发展现状,国际层面对条约适用范围的理解未成共识。工商业人权条约的适用主体应是所有国家和所有企业;适用行为涵盖所有商业活动,包括不具有跨国性质的商业活动;界定受保护的权利时应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的组合,以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基础并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中国有必要积极参与工商业人权条约进程,通过联合国、政府、企业与民间团体的不同路径,提出中国方案,促进工商业人权条约的发展。

国际体育赛事中的人权责任与适用标准

国际体育赛事中频繁出现的人权争端对国际体育赛事的利益攸关方提出了挑战,但国际体育赛事中的人权责任不能仅仅归咎于体育组织,而应当由多方当事人组成的赛事组织共同承担。传统上解决体育争端的国际体育仲裁院并不是解决国际体育赛事中运动员人权争端以外的其他人权争端的合理机构。无论是国家法院、区域人权法院还是体育仲裁院处理人权争端,原则上都要将《联合国工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作为衡量当事各方人权责任的标准,国际体育组织也应当在赛事的申办、筹办和主办过程中将该原则作为衡量当事各方遵守人权的标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