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中国立场与核心问题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的出台及经联合国特设委员会投票通过,是中国、俄罗斯等发展中国家阵营不懈努力的成果,但仍然面临严峻挑战。中国应当以维护国家主权和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为前提,贯彻打击网络犯罪的基本立场:扩大公约草案所主张的定罪范围和适用犯罪,并进而扩大公约的适用范围及影响力;抵制或限制以“数据控制者模式”为特征的单边取证模式的适用,积极推广我国刑事证据出境审查工作机制,探讨基于数据主权的跨境调取电子数据解决方案。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困境与优化进路

拟定中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是在中俄倡导下,由联合国主导的一部旨在有效打击网络犯罪的全球性公约,这一公约的谈判已接近尾声。通过分析不同谈判阶段的公约草案,并与世界各国关于网络犯罪的刑事立法以及网络犯罪国际立法的有关公约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公约草案存在刑事定罪条款滞后于网络犯罪现状、未能反映整个国际社会的立场与利益、管辖权设置不合理等方面的问题。应当在公约中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并且基于对网络主权附属于领土的认定思路,倡导对“刑事定罪”“管辖权”“程序措施与执法”“国际合作”相应条款进行修改以践行主权原则,合理增设侵犯网络财产犯罪、网络恐怖主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等网络犯罪类型,并依据网络主权原则设立优先管辖原则以解决网络跨国犯罪管辖权积极冲突。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分歧及展望

虽然各国基于现有国际法文书和本国利益诉求在拟定中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过程中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但是,更重要的是,公约谈判过程反映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其背后蕴含的主权与人权之争。尽管公约谈判“前路漫漫,坎坷重重”,但是总体上仍朝着审慎乐观的方向发展。公约谈判进程的开启,代表中俄等国倡导的网络犯罪治理“全球模式”开始占据一定优势,未来“全球模式”与“区域模式”可望发挥兼容并包的互补作用。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草案条文若干问题述评

拟定中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已经进入具体约文打磨阶段。就目前发布的前三章关于总则、定罪以及程序措施和执法的案文初稿来看,为了构建对约文具体措辞的谈判主张,需要着力研究约文存在的立法技术问题,同时,关注网络犯罪治理议题与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议题的体系交叠现象,并前瞻性审视公约义务转化为我国国内法予以适用是否存在障碍。

2022年度《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进展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是联合国在网络领域主持制定的第一个公约。2022年,公约谈判特设委员会举行了三次正式谈判会议,取得一系列积极成果,但是各方在公约术语、基本原则、定罪范围、国际合作等方面仍有较大分歧。目前,特委会主席草拟并散发了公约前三章(一般规定、定罪、程序措施与执法)案文建议,并将于2023年举行的第四次谈判会议上进行讨论。中国政府将秉持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继续建设性参与公约谈判,推动达成一份普遍适用、务实高效的打击网络犯罪公约。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刑事定罪”部分评述

拟定中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是在中俄等发展中倡导下、由联合国主导的一部旨在有效打击网络犯罪的全球性公约,这一公约的谈判已经正式拉开帷幕。作为公约谈判的基础,《公约》案文的主要成就体现在规定了保护主权原则和尊重人权原则、规定了刑事责任的一般原理,并且力求在网络犯罪罪名设置上实现求同存异。当然,《公约》的当前版本仍存在体系性、包容性、明确性、合理性和前瞻性等方面的问题,亟待在今后的谈判中予以解决。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进展、前景与展望

联合国大会于2021年5月27日通过关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谈判安排的决议,定于2022年1月启动谈判(决议具体内容可查阅联合国网站)。这标志着联合国主导下首个网络国际公约谈判正式拉开帷幕,是网络规则空间国际制定的重大进展。一、进展2019年12月,第7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由中国、俄罗斯等共提的第247号决议,授权设立政府间特设专家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委会”),谈判打击网络犯罪全球性公约。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原定于2020年启动的《公约》谈判进程被迫推迟。

积极参与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 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根据2019年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的第74/247号决议,决定在联大框架下成立特设政府间专家委员会,即特委会,制定打击网络犯罪的全面国际公约。这是国际社会为应对网络犯罪这一全球性挑战迈出的重要一步,将有力促进各国在打击网络犯罪领域的国际合作。一、制定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源起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全球网络犯罪滋生蔓延,且作案手法不断翻新,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以我国为例,据统计,网络犯罪已占刑事犯罪总数的近三分之一。近年来,我国检察机关办理网络犯罪案件数量逐年大幅上升,年均增幅达30%以上。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 相关法律问题的各国立场

面对网络犯罪这一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从未停止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制定规则的脚步。作为打击网络犯罪国际规则讨论的重要平台,联合国网络犯罪问题政府间专家组自2011年至今,已经举行了六次会议。各国通过在会上发言、提交书面评论等方式深入交流关于打击网络犯罪的本国立法、最佳实践、技术援助及国际合作信息。根据2018年通过的联大第73/187号决议,各国还就打击网络犯罪面临的挑战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书面意见,并最终形成向联大提交的网络犯罪问题报告。2019年12月,第74届联大通过第74/247号决议,正式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启打击网络犯罪全球性公约谈判进程。各国在上述多边平台表达的立场和提出的建议,很大程度上也将在公约谈判中延续,对我国确立在相关法律问题上的立场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跨境数据取证中的公私合作——以《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为视角

作为数字时代“自创生”的新模式,跨境数据取证公私合作实践折射出复杂的国际法治新课题。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来看,公私合作是被证明行之有效的跨境数据取证方式,但缺少国际法基础。基于数据主权的相对性和发展性,网络空间的跨境数据取证并不必然与他国数据主权相冲突,关键在于为跨境数据取证行为提供正当性依据。根据系统论法学,跨境数据取证主体的判断标准核心仅在于对数据的占有和控制能力,那些多元化的没有固定类型的公私合作行为也应当被吸纳,而且需要融合公法救济与私法救济机制。中国等国家牵头发起的《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谈判为构建跨境数据取证公私合作新规则提供了契机,其相关内容应当充分考虑新的国际法观念、国际法主体、国际法行为和国际法救济机制,引导各个国家和地区创新跨境数据取证公私合作机制,促进治理网络犯罪公私合作新秩序的建立。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的制度设计

2024年8月8日,联合国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特设委员会(以下称“特设委员会”)经过投票,一致通过了首个全球层面的网络犯罪公约——《关于打击为犯罪目的使用信息和通信技术行为的全面国际公约》(又称《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的决定

(2023年10月24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批准2002年12月9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在纽约签署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关于打击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补充议定书》(以下简称《枪支议定书》)。同时声明: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受《枪支议定书》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约束。二、关于《枪支议定书》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在国内制定更为严格的法律规定,以预防、打击和消除非法制造和贩运枪支及其零部件和弹药的行为。

论《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与我国刑事司法理念之转变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通过一系列刑事司法原则以及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刑事司法理念的统一。然而,面对我国的现实国情,针对两大理念的现实冲突,我国应当在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积极转变司法理念,朝着以人权保障为依归的方向演进。只有这样,我国的刑事司法改革才能顺应世界司法改革的潮流,才能实现两大理念的动态平衡,才能将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一以贯之。

聚合国际司法力量惩治跨国犯罪之全球法律框架——《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评介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第55届联合国大会第62次全体会议于2000年11月15日通过 的。公约产生于深刻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技术背景之下。公约对一些刑事司法的重要概念进行了界定,确立了 “主权原则”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在机制上进行了很多创新,还规定了有关“取证”、“没收和扣押财产”等刑事诉讼 程序,是一部刑事实体法和诉讼法都有所兼顾的国际文书。公约旨在建立一个遏制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全球性综合 法律机制。它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解析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是当前国际社会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法律依据,公约附属的三项议定书则针对贩运人口、偷运移民和贩运枪支等跨国犯罪的制裁进行了全面的规范。公约和议定书在协调各国法律的基础上,强调国际刑事司法的一般准则,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构想和制度设计。本文在回顾公约及其议定书制定过程的基础上,对公约与议定书的相互关系,公约所确定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以及特定的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与分析。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介评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出台的历史背景主要是:跨国有组织犯罪在全球呈日益猖獗之势;跨国有组织犯罪造成的危害极其严重;跨国有组织犯罪不可能在国内一级加以解决;有关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法律文件的制定为《公约》构筑了基本框架。《公约》的立法突破主要表现在:加强了国际合作的力度;首次规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国际犯罪的主体类型得以拓展;普遍管辖原则获得进一步发展;创制并发展了时效延长制度、引渡程序简化制度等一系列新的制度;强化了预防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功能。

《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特委会会议综述

2022年,《联合国打击网络犯罪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特委会召开3次谈判会议,第一次会议于2月28日至3月11日在纽约举行,第二次会议于5月30日至6月10日在维也纳举行,第三次会议于8月29日至9月9日在纽约举行。我国外交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中央网信办、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司法部、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常驻维也纳代表团等组团参会。

我国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对策思考——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制定了一系列刑事司法原则以及相关实体法和程序法的规定,以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为中心目的,为世界各国构筑了国际合作的法律平台。根据我国的有组织犯罪的情况,我国应当在吸取国外先进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在加强有组织犯罪预防、完善打击有组织犯罪立法、加强司法制度建设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等方面,积极探索,从而在预防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主动应对。

我国反贿赂犯罪立法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的冲突及调适

我国反贿赂犯罪立法与《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在贿赂的范围、行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行贿罪的犯罪形态、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等方面存在诸多冲突。根据"条约必须遵守"的国际法准则,我国必须修改反贿赂犯罪立法之规定,使其与《公约》规定一致,从而为《公约》在我国的适用扫清障碍。

从我国打击网络犯罪检察实践看在联合国框架下推进建立国际合作与预防犯罪相关机制重要性

近年来,我国检察机关在依法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积极参加联合国网络犯罪政府专家组有关会议和活动,并建言献策。从我国检察机关打击网络犯罪的实践角度审视,需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相关惩治和预防国际合作机制,早日出台打击网络犯罪的国际公约,以期提高国际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