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对创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贡献

蒋廷黻作为战后中国善后救济事业的领导者,代表中国政府参加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创建工作。在此期间,他先后参加了《联总协定》的签字仪式、出席联总成立大会、积极递交议案、参加座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表广播演讲等重要活动,并通过不同方式,阐述了有关的主张,包括联总的使命、战后中国的需要、动员美国多出力等方面。蒋廷黻为联总的顺利诞生及促使它对中国进行大力援助发挥了重要作用。

合作与冲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对华物资禁运述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但是中国的善后救济却面临重重困难,如何有效地将联总物资进行储运和分配,行总和联总有许多截然不同的设计和规划。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与摩擦,不可避免地导致了1946年联总对华物资禁运事件。

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和解放区的救济事务

联合国救济善后援助原本是人道主义救援活动,不带明显的政治色彩。然而,重达250万吨的联总物资,意外地卷入一个内战的国度,最终可能直接或间接转化成影响战局的重大要素,难免引起交战双方的激烈争夺。国民党政府利用其接收、分配联总物资的权力,极力阻挠解放区公平分享联总物资。在解放区救济总会的据理力争和联总驻华办的同情支持下,解放区获得大约8万吨联总物资。这有力地维护了解放区人民应得的利益。

1945年—1947年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述论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是1945年国民政府为接洽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在中国的善后救济工作而设立的一个临时机构,在它存在的3年时间里(1945年1月1日—1947年12月31日),共接收联总物资236万吨,价值逾5亿美元,并开办了多项紧急救济与战争善后事业。本文试图在梳理相关史料的基础上,对行总的善后救济工作做初步评析。

从联合国归来谈联合国──访中国第四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

从联合国归来谈联合国──访中国第四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韩琳“联合国是一面镜子。它的发展反映了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主要潮流，也反映了历史潮流中存在的主要困难、障碍和问题。”中国第四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李鹿野开门见山地对记者说。在纪念联合国成立５０周年的时...

联合国官员严斐德苏皖边区考察记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已有百年,经过数代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者的努力,国内所存新中国成立前的革命历史档案已有非常细致的发掘和研究。近年来,海外所藏的中国革命档案,愈加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有着诸多宝贵的发现。经过仔细发掘,笔者发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官员在解放区进行善后救济工作的部分档案中,有一份非常珍贵的有关抗战胜利后解放区状况的报告。本文基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医疗官员Fritz A.Jensen(中文名严斐德)的苏皖边区考察报告原始档案写成。[1]通过严斐德的记录,可以增进学界对抗战胜利前后苏皖边区状况的了解。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诞生及其使命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以下简称“联总”)孕育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考虑到战后初期战争受害者可能面临的生存困境 ,美英两国决定动员其本土未曾遭受敌国直接入侵的联合国成员国捐资 ,对战争直接受害国及其难民提供大规模善后救济援助。为执行上述使命 ,联总应运而生。短短两年间 ,联总将价值 39.6 8亿美元的 2 4 1 0万长吨 (即“度、量”单位简称 )稀缺资源无偿地馈赠给中国、波兰、南斯拉夫、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意大利等国人民 。

外援与重建:中国战后善后救济简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联合国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对战争受灾国进行善后救济。庞大的善后救济计划成绩斐然但不无遗憾,联总对中国的善后救济不得不卷入战后国共两党的政治纠葛和战争冲突之中。联总对中国的善后救济体现了西方人道主义理想,但却不幸遭遇了中国政治纷争的冲击。

1946—1947年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工作述评

1946年1月至1947年12月,国民政府运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的大批物资,在其统治区内展开了长达两年的善后救济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居间国民党政府却发动了反共内战,激烈的军事政治斗争又使善后救济的成果几乎丧失殆尽。本文拟对善后救济工作的起源、推行及其利弊作一探考。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中国活动照片

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霍宝树在关于组建“行总”空运大队协议书上签字。 图中前排左起：陈纳德、霍宝树，后排左起：“联总”物资供应局副局长格林、威劳尔、“行总”副署长李卓敏。

从人道救济到战略物资: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华医药物资分配问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同盟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渐增多。到了抗战后期,中国对外联系通道中断,抗战大后方对海外援助的医药物资愈加依赖,海内外多方力量艰难地建立起海外医药物资援华渠道。抗战胜利后,这种援助并未断绝,而是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统筹安排下,在同盟国内部继续发挥作用,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战后的复员与重建工作。国民政府将获得的部分医药物资用于江苏省卫生行政重建,试图以卫生行政复员的方式为可能发生的军事行动做准备,并加强对“绥靖区”苏北地区的控制与影响。表面上国民政府按照“一视同仁”原则“合理”分配物资给苏北解放区,实际上不仅削减物资数量,还暗中调查物资流向。内战一触即发之下,原本具有国际人道主义色彩的救济物资逐渐变为战略物资,这也导致医疗卫生与政治军事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

国际卫生组织与冷战初期盘尼西林生产方式的传播——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欧活动和美国医药援华会在华事务为例

1946年年初,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宣布了一个新的项目:将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意大利、南斯拉夫、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建设盘尼西林(青霉素)工厂。该项目并非旨在给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提供临时药品救济,而是希望这些国家借此可以自食其力。因此,这六个国家不仅可以无条件地获取盘尼西林,而且还有机会赶上药学研究的最新趋势。从长远角度看,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盘尼西林工厂项目实现的科学知识与技术手段转变,很可能成为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在该项目领域内所留下的最宝贵和最有效的遗产。在更早的时候,美国医药援华会(ABMAC)也向中国提供了一个盘尼西林生产工厂。本文通过论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盘尼西林工厂项目从启动到瓶颈期再到最终阶段的发展历程,旨在评估20世纪40年代世界范围内国际卫生组织在盘尼西林生产方式的传播上所发挥的作用。在更广阔的视域下,本文还试图为重新界定参与国际卫生组织善后救济项目的各位科学技术专家的角色——从顺从的雇员到积极的改革者——贡献自己的识见。

甘乃大女士与罗格斯大学藏华中救济工作档案(1946)

美国罗格斯大学收藏有一批与抗日战争结束后华中地区善后救济有关的原始档案。这批资料于2008年在图书馆内被发现,收藏者是美国社会工作者罗丝·甘乃大,是甘乃大女士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湖北分署工作期间经手的文件。应时任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行总”)湖北分署副署长的杨显东博士的要求,甘乃大还介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原解放区的救济工作。这批资料对于研究联总的历史、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当时的国共冲突均有价值。

战后工业化的努力:乡村工业示范的兴起和发展

乡村工业示范是抗战结束后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资助下建立的一个农业善后项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倾向于使之能为善后救济生产物资,而中国人则希望由此能促进中国乡村的工业化。结果,示范组未能有效的实现生产救济物资的目标,却为乡村工业示范做了大量的准备。联总结束后示范组改为示范处,示范处则明确了促进农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目的,宣称不再具善后救济性质,并积极开展了以技术推广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工业示范活动。然而,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趋于恶化,乡村工业示范事业最终黯然结束。

河南省战时损失调查报告

Ⅰ绪言自二十七年起豫省即一部沦入敌手,近年来旱灾、蝗灾、匪灾及黄河泛滥等灾相继而至,迄三十四年秋季止,全省一百一十县中儿无一县未受敌寇侵扰,尤以二十七年之黄泛与三十一年之旱灾,全省被淹毙饿死者几达三百万人,其灾祸之重,实为全国所罕有。本署召[有]鉴及此,爰于三十四年十一月九日由调查处派敬之会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顾问穆懿尔(Reymond.T.Mayer)与专员班乃尔(Mildred Bonnell)二氏暨农林部代表王绶由渝经陕赴豫实地视察该省战时农业损害概况,但实际调查时除着重搜集农业资料外,关于难民。

有关1948年公谊服务会医疗队进入解放区的一组史料(上)

香港艾斯豪斯路主教区何明华主教 亲爱的何主教: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一位服务会成员来香港会见那里的共产党领导人这一举动是否得当?公谊服务会现在明白,它的相当部分工作是在有争议的地区,或者说至少算得上是不稳定的地区进行的。事实上,我们整个在共产党辖区的项目都有些不确定。我们极其希望得到安全担保并达成协议,以继续在共产党辖区的工作。随信附上的备忘录将显示现在的形势以及我们自己在河南已经尝试过的措施。你将看到我们并未达成过真正令人满意的协议。在河南,似乎没有人想来与我们进行交涉,你会在备忘录中看到,本会河南工作人员建议我们直接与高层而不是河南地方官员进行接触。由于通过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联络这条线已不存在,似乎完全与外界隔绝了。除了经河南而外,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从上海给共产党高层官员传递消息。

试论战后“联总”对华耕畜援助

抗战时期中国农村耕畜损失惨重,迫切需要补充。战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CNRRA)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申请耕畜援助,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将骡子作为大规模耕畜援助的品种输入中国,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接收并短期饲养了骡子。随后,在双方的共同配合下,骡子被分配给山西、河北及平津地区的农民及农业团体,用于农业生产。在申请、接收、饲养、分配骡子的过程中,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与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既有合作又有龃龉,前者作为援助方掌握了物资供给、分配的主动权;后者则因情势所困,处于被动地位。双方关系不和,影响了援助事业的展开。以骡子援助中国是战后大规模外援的一个极小案例,却可以折射出许多深层次的历史内涵。

中国近代农业史事分类编年

八、土壤肥料之部1905年 洋商在上海等地推销化肥。 1906年济南的济农公司经销进口的化学肥料;1907年德商礼和洋行在上 海印发《格致肥料改良农务种植全书》,这是一本向华人推销化肥的宣传品。 1910年或稍前,广州市内已有两三家商店出售化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