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不到案制度下的“查明义务”

不到案制度旨在实现到案国与不到案国诉讼地位的平等,法庭通过履行查明义务实现对不到案国的保护。由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争端解决机制在确立管辖权以及其他程序性规则上存在特殊性,法庭需要结合实践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五部分的条款,才能厘清查明义务的内涵。判断法庭是否充分履行了查明义务,不仅需要从形式上考察法庭履行查明义务的方式,还需就法庭对有关证据的适用和相关条款的说理进行实质性分析。

适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2条解决气候变化对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国际法问题

在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咨询意见程序中,小岛屿国家希望通过国际海洋法中海洋环境保护规则的解释和发展推动其他国家承担更多具体的气候变化减排义务。其焦点在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二部分项下海洋环境保护义务在多大程度和范围内为气候变化的减缓和适应义务提供具体履行评价标准。《公约》第192条规定了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一般性义务,并可以通过与其他国际法义务的系统解释为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保护和保全义务及其履行标准提供参考。但是,《公约》第192条的解释和适用必须考虑气候变化导致的海洋环境有害影响的特殊性,必须以气候变化法律体系所设定的义务为限度,考虑国家各自的能力和发展需求,促进《公约》与全球气候变化法律体系的协同治理。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强制调解的适用问题研究

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设立的一项和平解决海洋争端的政治方法,强制调解逐渐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兼具政治和法律方法属性的强制调解在解决海洋争端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在充分尊重当事国主权与意愿的前提下,通过规范化程序的运作,为争端解决提供有效建议。在使用强制调解解决海洋争端的过程中,明确可适用及应排除的争端范围、确保调解委员会应有的职权以及提升调解报告影响力,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强制调解的效能,从而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实现海洋和平安宁。在其他争端解决方法成效并不显著的情况下,强制调解可以为海洋争端的解决提供新的思路和路径。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缘起之国际政治学分析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历史重大转折的集中体现和重要组成部分,其缘起可在国际政治框架内加以解释。大致而言,四个方面的发展推动了这次会议的召开。一是科技进步和人类开发海洋能力的增强,导致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海洋资源和环境污染问题,由此产生了从法律层面抑制单边行动和国家间冲突的需要;二是发展中国家以联合斗争的形式,向以“海洋自由”原则为基础的旧海洋法秩序发起冲击,并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国家海洋管辖权的主张,希望重塑整个海洋法秩序以赋予这些主张合法性;三是成长为海洋大国的苏联海洋利益立场发生变化,它主动与美国接触,达成了召开国际会议、确立12海里领海和国际海峡自由过境制度的共识;四是深海采矿需求的出现及其引发的国际海底法律地位问题辩论,成为会议召开的直接动因。以上四个方面在影响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之核心议程的同时,也决定了会议的发展中国家与海洋大国之间博弈的基本格局和利益“交易”的本质。

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的认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效控制条款解释及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底区域勘探开发资格条款中“有效控制”的规定语意模糊,国际海底管理局秉持监管控制解释思路,致开发资格标准过于宽松,纵容了“借壳开发”行为。单一监管控制标准混淆国籍与有效控制概念,强化发达国家国际海底区域开发的支配地位,严重违背了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有效控制条款解释与适用,应借鉴国际法中对资源的实际管控能力与国内法中对经营管理施加影响的经验,引入经济控制要素,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框架下,综合运用条约解释方法。构成要件可参考领土主权中的有效控制,分为排他行使控制权意愿的主观要件与存在监管控制和经济控制的实际联系的客观要件。后者判定应采取实质性审查立场,以监管控制为原则,经济控制为例外。其中,经济控制以实际控制人、利润分配流向及申请主体中主要经营管理机构及人事控制机构成员所在国逐步判断。中国正处于深海立法的探索阶段,应充分利用法律解释工具,为深海治理议题贡献中国智慧。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背景下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管辖权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确立的重要权力,是沿海国管辖权在海上的延伸。我国海事管理机构作为海上重要执法力量,在国际法和国内法双重构架下,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执法存在界限不清、权力不明、执法薄弱等问题,不利于海事巡航价值的体现和对专属经济区权益的维护。要推进海洋基本法等立法工作,加强执法实践和国际合作,不断破解海事在专属经济区内的执法问题,维护我国海上权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军事活动认定过程中“相关因素” 标准的考量、修正与中国应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缔约国对包括军事活动在内的争端事由作出声明,以排除该公约争端解决机构的强制管辖。但该公约本身并没有为军事活动提供定义,从新近国际海洋法法庭和附件七仲裁庭的司法实践看,二者倾向于综合考虑案件的“相关因素”对军事活动进行认定。然而实践中“相关因素”这一标准为军事活动的认定设置了较高的门槛,导致军事活动例外规则被束之高阁。因此,需结合条约解释规则对军事活动之原有意涵进行探寻,对“相关因素”标准进行修正:重视“争端主体”因素、重拾“争端背景”因素、增加“争端区域”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对稳定的军事活动认定模式。中国未来若因军事活动争端涉诉且选择应诉,也应结合“相关因素”标准的特点展开论述,争取适用军事活动例外。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发展与界限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被国际社会广泛认为是“海洋宪章”,构成规制所有海洋活动的法律框架。在国际司法和仲裁实践中,通过演化解释等方式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条款适用于该条约缔约时未出现的新问题,甚至将条约条款进行明显不同于文义的新解释,已经成为近年来国际裁判实践的一种趋势。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海洋宪章”地位具有其必然性,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已经成为国际共识。另一方面,《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不能解决所有海洋问题,该公约未予规定的事项,应继续以一般国际法的规则和原则为准据。因此,如何确定该公约解释和适用的“界限”尤为重要。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下仲裁实证研究

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构建的争端解决机制中,附件七下的仲裁属于法律争端解决方法,程序的启动和裁决的执行均具有强制拘束力。该程序在适用中出现了排除适用范围不明、效率和公正较难平衡、仲裁裁决执行力弱的问题。从尊重主权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出发,附件七下仲裁的排除适用范围不仅应包括海域划界争端、历史性海湾或所有权争端以及必然涉及审议与陆地领土的主权或其他权利有关的争端,还应包括与这些争端密切联系的争端。附件七下的仲裁启动后,应实现程序便捷高效和裁决公正合理之间的平衡:强化与划界或历史性所有权密切联系的争端中当事方合意的必要性,并侧重实现裁决公正。对涉及渔业资源、扣押船舶及船员等亟待解决的争端,则应侧重案件审结的效率。为了保证仲裁裁决的有效执行,除完善相应的执行机制外,还可以加强与其他争端解决机构、国际组织和区域组织的合作,以及引入国家责任理论中的反措施及相关规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中“一般国际法”的界定与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将其未予规定的事项诉诸一般国际法规则和原则。一般国际法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以来未得到充分重视,各国也较少直接将其作为海洋确权的法律依据,导致中国以此构建海洋权利主张存在难度。对一般国际法的界定可将国际法委员会报告作为重要参考,将其归纳为包含习惯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国际与国内法普遍适用的规则,以及法律效力位阶更高的强行法,在国际条约、法院规约、司法实践及海洋领域广泛运用。一般国际法实质有效且有法律约束力,对于规则与权利的确认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国可运用一般国际法构建海洋权利主张,从诚实信用、有约必守、禁止反言等一般法律原则角度构建南海历史性权利,以正在形成中的习惯国际法为大陆国家远洋群岛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满足国家海洋维权的现实需求,促进《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适用与海洋法新发展。

印度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诉求、路径与挑战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自生效以来,对维护全球海洋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被视为“海洋宪章”。印度为了在国际制度框架内追求海洋权益和利益的最大化,在加入和实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其来主张诉求、维护海洋权益。印度通过出台海洋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海洋事务管理体系,推出和更新海洋战略和海洋学说等一系列举措,并取得了一定成就。印度在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过程中也面临着立法滞后、管理混乱和执行受阻等方面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迈向世界性海洋强国的道路上,印度必将更加重视并利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实现和保障其区域和全球的海洋权益和利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40年我国海洋的法治建设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缔结40年来,中国海洋法治建设快速发展。“21世纪是海洋世纪”,中国必须加快建设海洋法治体系,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基础,通过不断完善海洋立法、强化综合执法、加强国际司法协作、加强海洋教育等手段维护我国在海洋领域的正当权益,为加快“海洋强国”建设保驾护航。

《生物多样性公约》体系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交互下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养护的路径探讨

《生物多样性公约》体系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体系在保护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领域的规则协同效应明显,但制度碎片化现象严重。国家参与养护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遗传资源的整体质量不高,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内在张力以及平权型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博弈,阻碍了国际社会就养护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展开合作。由于共同环境利益和生态利益变得愈发重要,风险预防、生态整体主义和国情多样性原则以生态理性为核心,关注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尊重不同国家国情,有利于实现陆地和海洋系统的遗传资源协同保护。在这些原则引导之下,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确保海洋知识的对称性、发挥知识产权制度正面效应的具体路径,能够科学合理地养护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域生物遗传资源。中国在此契机下也应从完善生物遗传资源的国内治理体系、以共同体思维积极参与海洋生物遗传资源国际法治。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北极例外”条款的解释与适用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34条“北极例外”条款赋予北极航道沿海国在冰封区域的特别控制权,因其与北极航道密切相关而受得广泛关注,但在解释和适用中存在争议。在解释上,第234条的适用范围和“冰封区域”的界定应采取狭义解释,沿海国权利范围应以折中解释中的“法条文义限制说”为界限。在适用上,第234条与《极地规则》在适用中相互影响且相互补充,俄罗斯、加拿大、美国、欧盟等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有关第234条的立场和适用条件大不相同。北极航道是中国对外经贸网络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可以通过坚持正确立场、加强国际合作、强化科研主导3个方面合理应对第234条在解释和适用中的分歧,维护自身的权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及我国的考量

即使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利益至上仍然是无可厚非的。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在维护公约精神、履行公约义务的同时,理应享拥公约赋予的权利——国家利益,并得到公约的强力保障。然而,作为折衷产物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30年的实施过程中,虽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海洋法律秩序,但"软法"的迹象显现。就我国岛屿争端的现实来看,公约在争端解决上少有效用,我国的海洋权益屡次被声索国恶意利用公约之名侵占。本文就《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退出机制,对我国保留公约缔约国身份的相关问题展开探讨,结论是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共存,如果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进一步突出,退出公约,可望争取更广大的处理空间。

论俄罗斯对北部海航道的法律管制——兼论其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冲突

北极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环北极八国之一的俄罗斯对北部海航道实施了较为严格的法律管制。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缔约国,俄罗斯在北极地区的相关规定却有与国际法相冲突之处,这些冲突影响到各国在北部海航道的通行,也对未来国际法解决北部海航道制度提出了新的挑战。

斯瓦尔巴群岛海域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

斯瓦尔巴群岛是北极地区的重要岛屿,1925年生效的《斯瓦尔巴群岛条约》在群岛上确立了"主权确定,共同开发"的原则,但是条约的适用范围并未涉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确立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随着海洋法的发展,条约所建立的公平制度是否可以适用于群岛的上述区域,挪威与其他缔约国就此产生争议。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为视角,遵循《斯瓦尔巴群岛条约》的宗旨,对该条约作出目的性解释是解决群岛海域法律适用问题较为可行的方法。

《执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规定的协定》对我国远洋渔业的影响

一、<协定>出台的背景自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产生以来,截止到2000年10月,世界上已经有105个国家建立了200海里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制度的确立使原来在别国领海基线200海里以内作业的渔船纷纷转向公海,包括跨界鱼类和高度洄游鱼类在内的公海鱼类面临着形势更为严峻的捕捞压力.

美国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立场演变与影响分析

美国曾经积极参与并主导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谈判与起草,但在《公约》开放签字时,美国突然拒绝加入。近期,奥巴马政府大力推动国会批准《公约》,包括美国国务院、军方和产业界在内的诸多力量积极支持加入《公约》。论文阐述了美国对《公约》的立场转变,总结了美国国内支持和反对加入《公约》的理由,详细分析了近期美国积极推动加入《公约》的原因,并对美国加入《公约》后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研究。

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强制性仲裁”的限制条件——兼评菲律宾单方面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的仲裁

2013年,菲律宾单方面强行就中菲南海争议提起国际仲裁,相关的仲裁法庭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设立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的仲裁方式虽然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和必要性的特征,但是其又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条件都与仲裁庭的管辖权有关:"强制性仲裁"必须是基于争端各方已经协议自行选择的和平方法且仍未能解决争端的前提下才能采用,这是仲裁前置程序限制;"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案件必须符合该公约第281条第1款所规定的受案范围,这是仲裁庭受案范围限制;"强制性仲裁"所针对的事项不能属于争端方已经作出的保留范围,这是争端方保留范围限制。菲律宾单方面提出的南海国际仲裁案中,上述三个条件没有一个完全被满足,该仲裁申请理应被依法驳回。